许崇清校长（前排左五）、杨荣国教授（前排左四）和金应熙教授（前排左七）等人与中山大学历史系1959年毕业同学的留影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我依旧读有关“历史科学概论”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同时接受另一个任务，给总支书记李云飞当文字秘书。李书记要讲哲学，我就给写讲稿。出乎意料的是，他每次讲课，都受到同学的好评，说他有水平。此外，他的各种讲话，也多由我代笔。一九五九年新生入学，我问他还讲不讲“历史科学概论”,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看来是不讲了。那时，我开始想自己今后方向何在，发现南开历史系没有开过思想史，暑期将近，我冒出一个想法，历史系应该有思想史的课。我同李云飞和魏宏运一提，即获得他们的支持。
我查了一下各校开课的情况，复旦大学有，再有就是中山大学。杨荣国是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合作者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于是，我提出去中山大学，师从杨荣国进修中国思想史，李、魏也都同意。我当即给中山大学和杨荣国先生去信询问，并申请进修。
直到九月中旬，还没有得到回信，我以为“泡汤”了。正当悲观失望、为自己的出路困惑之时，下旬，我突然接到回复，欢迎我到中山大学进修，十月初可来报到。
我自是十分高兴，急急忙忙做了点准备，就启程了，先顺路回家看看老母亲，十月二号到达中山大学。没有想到，中山大学还在休国庆假呢，教务处的值班人，看了接纳我的通知书，很感为难，找不到头绪，不知道往哪里安排，但又无可奈何，不能不接收，就让我在行政楼门口等候。我这一通等候，足足等了三四个小时，又饥又渴，坐立不安，不得不来回转悠。中山大学实在太美了，如入仙境。过去认为南开已经很美，相比之下，南开不过是乡村小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是何等诗意。正在遐想，值班人把我打断，通知我到西南区进修生和研究生宿舍入住，并给我画了张路线示意图。中山大学曲径通幽，湖溪环绕，按图索骥也找不到目标，只能边走边问，好笑的是，碰上的人都说粤语，我一句也听不懂，突然感到进入了“蛮夷”之地。一番辗转后，终于找到宿舍，我的室友是一位陕西来的进修生，我们自然有了共同语言。
十月四日，我到历史系报到。管教务的同志说，“杨老”(他们那里的通称)很忙而且很少来系里，不用专门见了，到课堂上见吧。杨先生那时开宋以后的思想史，主要是理学史。课间，我向杨先生通报了姓名，看来他似乎不知道有此事，不过他说，欢迎来进修，跟着听课吧。杨先生把他的研究生孙国栋介绍给我，说有事找国栋联系，这就算“入门”了。杨先生一口浓重湖南话，听起来很困难，也很难做笔记。听他课的人有二十几位，是选修课，每周一次，两个小时。
第二次听课时，课间杨先生告诉我，看看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不必跟着课程走，按时间顺序依次读原始著作。
来南开的进修生就是听讲和读书，中山大学也是这样。过了一个多月，我积累了一些问题，才第一次“入室”(到他家)请教。杨先生为人很平易，话虽不多，但在关键词处很用力气。他嘱咐我，读书要仔细，一个字也不能放过。他讲起陈寅恪，十分推崇和赞扬，称其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好，能背《资治通鉴》,他的文章无证不言，学问大得无人能比，嘱我要向陈先生学习。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怀疑，《资治通鉴》卷帙浩繁，怎么背呢?后来有文章说，陈寅恪对杨荣国评价甚低，谓其不够教授云云。如果陈先生真的说过这种话，时间应该在一九五七年以前，而我听到杨先生推崇陈先生是在一九五九年，批判资产阶级教授的高烧还未退，并且是在《历史研究》刊载金应熙批判陈寅恪文章之后。
杨先生家的居住环境和居住面积，是南开教授无法比拟的。南开教授是那么简朴，历史系的郑天挺先生是一级教授，在天津时单身一人，住的是杨石先校长所住单元中的一间房。一九五九年，给郑老调房子，我们年轻人去给他搬家，搬后的房子，也只有两小间。两相比较，我私下里颇为我的南开先生们感到遗憾。
