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风暴眼》出品
作者 | 洄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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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点左右，苏炫终于拨通了母亲曹会勤的视频电话。自从这位65岁的母亲瞒着女儿进了厂，她们已经半年没见面了。
视频镜头里，曹会勤把头凑近屏幕，手指轻轻拨开发根。苏炫的心跳漏了一拍，她看见母亲的头发掉了一大把，发际线明显后退，扎起的马尾也灰枯细瘦。她分明记得，母亲虽然年过花甲，但状态显得年轻，皮肤白皙，此前头发也浓密饱满，每次帮她卷头发，都卷得手酸。
变化是从今年新年后开始的。曹会勤和几个同乡挤进一辆面包车，动身去了一千多公里外的福建泉州，她被介绍到一家鞋厂，每天16个小时窝在一张方桌前，做贴胶的活儿。
曹会勤没和任何人商量，没带几件换洗衣物，包裹里只藏了一张比自己小15岁的同村大姐的身份证。这是她借来的，靠着它，才能刚好卡在50岁以内的年龄线上，顺利报备进厂。
在福建泉州、广东东莞、浙江温州……还有不少像曹会勤一样的老人。一过50岁，就被就业市场拒之门外，即便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岗位，也面临着没有合同、缺乏保障等种种风险。
但他们没办法让自己停下来。贴胶、搬运、缝纫、建筑小工……在这些角落里，超龄工人们被说不清的焦虑推着走，用最拙劣的方式，守住自己的活路，或者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有用”。
在他们的世界里，活着，就要干活；只要还在干活，就还活着。
01 靠假证改年龄，只为打工
几个月前，同村大姐找到在上海工作的苏炫，有些担忧地问：“我的身份证被你妈妈借走，好几天联系不上人了。”
苏炫急得不停给母亲打电话，一直到晚上才终于联系上，母亲刚下工，坦白是附近村子的同乡介绍她进了鞋厂。当初介绍人提到这个门路时，曹会勤还有些惊讶：“我年纪这么大也行？”
“怎么不行？”对方轻车熟路地说，“你去找个年轻人借张身份证就能进。”
果然，伪装成小15岁的年龄，曹会勤顺利进了厂。可第一天安排给她的活，就让人吃不消。十几个小时长时间站着忙活，她腿上的静脉曲张犯了，实在站不住，厂里才给她调换了贴胶的岗位。
可她每天还要闻着刺鼻难忍的气味。鞋厂的老工人都知道，贴胶不能长干，溶剂型胶黏剂含有多种有毒物质，长期接触有损健康。仅仅半年，曹会勤憔悴了不少，不只大把掉头发，鼻子和嗓子也总是不舒服。她跟女儿说，有一阵子嗓子里天天像卡了刺，特别难受。
曹会勤每天五点多就起床，六点左右就坐到工位上开始上班，晚上十点半才下班。端午节那天，厂里加班，但她实在累了，想着过节了起码得给自己放一天假，没有到岗，这惹得老板很不高兴。
苏炫从与母亲断断续续的对话中，拼凑出了她的打工生活，并得知母亲刚进厂那段时间，一直被拖着工资，过了很久才拿到三千块钱。她算了算，时薪连七块都不到。
“你别干了，赶紧回来吧”。苏炫听不下去了，她觉得这简直是打黑工。
“没事”，曹会勤说，“我自己买了个口罩，戴着就行。”
她又不甘心地补充：“厂里好多人年纪比我大得多，七十好几的头发全都白透了，天天都在厂里干活，别人都能坚持，我也可以。”
在这座小厂之外，更多见不到光的底层招工链条里，还有大量超龄工人这样掩盖着真实年龄，冒用他人身份，只为赚一份辛苦钱。
57岁的老岑常穿梭在各个项目里做零工，同行的人里，常有比他还大的老年人。60岁往上的工人，就不允许进入项目场地了，于是借用别人的身份证或者门禁卡，成了行业里的潜规则。
7月初，他在北京一个演出彩排场地做道具布置工作，入场时安保人员一一对照着工人的人脸和身份信息，一旦发现冒用他人门禁的情况，会直接没收证件，罚劳务公司五万到十万元。
