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3日，苏州狮子口监狱，陈公博被法警押往刑场。他身穿长衫，神色平静，临刑前对刽子手说了一句：“请帮助我，做得干净一点。”
而此时，他昔日的同僚兼对手周佛海，正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因蒋介石的一道特赦令暂免一死。当狱卒将陈公博的死讯告知周佛海时，据说他沉默良久，只低声说了一句：“公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这句话里，有不屑，有惋惜，或许还有一丝兔死狐悲的恐惧。
陈公博和周佛海，都是中共一大代表，但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陈公博出身官宦家庭，北大哲学系毕业，说话慢条斯理，带着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和书斋气。周佛海则是湖南沅陵一个私塾先生的儿子，靠岳父资助留学日本，功利心极重，做事锋芒毕露。
一大期间，两人并无深交，真正让他们走近的，是随后对共产党的共同背离。1922年，陈公博因支持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自行脱党；周佛海则在1924年因私生活问题和不满组织纪律，同样脱离共产党。
二十年代末至抗战爆发前，是陈周二人的“蜜月期”。他们在国民党内都属于汪精卫的改组派，一起办刊物，一起写文章，一起密谋反蒋。
这段时间，两人互相吹捧，引为知己。周佛海在日记中称陈公博“见解透辟，为朋辈中所罕见”，陈公博则公开说周佛海“头脑清晰，做事有魄力”。但这种交情从一开始就暗藏机锋，陈公博是汪精卫的铁杆追随者，视汪为精神导师；周佛海则更倾向于在汪蒋之间投机，他私下对陈公博说过一句话：“汪先生道德文章，固然令人敬佩，但领袖之才，蒋氏似更胜一筹。”
1938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公开投敌。陈公博当时犹豫再三，他最亲近的下属何焯贤劝他不要去，陈公博长叹一声：“汪先生待我如手足，我岂能在他最困难时弃之不顾？”最终他追随汪精卫到了上海。
周佛海却是另一个路数，他早在1937年抗战爆发时就私下对人说：“中国打不过日本，与其战败求和，不如主动和谈。”他投敌是经过精密算计的，认为日本必胜，可以趁乱捞取政治资本。
1939年8月，汪伪国民党六大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召开，陈公博和周佛海双双当选常务委员。但这时，裂痕已经出现。陈公博在大会发言中强调“和平反共建国”的“救国”成分，说这是曲线救国；周佛海则私下对亲信罗君强说：“公博这个书呆子，还真以为我们是在救国呢，我们不过是在乱世中求生存罢了。”这番话后来传到陈公博耳朵里，陈冷笑着对妻子李励庄说：“佛海这个人，从来就没有什么信仰，他只有利害计算。”
汪伪政权建立后，陈周二人的权力斗争迅速白热化。汪精卫自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周佛海则身兼财政部长、警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手握财政和特务两大命脉。
周佛海利用中储券疯狂敛财，生活奢靡，他在南京西流湾的公馆夜夜笙歌，娇妻杨淑慧更是以“周太太”之名插手人事。陈公博对此深恶痛绝，他在1940年7月的日记中写道：“佛海近来行事乖张，中储券发行毫无节制，长此以往，民怨沸腾，我等将何以自处？”他派人暗中调查中储银行账目，被周佛海得知后，周在行政院会议上当众讥讽：“立法不修，却来查财政，这是哪门子规矩？”两人从此公开决裂，汪精卫不得不多次出面调停。1942年，周佛海授意手下特务头子李士群，在苏州截获陈公博与重庆方面秘密通信的证据，虽未公开，但从此视为把柄，而陈公博则联合汪伪内部另一派系“公馆派”，处处掣肘周佛海的财政政策。
两人之间最尖锐的矛盾，体现在对日态度上。陈公博再堕落，始终有一种文人式的自尊，他在1943年访日时，当着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面说：“中国不是日本的殖民地，汪政府也不是日本的傀儡，如果贵国不改变高压政策，和平运动必将失败。”这番话让在座的周佛海冷汗直流，事后对陈公博说：“你这是找死。”陈公博冷冷回应：“大不了一死，总比有些人跪着求生强。”
周佛海则不然，他完全把自己绑在日本战车上，甚至在1944年日本败局已定时，还公开宣称“与皇军共存亡”。但与此同时，他早在1942年就通过军统特务程克祥，与戴笠建立了秘密联系，开始向重庆输诚。陈公博知道后，轻蔑地对心腹说：“佛海两头下注，看似聪明，实则首鼠两端，将来两边都不会信任他。”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后，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主席，但他这个“主席”当得极其憋屈，实权大多掌握在周佛海手中。周佛海此时已兼任上海市长，以“上海王”自居，根本不把陈公博放在眼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两人末日来临前的表现，最见其性格本质。8月15日，陈公博当晚在南京召集最后一次会议，他神情木然地说：“事已至此，我决定承担一切责任，诸位各自保重吧。”随后他带着李励庄等人乘飞机逃亡日本，躲在京都金阁寺附近。
而周佛海早在8月12日就接到戴笠电报，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负责维持京沪治安，阻止新四军接收。周佛海欣喜若狂，以为自己的“曲线救国”得到了重庆认可，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我周佛海在抗战期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掩护地下工作。”他命令税警团和保安队维护秩序，严阵以待，俨然以“抗战功臣”自居。
陈公博在日本化名“东山公子”，隐姓埋名五十多天，最终还是被引渡回国，1946年4月被判处死刑。周佛海的审判则拖到了1946年10月，这期间他在狱中写了大量自白书，反复强调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甚至把与戴笠往来的密信作为证据。10月7日，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但他妻子杨淑慧立刻拿出蒋介石的亲笔信，要求特赦。1947年3月，蒋介石颁布特赦令，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
陈公博的遗孀李励庄在丈夫死后对人说：“公博这个人，一辈子要面子，死也要死得像个样子。他明知跟汪先生走是错的，但义气害了他。他常说，周佛海是条泥鳅，滑得抓不住，我是一条直路走到黑的牛。”
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被捕后供述：“周先生一生只认利，不认人，谁给他好处多，他就跟谁。抗战开始时他认为日本必胜，拼命巴结日本人；等看到日本不行了，又拼命巴结重庆。这种投机，或许能苟活一时，但历史不会放过他。”
事实上，周佛海特赦后并没有获得自由，他1948年2月28日病死于狱中，终年51岁，死时身患心脏病、肺结核等多种疾病，瘦得皮包骨头。据说他临死前剧烈咳嗽，断断续续地说：“我……我对得起……哪个？”
历史学者唐德刚在《汪伪政权史论》中有一段极为严苛的评论，常被引用来为两人盖棺论定：“陈公博是穿着长衫的投机分子，连做汉奸都要讲姿态，最后被自己半吊子的道德感压垮；周佛海则是赤裸裸的市侩，他的所谓‘曲线救国’，不过是给无耻涂上一层金粉。”
陈公博临终前写的自白诗中有句：“大海有门能上下，青山无路可相逢”，他至死还沉溺在文人的感伤里；而周佛海在狱中日记写下的，却是“物价飞涨，狱中伙食日劣，此生恐难熬过”。
一个至死放不下姿态，一个至死惦记着饮食，这两个大汉奸，到最后各有各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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