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速度的时代,我们习惯快速浏览、做出判断,却渐渐失去了与一本书耐心相处的能力。
经典从不急着给出答案,它邀请我们慢下来,与前人的思想对话,也与自己的内心相遇。文学则让我们越过眼前的现实,看见人生尚未发生的种种可能。
也许,读书未必能够立即改变生活,却能让我们在漫长岁月中拥有更丰盈的心灵、更开阔的想象,以及面对世界时更多一分从容。
本文来源:《天下中文是一家》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吴晓东
真正能托住你的书
都值得慢读、细读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则这样界定什么是“经典”: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
博尔赫斯(1899—1986),阿根廷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翻译家,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大师之一。
这是从读者阅读的角度提出对经典的界定。博尔赫斯启迪我们,所谓经典不是藏书浩繁的图书馆中那些蒙着厚厚的灰尘让人望而生畏的大部头,而是那些与我们读者的种种需求息息相关的鲜活的文学话语。
每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困扰和危机,需要去祖先那里寻求帮助和解答的时候,经典就会焕发出应有的活力。“世世代代的人”之所以对经典抱有一种“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正是因为它是后来者与那些人类伟大的先行者进行对话的途径。
因此,文学经典也激发着人类对话与交流的能力,这也是一种人类正在逐渐丧失的能力。尤其在信息和知识海量增长的数字和AI时代,人们越来越不耐烦与他人交流,更匮乏的是与经典进行对话的耐心。
当今天的读者已经谙熟与习惯了网络小说的日更万字以及一目十行的阅读方式,再去阅读经典作品,比如19世纪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或许就会觉得其中事无巨细的环境描写和连篇累牍的心理分析是难以忍受的。但恰恰是这种长篇大论,构成了19世纪的小说特色,也提供给我们理解社会历史、进入人物内心并与人物进行思想交流和灵魂对话的路径。
这种对心灵以及心理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与剖析的小说风格,我们在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中经常会看到,它更是以“拷问灵魂”著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最突出的特色。这些小说告诉我们:对人类灵魂的考掘与省察是19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领地,由此文学也才称得上是“人类心灵的教科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小说家,以对人性、信仰、罪恶与救赎的深刻探索著称。
当然,如果你对这种心理分析和思想剖白的风格产生了自己的不同的见解,这也正是与经典进行对话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现实主义小说中的这些思想到底是产生于人物的心灵深处,还是作家赋予笔下人物的?这些思想剖析和心灵分析是不是必须的?在崇尚简洁、速度和效率的今天,如何评价这种冗长的小说美学?
这些疑问也同样困扰过当年的评论家,他们责备作者小说中脱离情节的插话太多:“大量的哲学议论拖延了故事情节的发展。”但是正如法国作家莫洛亚所指出的那样:“长篇巨著没有这些冗长的描写只怕难得丰满。延宕、暗示、停顿、时间,有时这些都是必要的。”(莫洛亚《伟大的叛逆者——雨果》)19世纪小说的独特魅力恐怕正在于此,它以一种“延宕与暗示”的停顿空间为我们与经典对话提供了必要的时间,并要求我们具有同样必要的耐心。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其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
经典既是作家们与生活世界、与社会万象、与诸种人物的对话,也是作家直面自我的心灵探问以及向大自然的默默告白。