工人们戴着安全帽、穿着统一马甲，几位超龄的工友混在队伍里，没想到立马被保安揪了出来。
老岑看情况不对，赶紧上前把保安拉到一边：“兄弟，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说着，悄悄往对方手里塞了两百块钱。
更多时候，他们不难蒙混过关。人多排队刷卡进场的时候，安保人员顾不过来，基本不会仔细盘问。等到施工收尾、拆场阶段，管控会松懈更多。
受访者供图
老岑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常年干这活的，已经摸得门儿清：哪个场地管控严，哪个场地宽松。越是大型、官方的项目，门禁和身份核查就越严格；普通商业活动、临时彩排场地的管控就相对宽松，核查大多走个流程。
每次进场前，带队都会特意嘱咐超龄的工友，进场之后别多说话、别乱走动。实在正门不好进，他们也会想办法用车从物流小门把人拉进去。
虽然劳务公司这样做要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但这些固定合作的老人手脚利索、听话靠谱、熟悉流程，不用重新培训，紧急赶工期的时候比临时在劳务市场找的陌生人好用得多。
凤凰网《风暴眼》注意到，近年来，常有新闻曝出农民工用假身份证伪装年龄打工的事件。
2023年媒体报道，老人因超60岁，去打工屡屡碰壁，为挣钱照顾残疾妻子，花1200元买下8张身份证打工，上海检察官决定不起诉。
也有人因此受到处罚。2023年2月，上海64岁建筑工人因假身份证改年龄打工，被处以行政处罚，并罚款500元。
抖音视频截图
就在今年4月，江苏一名七旬老人为外出务工，花300元办了假身份证，把年龄改小8岁，还特意把白发染黑，相关部门发现后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监管和检查越来越严，老岑告诉凤凰网《风暴眼》，现在想要靠办假身份证打工，这条路很难走通了。
借用他人身份证就方便多了，两个人年龄、长相差距不能太大，勉强看着相像就行。大多时候，这些用来顶替的身份证都是包工头提前找来安排下去的，有些是离职工人遗留下来的，专门用来报备。
带班的人还要挨个叮嘱借用证件的工友，熟背证件上的姓名、号码、家庭住址，还要分清户籍是城镇还是乡村，问起来必须对答如流，不能一问三不知，不然瞬间就会暴露。
老岑早年也带过队，他经常碰到年纪偏大的务工人员，拿旁人的身份证前来应聘干活。“很多人才四十多岁，就已经找不到工作，不得不用这种方法了。”他说。
02 “这么大岁数？年龄不合适”
2021年，曹会勤从广东东莞一所小学的教师岗退休。随后，她来到女儿生活的上海，找了份给小孩当家教的营生。
起初，她只需要负责孩子的学习生活，与自己过去的职业还算相通。但没多久，这工作就变了味，雇主按住家保姆兼家教要求她，什么杂活都得干。月薪只有五千，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四十，所有时间都卖给了对方。
一旦曹会勤提出异议，雇主就拿她的年龄说事，“你这岁数去别的地方，根本找不到工作”。
没多久，她就被辞退了。她又试过做钟点工，也在餐厅、酒吧干过保洁。
酒吧里夜夜噪音震耳，每天熬到凌晨三四点才能下班，干了一阵子，她整个人精神状态变得极差，只能主动辞职。
曹会勤总觉得自己身子骨还硬朗，能干活，可市面上的招工点大多不收年纪大的。她面试过的不少岗位，招聘人员扫一眼她的身份证，直接摆手刷掉。四处碰壁之后，她实在没了办法，回了老家，这才接触到了如今所在的鞋厂。
许多大龄工人困在同样的限制里，一过50岁，招工的大门就几乎对他们关上了。
就在几天前，老岑找了个仓库里的活，一刷身份证就被拦了。对方瞥了眼证件上的出生年份，“这么大岁数？年龄不合适。”
老岑告诉凤凰网《风暴眼》，不管是工地零工还是物流岗位，除了看证件，招工方大多还会先给工人做体检，高血压、高血糖或是心脏有问题，是过不了关的。
受访者供图
老岑的血压一直偏高，遇到要测血压的环节，带班的都会提前问清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提醒提前吃降压药。要是有人血压实在过高，就只能作罢。