大约每隔一个多月，我到杨先生家一次。大概是一九五九年年底的一次，他同我谈到吴晗的《论海瑞》,要我认真读一读，他说结尾处有一段文字十分重要，是一位中央领导加的。他告诫我，写文章不能没有目的，要古今贯通，才能有益。我回去后翻阅了《论海瑞》,文章后边说到真海瑞与假海瑞等，我不知所指是谁，再一次到府上请教，把疑问提出来，杨先生也没有告诉我内情，只是再一次申述文章的重要性。到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发表批吴晗的文章时，我还认为既然吴晗的文章是中央领导审阅过的，怎么能乱批呢?一时转不过弯来。
我到杨先生家多半不“空手”,而是交一篇读书报告，也可以说是一篇论文初稿吧。那时候，我把主要着眼点放在政治思想，杨先生很支持我的方向。他说思想史太宽泛，并告诉我，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就侧重政治思想。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政治思想与哲学、伦理道德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很难分开，所以目光还是要宽些为宜。杨先生的点拨，对我以后的研究有很重要的指导性。我写过一篇论荀子的初稿，他看后说，其中重农部分写得不错。后来，我投给《光明日报》,文章发表了。
在中大时,我还旁听过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此前,曾读过金毓敏的《中国史学史》,听了刘先生课,我有了另一种感受。刘先生个子不高,但声音洪亮。他的授课,大有居高临下、俯视全局之势,很能引人入胜。刘先生的助教曾庆鉴同志送给我一份油印讲义,我回南开后转送给讲中国史学史的杨翼骧先生。稍后,我读到陶铸发表的公开讲话,说某教授把“大跃进”的“意气风发”污蔑为“意气发疯”,并给予严厉批判。周围人窃窃私语,有人说是刘节先生说的,又有说是容庚先生说的。传言还说,容先生是“一头牛”,形容敢顶、敢说话。陶铸讲话之后,我们在教研室开会,看到刘先生潇洒超脱,若无其事。刘先生在当时的确是敢说敢做的,一九六一年在曲阜开孔子讨论会,瞻仰孔子时,他带头行跪拜礼(此事是我的老师王玉哲先生告诉我的)。一九六三年,刘先生提出不能用你来一枪、我回一刀这样的阶级分析论说古人,因此被视为大逆不道。传闻刘先生在“文革”中主动提出要求替陈寅恪先生挨斗,真是一位难得的耿介之士。我到越秀山五层楼参观,有许多青铜大器都是容庚先生捐献的,令人由衷敬佩。此间也拜访过容庚先生,那是同他的研究生一道去的。我见到的容庚先生,也是一副不在乎的态度。“意气发疯”不管是谁说的,这样的言论如果发生在南开,我估计会引起轩然大波,相比之下,我感觉中山大学政治抓得不紧,气氛比较宽松。
与杨先生仅见过几面,到一九六〇年五月,我查出患有肺结核,就再也没有去过他家。健康透支,应该是患病的主要原因。来广州之前,在天津已经供应紧张,我的口粮定量是三十六斤,还能吃饱。到广州之后,第一个下马威是每月定量成了二十四斤。我当时十分纳闷,广东是鱼米之乡,怎么反而供应更差?事情也没有深想,仗着一股英雄气,觉得别人过得去,我也行,何况比爬雪山过草地强啊,进修要紧。但一下子减到每天吃八两,我这个大个子,又是农村出来的大肚皮,怎么咬牙都感到饥饿;自己鼓励自己,要挺过去,时间一长,似乎也适应了。几个月不到，体重猛跌十几斤。即使如此，我仍拼命读书，从来没有在午夜十二点前睡觉，第二天还按时起床，参加晨练；七点半准时去上课或到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极好，工具书很齐全，摆在周边书架上，可以到书库自己提书，数量不限，教师(包括进修生)有专门的座位，不像学生那样拥挤。那时学生很少穿鞋，几乎都是木屐或光脚。木履不能进图书馆，门前放着一排排木屐，花花绿绿，别是一番风景。
在中山大学固然也可以治疗，学校提供专门供肺结核患者疗养的小院，我也住了个把月，但营养不行，举目无亲，又不是本校职工，很孤独，病情难以预料，于是决定还是返回南开吧。回去后，我曾致信感谢杨先生的指导，并附诗一首。他回信鼓励我要有信心战胜疾病，同时指出诗意不错，但不合韵。我一辈子既弄不通韵律，也分不清四声，从小就没有童子功，我的启蒙老师只会教我们家乡音，一声和三声常常颠倒，我也没有下功夫改正，虽有诗兴，却只能写点打油诗而已。
我再与杨先生联系，是“文革”后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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