譬如梭罗的《瓦尔登湖》以及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都是孤独的隐居者在与大自然晤谈的同时与心灵对话的忠实记录。这些对话,不仅慰藉了此后一代代的孤独者,同时培养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交流的能力——与大自然、与我们的同类以及与我们每个人自己。而我们通过与文学经典的对话,最终学到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类正在丧失的能力。
把对文学经典的阅读与研究看成是与人类伟大的先行者进行对话的途径,其实也提供了定义“经典”的一个标准:在理想的状态下,经典阅读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性愉悦、审美性享受和彻底的心灵的敞开。因此有学者用“漫读”或者“悦读”的概念,来形容经典的非功利阅读中所生成的愉悦性。
与“漫读”类似的概念则是尼采强调的“慢读”,经典阅读不能走马观花,就像朱光潜在《谈美》中对青年人的劝导那样:“慢慢走,欣赏啊!”只有通过慢读,才能挖掘经典的思想内涵,体味其中的情感深蕴。而对文学研究者而言,还需要对经典的审美形式进行揣摩,这就更需要慢工出细活。
就像美国学者萨义德分析《曼斯菲尔德庄园》那样,他认为简·奥斯汀的这部小说中“美学的知识的复杂性要求一种长时间的、缓慢的分析过程”(《文化与帝国主义》)。北大中文系的洪子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谈谈慢读传统》:
慢读这个说法容易被理解为专指阅读速度,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速度只是个前提。速度之外,更重要的是阅读者的心态与方法。细心体会尼采安放在慢读之上的一连串界定,“缓慢地、深入地、有保留和小心地,带着各种敞开大门的隐秘思想,以灵敏的手指和眼睛……”也许会引申出这样的经验——不要过分执着于你事先设定的目标;开放你的情怀、心智以对待将要面对的世界;通过磋商、辩驳、思考和接纳获益,并将这一收获加入你阅读的记忆库中。——洪子诚《谈谈慢读传统》
20世纪90年代,洪子诚在北大课堂
这里的“磋商、辩驳、思考和接纳”或许为经典的“慢读”模式提供了更加具体的阐释,也引申出关于经典的另一界定:“经典是那些真正能经得起慢读的文本。”
因此,经典的标准不大会“随着感受的变化、视野的调整而改变”,就像博尔赫斯所说,经典经过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长期筛选,尤其是古代经典,更具有某种稳定性和永恒性。也因此,钱理群先生面对当下青年的阅读越来越呈现“多元化、碎片化与分散性的流动特征”时,特别提倡“经典”的阅读与研究,“以‘变’中求‘不变’,‘流动’中求‘永恒’,‘多元、碎片’中求坚实、系统的‘根基’”。
有人认为,AI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文学经典的意义反而在AI面前得到进一步凸显,人类无法被AI替代的思想、情感和想象力或许正蕴藏在文学经典之中。因此,经典研究以及文学性研究或许会成为与AI抗衡的前沿阵地,也正因为AI的出现,才越发彰显出了经典的不可替代性。
图|电影《人工智能》剧照
在这个大趋势之下,也许经典的慢读和细读本身就自成目的,就自有自足的意义底蕴和价值结构。文本细读所生成的诗学体验,可以说与人类的情感模式、认知框架、审美范式密切相关,其中也许蕴含着AI时代文学的未来愿景。尤其把审美之维重新打捞回来,或许可以构成文本细读中最重要的认知和感觉形态。
文学最动人的地方
是让我们看见另一种可能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曾经指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的事件”,而“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带给后人的启示是:真正的文学是作家们凭借卓越的想象力创造的可能的世界。
以弗兰茨·卡夫卡为例。卡夫卡堪称是最早感受到20世纪的复杂和痛苦并揭示了人类异化的可能性处境和现实的作家。他是一个虚构大师,代表作《变形记》一开头写的就是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一描写具有一种预言性,标志着现代主义小说从此与虚构、幻想以及可能性结下了不解之缘。卡夫卡的文学世界中充满了这种再造现实的虚构性的幻象。他自己曾经对“虚构”有过这样一个定义:“虚构是浓缩,转变为本质。”(转引自叶廷芳《论卡夫卡》)因此,“虚构”看似与“真实”无缘,其实它往往表现的是更高层次的真实,一种堪称是本质的真实。
2024年葡萄牙语版《变形记》插画,绿色象征生物学与昆虫,波尔多红象征血肉与人性。
