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的主要社会矛盾中，性别矛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远大于国际矛盾。大多数当代中国男性如果看到外国人像当年日本人一样对待杨景媛、张薇、杨笠等中国杰出女性的话，不仅不会站出来抵抗，反而更可能是拍手称快。
那么，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有很多种，但是，当代婚姻中一个妻子到底对这个家庭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被有计划有目的的混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一、古代“正妻”是什么？
在古代中国的宗法制度中，“正妻”不是恋爱对象，而是一个家庭的管理者角色，负有对家族延续最直接的责任。
她的职责清晰明确：主持中馈，管理家务；相夫教子，辅助丈夫的事业与品德；侍奉公婆，维系家族的孝道秩序；抚育嫡出子女，确保家族血脉与财产传承的合法性；协调妾室关系（如果有的话），维持家庭内部的基本稳定。
这个职责在明代都穆的《谈纂》中记载的一篇朱元璋的故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个故事说一个姓刘的指挥使病逝后，他的妻子因为无后担心生活没有保障，便去找朝廷要补助，最终层层上报之后这事儿到了朱元璋那里，然后朱元璋亲自召见了这位刘氏，一问说这刘指挥多大年纪死的，答说五十岁，结果朱元璋大怒，说刘指挥活到五十岁却没有子嗣，也没有纳妾，这在朱元璋看来，都是因为刘氏“骄纵泼悍”，不允许丈夫纳妾，才导致刘家断了香火。最后给这位刘抵判决，“本应处斩，但念在你丈夫的功劳，饶你不死。令光禄司给你漆碗木杖，每日到同级功臣家中乞讨糊口，以此作为对天下妒妇的警戒。”
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是真实表现了古代宗族社会下的价值观。
正妻的权力来自宗法赋予的地位——她是家中唯一的女主人，妾室地位远低于她，子女必须称她为“母亲”。她的义务也来自宗法：她必须承担管理家庭、维系家族的责任。换句话说，正妻是一个“职位”，有明确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对家庭负有不可推卸的治理责任。
这也是现代家庭中最缺乏的一点。
二、当代多数女性追求的，其实是“小妾”的职责
再看今天。越来越多女性在婚姻中的自我定位是：我负责貌美如花，你负责赚钱养家。家务要分摊，公婆少来往，孩子最好由双方父母带，财政最好由各自独立管理，丈夫的情绪需要被照顾，妻子的情绪更需要被照顾。
这些诉求，并不符合“正妻”的定位，反而更接近古代“妾”的角色——不承担家族管理责任，不参与家庭治理，只负责提供情感陪伴和生育功能。区别在于，古代妾室至少明确自己是“妾”，而今天很多女性既拒绝承担正妻的治理职责，又要求享有正妻的地位和尊重。
如果妻子既不参与家庭决策，又不承担家庭管理，孩子的教育交外包，老人的赡养靠推诿，丈夫的事业不过问，家里的财务不清楚——那她在这个家庭中扮演的到底是谁？
三、症结：谁模糊了“正妻的义务”？
这不是女性单方面的问题。当代婚姻义务模糊的成因，至少有三方因素：
传统伦理解体：旧宗法体系要求女性承担“主内”的全部责任，这是压迫；但新伦理体系尚未建立，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自由择取”式的婚姻观，双方只谈权利，不谈义务。
消费主义介入：婚庆、珠宝、医美产业都在鼓吹“女人就该被宠着”，却从不提“女人也该扛着”。这种叙事将妻子塑造成“被供养者”，而非“家庭合伙人”。
社会结构变化：女性普遍进入职场，确实没有精力像古代正妻那样全职管理家庭。但问题在于，职责可以分担，不能消失。如果夫妻双方都不承担家庭治理的责任，那这个家庭的公共事务就落入真空。
因此，现在提出“正妻的义务”，不是为了把女性赶回厨房，而是为了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婚姻是一个共同经营的实体，进入婚姻的人，无论男女，都负有对这个实体的治理责任。
这些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共同承担家庭财务管理；共同参与子女教育决策；共同面对老人的赡养安排；共同维护婚姻关系本身的质量。这些责任不应由某一方单方面承担，但也不能由双方共同推卸。
今天的婚姻之所以脆弱，恰恰是因为太多人只想要婚姻的福利，不想要婚姻的责任。不想承担家庭责任，却想拥有家庭保障；不想付出治理精力，却想坐享安稳生活。
这不是婚姻，这是寄生。
“正妻”这个词或许旧了。但“家庭合伙人”这个概念，当代婚姻中恰恰极度缺失。与其争论“女性该不该貌美如花”，不如问一句：在这个家庭中，你承担的治理责任是什么？ 如果答案是没有，那这个家庭就不算真正成立。它只是一个合租公寓，附带一张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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