他常做的舞台搭建，大多只要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这个年纪，只能在旁边打打下手。登高、专业布线、调试音响灯光这类技术活，他一概插不上手。
反倒民营企业的年龄卡得没那么死，但也只有在工期紧张、人手紧缺、赶着收尾的时候，才会愿意临时用超龄工人。“比如搭建舞台的短期工期，要求三天内必须完工验收，演员和导演等着离场，工期卡得死，才会招大龄工人加班赶活。”老岑说。
这时候带班的也会格外留意超龄工人的身体状态，时不时问一句有没有胸闷、不舒服，不敢让他们硬扛。
同样做零工的赵宁刚满50岁，他已经发现市场上留给自己的工种不多了，物流、绿化，都是又脏又累的苦差事。
他干过好几家物流公司的装卸工，大多只干一天就再也不想去了。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物流岗一干就是12个小时，一个人要同时装卸两车货。
两条传送带并排转，这头的货刚搬完，那头的货已经堆成了山，他得小跑着赶去装另一车，连喘口气的空隙都没有。“人怎么能赶得上机器呢？”
就这样，几辆物流车同时排队等着搬运，他在没有空调的闷热厂区里埋头苦干，慢一点就要被骂：“能不能干？不能干就走！”
“恨不得把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根本不拿工人当人看。”有一次，赵宁只干了几个小时就受不了，干脆撂挑子走人。
他从40多岁就开始出来打工，南北方劳务市场轮着跑。在他的印象里，南方劳务市场更人性化些，因为确实缺工。有时候看身份证上的年龄超了几岁，人既然来了，也就让进了，还会挑些轻体力活派给他。
等到第二天，他会被对方拉黑，超龄的人不能再干第二次。
他觉得，这也行，至少比北方的劳务市场直接卡死年龄更强一点。
这样一天下来，正常物流搬运的日薪得有三四百块，可被中介层层扒皮后，落到他手里的只剩100多块。
要是干绿化的活，也要在户外晒一整天，挣100多块，同样辛苦。若是手里没钱了，再累也得去干一天。“要不然，没有住的地方可以睡马路，没有吃的，三天就受不了了。”赵宁说。
他细数各地的住宿成本：北京的住房最贵，最便宜的一个月也得五六百，南方打工密集的地方，便宜的单间要100多，也能花6块钱租个一天的床位。
南北方来回跑了十来年，赵宁从来没回过家，“我在哪儿，家在哪儿。”他说。
03 年龄线一降再降，工价一压再压
近几年，像曹会勤、老岑这样的超龄工人，能找到的活儿越来越少了。
很多人凌晨早早地在劳务市场等活，晃了一圈，太阳开始炙烤起来，就回家了。他们发现，大批暑期学生工、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失业青年出来找活，开始与自己在同一片市场里竞争。
凌晨在零工市场等活的工人。凤凰网《风暴眼》摄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在增加，2025年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70万人。
而另一边，国家统计局《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30115万人，其中50岁以上占32.0%，规模接近1亿人；农民工平均年龄43.3岁，5年间50岁以上占比提高近5个百分点。
越来越多老年人有就业需求，但年轻人的大规模入场，也让不少地方的招工年龄线一降再降。
老家在河南的糖糖，父母都是农民，今年1月种好麦子后，还有40多天的农闲可以打零工。那一次求职，他们就经历了同一轮招聘中用工年龄线的反复调整。
刚接到招工信息时，母亲很开心，打视频跟糖糖说，这一次招工薪资不错，年龄线划在54岁。刚好，糖糖54岁的父亲和50岁的母亲，年龄都符合要求。
