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央红军里为数不多全程走完长征的陕西籍干部，在长征走到最迷茫的阶段，他掌握的西北革命情况，给党中央选择落脚点提供了很关键的参考依据。从离开江西苏区开始，中央就一直在寻找一块可以站稳脚跟的新根据地，一路上先后好几次变更设想的去向，始终没有一个能够落地的明确答案。
1935年，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草地分开之后，俄界会议上中央定下继续北上的大方向，打算到靠近边界的地区谋求发展，可具体要落脚在哪，所有人心里都没有底。刚走出草地的陕甘支队只有七千多人，部队极度疲惫，粮食短缺，伤员得不到安置，周边到处都有敌军围堵。藏区地广人稀，群众基础薄弱，不适合大部队长期驻扎，往别的方向走，前方敌情又不明，情报来源十分有限，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中央根本掌握不到，摆在面前的选项一个个被排除，那段时间，领导人经常为根据地的问题反复讨论。
打下腊子口之后，红军进入甘肃境内，来到哈达铺。毛泽东特意交代侦察连，进到镇上之后，除了搜集物资，一定要尽量搜集国民党的各类报纸，也就是当时红军口中所说的“精神食粮”。侦察连在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找到了一批七八月份的旧报纸，有《大公报》、《晋阳日报》这类刊物，报纸上面刊登出来的消息，提到刘志丹、徐海东的部队在陕北活动，已经占据好几座县城，建立起苏区。看到报纸内容，中央才第一次确认，陕北是存在红军武装和根据地的。
报纸只是二手消息，国民党的报道有夸大，里面真假掺杂，根据地实际规模、群众基础、敌军部署，光靠报纸是看不明白的。这个时候，大家想到了贾拓夫。贾拓夫早年就在陕西从事地下工作，当过陕西省委秘书长，对陕北各路革命力量、当地山川民情都比较熟悉，后来因为省委遭到破坏，他被派往上海，又辗转去到中央苏区，之后跟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担任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毛泽东找贾拓夫过来，专门向他询问陕北方方面面的真实情况。
贾拓夫把自己之前了解到的情况完整讲出来，介绍刘志丹、谢子长开展武装斗争的经过，陕北的地理条件，当地老百姓受压迫的处境，同时向中央提出建议，可以考虑把陕北作为新的立足之地。他讲到，陕北沟壑纵横，山多，适合开展游击斗争，底层群众受剥削重，有革命基础，方便部队周旋。报纸上面吹嘘的几万兵力存在水分，贾拓夫也把这一点如实讲清楚，他告诉中央，陕北红军实际规模没有报纸写得那么庞大，但确实保存下一块实实在在的苏区。
听完他的汇报，中央领导人心里才算踏实不少。在此之前，只是从新闻上看到碎片化的信息，经过贾拓夫的梳理，报纸上的报道和实地情况相互印证，“到陕北去”不再是一个模糊的猜想。9月22日，在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正式提出首先去往陕北，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之后部队继续北上，9月27日召开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列席会议，进一步介绍陕甘的局势，这次会议正式确定，把陕北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把陕甘苏区当成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很多人会有误解，觉得单凭一张报纸就决定了整个长征的终点，实际并不是这样。报纸让中央知道陕北有红军在活动，而贾拓夫提供来自本地的一手情况，才打消了领导层很多顾虑。当然，这不是贾拓夫一个人的功劳，是党中央综合各方情报，结合北上抗日的战略大局，反复研判之后才做出的重大决策。确定方向之后，中央红军不再漫无目的行军，全军朝着陕北方向快速前进。
等部队快要抵达陕北苏区边界，中央委派贾拓夫与李维汉一同组成先遣队，携带电台提前出发，前去联络刘志丹的陕北红军。到下寺湾之后，二人从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处证实，陕北正在发生错误肃反，刘志丹、习仲勋一大批根据地干部遭到关押，二人立刻把这个紧急情况回报中央。中央马上下达指令，停止错误逮捕和审查，及时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保住了陕甘根据地大批本土革命骨干力量，也让中央红军到达之后，能够和陕北红军顺利汇合。
从长征路上迷茫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到最终确定把革命大本营安在陕北，这是整个长征进程当中至关重要的转折。贾拓夫作为熟悉西北情况的本地干部，在这个历史节点发挥了独有的作用，他早年在白区积累的工作经验，在长征最艰难的阶段派上了用场。中央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长途转战，无数战士流血牺牲，终于在黄土高原找到了可以扎根生存的土地，中国革命也由此掀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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