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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擅游泳是众所周知的。1966年7月16日，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那年的老人家已是73岁高龄，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畅游长江。
十年之前，主席曾游长江。那是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提出计划，要去广州视察。为了节省时间，他坚持要乘坐飞机、坐我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
4月30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驻京专机飞行团的团长胡萍下达了飞行任务。这次任务由团长担任机长，飞行员为陈锦忠，领航员为张振民，通信员为柳昆尚，机械师为舒执章。飞机是按专机要求改装过的苏制里-2运输机——8205号飞机。这是主席第一次乘坐我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
5月3日早晨，主席乘坐的8205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去广州，飞行4个半小时后，于12时30分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休息。然后，于当天下午2时30分，从南湖机场起飞，3个半小时后、于下午6点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
接下来，毛主席在广州停留了近一个月。5月30日，乘8205号飞机从广州返回北京，当天在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下了飞机后，毛主席就走访了群众；并在午休后的下午1时多，走出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从湘江之滨的猴子石下水畅游湘江，游了一个多小时后，在牛角洲(即今橘子洲头)上岸。
上岸后，在罗瑞卿、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等的陪同下，主席访问了橘子洲的菜农。其间，主席还指着秦雨屏对群众说：他是你们长沙市委的书记，你们今后有事就找他！
第二天早晨7点20分，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飞抵武汉。毛主席想在武汉畅游长江，在广州时就提出了。那是在珠江口白鹅潭游泳后，主席提出的要去长江游泳。
当时，罗瑞卿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还有保健医生以及前来汇报工作的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人都坚决反对，用毛泽东的话说：阻力很大。
罗瑞卿说：“这不是主席个人的事。”
毛主席大声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嘛！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罗瑞卿吓了一跳，他怎么敢想主席会被淹死？便赶忙解释道：“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你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您冒风险的，哪怕是一点儿风险也不能有！”
毛主席听了冷笑道：“哪里能一点儿风险也没有呢？坐在家里，房子还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毛主席真发火了，便退了出去。接着，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又轮番来劝。可任毛主席怎么发脾气，罗瑞卿就是不放行。
按中央警卫工作有关规定，若罗瑞卿坚持不松口，毛主席还真是无法行动。
见相持不下，毛主席便采取了“策略”，命令警卫一中队中队长韩庆余去武汉实地考察：长江到底能不能游？
韩庆余本人也是反对毛主席游长江的，他带着温度计来到武汉，与武汉市公安局长等人一起对长江水流、水温等情况进行测试、了解。
回到广州后，他就将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汇报：长江水温低，正涨水，浪大，水速快，漩涡多，江中还有江猪、血吸虫等，建议不要到长江游泳。
听着听着，毛主席皱起了眉头瞪着眼睛问：“你下水没有？”
韩庆余一怔，脸刷地红了，老实地摇摇头，喃喃地说：“我没有下水。”
毛主席沉下脸：“没有下水你怎么知道就不能游？你看到江里有江猪、血吸虫了吗？”
韩庆余小声嗫嚅道：“听当地群众讲的。”
“你别说了，你不要在我这里呆了，你走吧！”毛主席真的发怒了。接着，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孙勇叫来。孙勇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副卫士长。
“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不能游？”毛主席对孙勇吩咐道。
孙勇奉命去武汉江边调查。他除了测量水速、水温，还下水游了几圈。之后，他匆匆赶回广州向毛泽东报告：“没问题，可以游！”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毛主席故意大声说给阻止他游长江的人听。
后来，曾流传说：负责勘察水情的警卫中队队长韩庆余因阻止毛泽东游长江被撤职。其实，这个说法最早源自李银桥的回忆，李志绥将之抄袭后、扩散了出去。
而李银桥的这段回忆是错的。当年的主要当事人孙勇曾讲述过真实的情况。
当时，他和韩庆余是一直陪同毛主席游三江（珠江、湘江、长江）的两位主要警卫人员。游长江时，从武昌一直游到汉口中间未停的，只有他和毛主席、韩庆余三个人。
他说：“当时（游泳时）我没有看到李志绥。说韩庆余被撤职，不是事实。老韩不但没有被撤职，而且后来多次和我一起勘察水情，保护毛主席游泳。老韩不久还提升为大队长，后来又提升为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副师级）。毛主席发火归发火，但心里明白大家是对他的安全负责，都是一片好心，根本谈不上撤谁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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