工厂位置在湖北黄石，管吃管住，生产空调制冷压缩机，包装、贴膜等工作，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工资220元/天。他们兴奋地装起日常用品和铺盖卷，出发了。
那时正值元旦假期，他们开着车到厂区门口，却在寒风中被告知，“由于来应聘的人太多，年龄线已经降到50岁”。糖糖的父亲因此被剔除在外。
驻场中介又去沟通了一番，父亲的信息才破例入了系统。第二天，夫妻俩按要求参加体检，健康指标都合格。
没想到，在进入车间之后，工厂又说，“又来了很多工人，招工年龄降到了45岁”。车间把年轻的工人挑走了，对着剩下的几位大龄工和糖糖的父母，连说了几次“不要”。
糖糖再次收到母亲的消息时，对面的情绪已经一落千丈。“他们都有年龄限制，怕出事。体检，表都填完，安排不了活。”
他们气不过，原本招工时说干到年后结束，回去报销路费。结果，应聘这一路，油费、过路费、体检费，自己倒是搭进去一千多。“连活都没有，谁给报销路费啊？”
其他应聘者，有的还在去的路上，有的刚到门口就被刷掉，他们是坐大巴车过去的，既然入不了厂，就没有人安排住宿，大冷天在厂外等，联系大巴回家。“纯折腾人”，糖糖说。
与之相伴的是，年龄越大，薪资越被一压再压。
受访者供图
小莫的父母都是建筑工人，一个月只有几天能有活，这些年大工地的活少了，小工地都是临时工，干一天是一天，四处奔波。
小莫告诉凤凰网《风暴眼》，父亲以前在工地做钢筋，如今53岁了，很多工地老板都不要，特别是和陌生老板合作的情况下，最容易被卡年龄。“他长得显老，总是第一批被刷掉的。”
即使找到工作，薪资也被压得比别人低。以前壮年时，父亲的日薪能有四百左右，现在因为年纪，即使技术很好经验充足，但依旧会被压工资到三百甚至更低。
老岑也有同样的感受。他告诉凤凰网《风暴眼》，除了正常工作，市场上有一小部分活计专门招年龄大的。“为什么？工资太低。”老岑说。
他介绍，很多小劳务公司没有资质、没有资金，接了活也垫不起工程款，根本拿不到优质项目。活小，活少，加上如今到处是高科技设备，物流行业都普及了搬运机器人，因此，越是工人扎堆的地方，工价就越低。
“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硬生生把整个市场的行情搞坏了。”老岑说。
在用工方拼命压价下，一天的工价浮动可能几十块钱，最低130块，最高200块左右。“而且带班的、包工头还会从我们身上额外挣钱，不光赚人头差价，还会把我们的饭钱、水钱、交通费全部扣走。一天下来，他们能从一个工人身上多赚一百多块。”老岑说。
每当跟着固定的大舞台团队干活时，他都在场地里吃住，这样能省下一笔房租和生活费，一天最少能省几十块钱，这对他来说，一个月相当于能攒下一千二百多块。
“等到九月暑假工开学返校，市面上务工的人手变少了，或者熬到年底，人手缺口大，工价才会慢慢回调恢复原本的价位。”老岑说。
04 健康，成本，风险，正在求解
超龄工人在就业市场上的尴尬处境，是多重因素带来的。
其中一个核心因素是，用工主体无法为超龄农民工购买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保，超龄农民工大多从事低收入、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用工安全风险大。
老岑就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他记得，一个老乡是做舞台搭建的老板，去年出了特大安全事故。老板雇了个53岁的工人，登高作业时没做任何安全防护，一头栽了下来。
虽然老板给工人买了意外险，但因为违规操作，加上年龄偏大，保险无法全额赔付，最后老板赔了一百多万，公司被平台拉黑，十年之内不能在重要场地承接任何工程。
那些年纪超过60岁、完全无法上保险的工人，风险就更突出了。
2022年，多地曾以“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不得进入施工现场”一刀切清退超龄农民工。但同年年底，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对此进行了纠偏。