正是卡夫卡所拟设的虚构情境为评论家以及我们读者理解小说中拥有多重解释的可能性现实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例证。《变形记》正表现出卡夫卡虚拟一个可能性世界的高超本领。所谓可能性的世界,即在生活中并非真实存在,但是又有逻辑上的存在的可能性的情境。譬如《变形记》就状写了人的某种可能性。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大甲虫就是卡夫卡对人的可能性的一种悬想。在现实中人当然是不会变成甲虫的,但是变成甲虫却是人的存在的某种终极可能性的象征,是一种悬想性的情境,是未必发生却可能发生的,亦即亚里士多德所谓“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所以卡夫卡的文学世界展示的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正如昆德拉对卡夫卡的评价:
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卡夫卡的世界与任何人的所经历的世界都不像,它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昆德拉正是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理解卡夫卡的。卡夫卡小说中虚构的世界传达的是20世纪人类想象在可能性限度上的极致。而其背后,则是对人类的某种生存现实的复杂性的传达,想在小说中捕捉单一的主题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虚拟的小说情境本身就拒斥单一命题。
单一的主题归纳之所以不可能,还因为卡夫卡把生活理解为梦幻。而人类的梦境本身恰恰是缺乏完整清晰的逻辑的。因此,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才会这样评价卡夫卡:
“他是一个梦幻者,他起草完成的作品都带着梦的性质,它们模仿梦——生活奇妙的影子戏——的不合逻辑、惴惴不安的愚蠢,叫人好笑。”(转引自克劳斯·瓦根巴赫《卡夫卡》)
卡夫卡小说的虚构的艺术想象力正表现为一种处理梦一般的拟想世界的能力,并往往借助于荒诞、变形、陌生化、抽象化等艺术手段来实现。譬如其中“变形”的手段就是通过打破生活的固有形态,以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加以夸张与扭曲的方式来凸现生活以及人的存在本质的一种艺术手法。
在卡夫卡那里,这种“变形”是对现代人的意识和存在的深层本质的超前反映。就像卡夫卡曾经表述过的那样,他和朋友参观一个画展,当朋友说到毕加索是一个故意的扭曲者的时候,卡夫卡说:“我不这么认为。他只不过是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中的畸形记录下来。艺术是一面镜子,它有时像一个走得快的钟,走在前面。”对于卡夫卡和他的时代的关系而言,他正是这样一个走在前面的,既反映时代,又超越时代的文学先知。
毕加索的《戴帽的女子》(1934年7月17日作),错位重组的五官打破了写实形态,展现出人物复杂而富有张力的内在情绪。
在AI时代,人文学科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文学系更是首当其冲。AI带给文学界和中文学科的焦虑似乎远多于其他学科领域,因为AI既会写诗,又能作文,也完全可以进行学位论文水平的写作,文学研究也有即将被AI替代的危机。
AI时代如何谈论文学的魅力与意义,也因此成了问题。但也恰恰是AI的问世,彰显出人类心智的秘密或许就隐藏在文学里。当今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大前沿课题正是探索什么是AI无法企及的、独属于人类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在AI时代,如何去捕捉和传递文学经典的魅力?ChatGPT和DeepSeek的横空出世,是否冲击了文学的终极意义?
在亚里士多德和昆德拉这里,文学探究的是可能的世界,也意味着文学提供的是对人类未来的塑形和想象,这就是AI所无法企及的。至少目前为止,AI还需要人类的想象力去滋养它,它无法无中生有。而无中生有,则恰恰是人类的想象力的本质。
如果说,AI处理的只能是人类喂食后的现实世界,那么真正的原创性文学塑造的是可能的世界,是想象力的世界,也表征的是人类的现在以及未来的可能性远景。
让经典带你与伟大的灵魂相遇,
也让文学为你打开现实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愿那些真正读进心里的文字,
在你迷茫、孤独或困顿时,
成为托住你的力量。
TONIGHT
走进中文世界,
感受人文之美
-End-
观点资料来源:《天下中文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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