今年，政策仍在进一步求解。6月1日住建部60号令取消特种作业人员60周岁硬性年龄上限；7月1日，人社部等五部门《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正式施行，明确用人单位对超龄劳动者能够胜任的岗位不设置不合理的年龄限制，必须签订书面用工协议并缴纳工伤保险。
法律和政策层面的绿灯，并没有彻底改变市场层面的年龄歧视。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曾在2025年针对泸县超龄农民工就业现状发布调研报告，报告数据显示，受访者选择“想找一些轻松点的工作来做，但企业不要”的，占11.54%；“企业搞‘一刀切’，不要超龄农民工，裁员了，失业中”的，占23.08%。超过三分之一的超龄农民工有就业需求，受用工主体排斥而被动失业。
凤凰网《风暴眼》近日在一处劳务市场看到，大量劳务公司门口、墙上贴着黄底红字的招聘启事，年龄仍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硬要求：工厂招40岁以下，电子厂要33岁以下，面包厂限35岁或45岁以下……
凤凰网《风暴眼》摄
在这种情况下，超龄劳动者“借证打工”的现象仍会在角落中继续存在。而困在其中的老人们，更容易让自己陷入保障困境。
2023年就曾有媒体报道，一名62岁的农妇借身份证当环卫工，被撞身亡后公司拒赔，并称，“没有这名员工”，家属维权无门。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吴文芳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工伤保险确实是此前超龄劳动者就业的最大制度障碍之一。《暂行规定》将参加工伤保险从可选项变为法定义务，方向正确。但配套规则尚未落地，参保渠道、费率标准、工伤认定和待遇支付等操作细节尚待明确，各地社保经办机构准备进展不一，上海、北京、广东等地虽已先行试点单险种参保，更多地区仍需等待统一规则。
她同时表示，用人单位的顾虑不止工伤保险，书面协议签订、工时管理合规、安全卫生培训、岗位适配评估等都是新增合规义务，建筑行业利润薄、用工流动性大，增加的合规成本可能让部分企业从“不敢用”变成“不愿用”。
“如今，卡点不在用工后的保障，而在用工前的准入。”吴文芳说。
她建议，在《就业促进法》修订或专项立法中明确禁止不合理的年龄歧视，对招聘年龄限制设定合理性审查标准（特殊岗位除外），让“以健康状况而非年龄作为上岗标准”成为原则。 此外，建立面向超龄劳动者的公共就业服务和法律援助机制，逐步将灵活就业和平台经济中的超龄劳动者纳入保障范围。
05 母亲的焦虑：干“活儿”，才是活着
直到如今，曹会勤仍一直不肯向女儿透露自己所在的具体位置，苏炫是从母亲寄回身份证的快递单上，才查到寄件的大致方位和路段。
苏炫每天在短视频平台搜寻附近的鞋厂，辨别着每一条视频里一闪而过的身影和声音，有没有熟悉的那个。
画面里恶劣的工作环境加剧着她的担忧。但每次试图劝母亲辞职，电话那头都会大发脾气。曹会勤打心底觉得，以自己65岁的年纪，能找到一份愿意收留的工作，已经太不容易了。
母亲性子倔犟，这是从小的苦日子和旁人的闲话磨出来的。
在苏炫很小的时候，她的父亲就过世了，曹会勤顾不上孩子在跟前，无法抑制地崩溃痛哭。那是儿女记忆里，母亲极为罕见的脆弱时刻。
苏炫记得，那时候在乡下，好多人等着看这家人的笑话，笃定她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过不下去。在这些闲言碎语里，曹会勤唯一能抓住的，就是自己拼命要强的自尊心。
她是那个年代村里少有的大学生，心气高，在硬生生一个人扛下所有重担的日子里，心里也始终淤积着化不开的焦虑。
她不自觉地想要控制子女，用打压式教育推着孩子们走自己期望的路。女儿学了她觉得没有出路的文科，从来没有得到过她的一句赞许。儿子赚的钱不够多，即便足够养活自己，也被母亲认为没出息。
于是，曹会勤每月拿着两千多元养老金，依然无法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只要儿子没结婚，她就总想着要多攒钱，为人父母的责任，似乎永远担不完。
老岑却没有曹会勤那种焦虑，他过去是车厂工人，在老家有房子，没贷款，八十多岁的父亲有养老金。自从离开车厂之后，他也定期给自己交着养老保险，他想打零工到六十岁，就回老家，“这辈子就算是有个交代了”。
但他身边那些六十多岁还在拼命找活干的大龄工友，每个人身上都背着沉重的生活压力。老岑告诉凤凰网《风暴眼》，他们大多从农村走出来，没有退休工资兜底，家里孩子多，好几个儿女等着结婚，因此必须坚持打工攒钱。
受访者供图
这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生命课题。赡养老人，托举子女，无休止地劳碌下去，像是他们给自己布置好的家庭作业，也是证明自己价值的方式。
在社会上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对于糖糖的父亲来说，是难以适应的。
糖糖发现，自从父亲从湖北工厂求职失败，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
父亲刚回家，就在家庭群里给儿子发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你很优秀呀儿子，没事还可以旅旅游。但是我想说一下，能不能攒点钱，现在挣钱不容易啊！”
在他看来，以后用钱的地方很多，手里有点积蓄还是必要的。有钱说话才硬气，有底气。
“从这次外出务工被刷下来，我就知道自己已不再年轻，以后做不了你的坚强后盾，希望你们以后能独当一面……”父亲继续敲出这些字。
糖糖知道，弟弟已经工作，有不错的收入，此前出去旅游，父亲从来不会说什么。但这一次他一反常态，絮絮叨叨地自顾自说着，更多的是为了疏解自己的挫败感。
在糖糖记忆里，父母对子女在教育方面很舍得投资。小时候家里很穷，弟弟读学前班的50块都是父母借来的。后来，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父母两人轮流外出打工，至少要留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
孩子长大了些，父母开始到北京卖菜，后来在河北做晒板的生意，买进湿的薄木板，晒干捆好卖出去，做了十几年。
晒板很辛苦，渐渐的，父亲有一条胳膊无法抬到头顶，母亲脊椎也出了问题，于是两人在2022年回老家种地。那年冬天农闲，他们一起去了浙江一家文具厂打工，当时招聘要求小于53岁，工作要两班倒，有少量夜班。
可是，仅仅过了三年，他们就找不到愿意要他们的厂子了。
比家庭重担更持久的焦虑，在于对自己养老的后顾之忧。
曹会勤只要闲在家一天就浑身不自在。她看不惯那些退休后打牌、旅游、带孩子的生活，觉得这些都是不务正业、浪费时间。
在她的世界里，晚年生活只有一件正经事，那就是赚钱。
找不到工作的日子里，她便买网上的特效药、养生产品。为了不让女儿发现，她把几大箱的药所有外包装全部拆掉，偷偷藏起来。
她在微信上加了各种各样的网课群，花钱报AI课程、买一堆书本。她学得特别认真，记了一本又一本厚厚的笔记，小米巨能写的笔，前前后后写空了六盒。
她不想依靠儿女，笃定地相信，这些才是自己靠得住的养老保障。
儿女但凡劝她一句，她就怼道：“你们自己不长进、不肯学习，不要管我。”
如今，在这些目标错杂的慌乱抓取里，她最想抓住的鞋厂工作，未必是那个最好的选择。因为，她没有更好的选择。
回想起来，苏炫恍然发现，母亲给自己看她稀疏的头发时，神情并非在诉苦，而更像是一种不甘心被打倒的炫耀。“我至少要把一整年干下来”，她说。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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