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几个电话采访案例
作为记者，通过电话采访，是常见形式之一。
但 有个问题，在批评监督包括突发事件中，对方在不能核实你的身份，或不愿意透露相关情况时，会挂断电话。
互不了解，互不认识，互不信任，电话采访被谢绝，也常难以避免。
这就存在沟通，并如何在极短时间内建立信任，说服对方。
我在前两期 电话采访时，湖南省公安厅开始也是拒绝的。
这是他们的权利，而对方也没有一定要在电话中向一个陌生人介绍的义务，这亦是实情。
特别是如果沟通不力，他们挂断电话，自当无可奈何。
这次电话采访，我先自报家门，在对方尚在思考中，迅速接下来说:“湘鄂两省人民有传统的友谊，刚刚共同战胜了九八特大洪水，现在湖北人民在湖南有难，我们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帮助他们。”
这取得了对方的理解，告诉了我发生车祸的具体方位。
其实，在这段话之外，我还是施加了其他一些影响和压力。
电话采访，关键在怎样避免对方尚在犹豫时说“不”。
都市报创刊早期那些年，湖北某中专学校一个班40名学生，被骗至福州参加传销。
在和班主任沟通情况后，我索要他们校长电话，被这位老师拒绝。
我对他说，你们校长电话，是客观存在的，你不直接告诉我，肯定还有其他渠道得到，只是我要多些周折和麻烦。
你现在告诉我，接下来的追踪报道，我们之间的合作，应该更畅通。
这位老师给了我校长的电话。
2002年5月7日，北航武汉至大连一架客机发生空难，各地家属赶赴大连，遇难者情况也被陆续报道。
遇难名单中有一位湖北女乘客，却始终没有具体的县市。她的名字很常见，非常大众化（——因时间久远，这里且以“李花”化名代之）。
最初报道说李花家在武汉，但她实际并非武汉人。北航一直没有及时向社会通报，很多媒体采访也遭拒绝。此时我已赶赴大连，先是电话北航，对方开始仍不肯透露真实情况。
我对他们说：因为缺失具体信息，不仅湖北新闻界在通过警方电脑查询“李花”，那些叫“李花”的亲戚、朋友、街坊，也在通过各种渠道核实，是否就是自己认识的那个李花遇难。
如果继续瞒而不报，这种混乱，以及一部分人不该有的担心，还会持续，你们应该对此负责。况且，其他遇难者的真实情况，社会已经获知，你们独隐李花，意义何在？
力争有据有理，北航最终向我公布了李花的具体信息，并告知了寻找过程。当时任职的楚天金报独家发布后，其他同名者，特别是武汉“李花”的亲友同学，也终于放下心来。
（二）给他一个不说“不”的理由
回望一桩桩电话沟通的往事，我时常自省：记者的采访权，从来不是一把可以强行撬开信息的钥匙。
没有人天然有义务向一名陌生人袒露实情，对方说出“不”，是权利；而我们要做的，不是逼迫对方让步，而是找到彼此能够对话的支点。
或是共情共同的责任，或是点明客观存在的现实，或是厘清事件背后牵连的公众关切。话术只是表层，内核永远是讲理、守度，站在事件本身的逻辑上对话。
电话采访要避免对方说“不”，靠的从来不是死缠硬磨，也不是空泛交情。
这是要在极短时间内，替对方把“不说”的代价、“说”的理由和“合作”的通道摆出来：你们有责任公开，我有责任报道，公众有知情权，拖延只会制造更大混乱。
对方仍在犹豫时，别让他面对一个冷冰冰的“是或不是”，而要让他看到，开口不是让步，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电话那头短暂的犹豫，并不一定是全然的拒绝，可能只是尚未找到开口的理由，抑或面对陌生者戒备、怕担责时的本能反应。
能不能抓住那转瞬即逝的窗口期，把“不行”，转换成“不妨一谈”？
记者要做的是在几秒钟里，给对方一个可以开口、应该开口、开口比沉默更安全的理由。
这个理由，有时是共同情感，有时是利害关系，有时是公众知情权，有时只是让他明白：沉默并不能让问题消失，只会让混乱和伤心继续漫过那片海。
采访没有必胜的法门。我也曾无数次拨通电话，换来的依旧是干脆利落的拒绝。
只是每一次开口前，我都会提醒自己：先理解对方为什么想说“不”，再去想，如何争取一次说话的机会。
（三）突发事件的报道实践
附:
——记者亲历大连空难灾后“6136”航班
文/张欧亚
飞机掠过渤海湾飞向辽东半岛。夜幕中，记者似乎感受到机翼下大海的咆哮。
还是那个机型，还是那次航班，还是那条航线。
5月8日晚20时20分，记者由北京转乘北航CJ6136航班飞往大连周水子机场。而整整24小时前，载有112名司乘人员的同一航空公司的航班，已坠落在茫茫海水中。
走进遇难者昨日曾经过的登机长廓，记者在想，我们与死亡约会错过了恰好一个昼夜。然而发生在人们身边的这场空难，仍然未阻止人们选用这种快捷的飞行器。
机场工作人员说，事故发生后的5月8日当天，北京飞往大连的11个航班全部爆满。而本报记者获得的当日最后一张由北京转乘大连的航班机票，还是通过武汉天河机场“截留”的。
北京机场是平静的，搭乘6136航班的旅客是平静的。记者其时并未意识到，所搭乘的北航飞机与前一天空难是同一个号次的航班。
傍晚7时10分，记者在买保险时，一女工作人员看了一眼机票说：“哦，怎么还是昨天那个航班号？”她似乎感觉说漏了嘴，立即补充说“我没有那个意思。”
终于走进了机舱。除头等舱外，后舱走道两侧一边是三排坐，一边是双排坐的非对称机舱。
空姐说，我们所乘的飞机与昨天发生空难的机型完全一样。乘务长李小姐介绍，失事飞机上的机乘人员都是她们的姐妹，她们前些天还见过面，互相致意，但现在竟阴阳相隔。
机舱里的气氛有些凝重。经济舱前三排座位的乘客始终沉默着，还有人不停抽泣。空姐悄声告诉记者，他们正是遇难者的家属。接大连方面通知赶往现场凭吊。
记者在侧表达关切，一青年男子告诉说，他们刚由青海赶来。随后他还给记者留下了善后处理小组的联系电话。
北京距大连的空中距离是570公里。李小姐说，6136次航班的发班时间按正点一律是晚8时10分，昨天的起飞时间比计划晚了27分钟。如果是顶风飞行，一般要50分钟，而顺飞40分钟就可抵达。
9时20分，航班在大连湾上空划了一个半圆，飞抵周水子机场。低空望去，机翼下海水荡漾。这里正是昨天飞机失事的地点。
下了飞机，就见善后处理小组工作人员已举着“5·7事故接待”的牌子等候在那里。
记者随青海遇难者家属乘上专门接待的面包车驶往大连伽利亚大酒店。记者看到，除了接待人员外，还有护士背着药箱随行。
与此次事故发生地隔海相望，在165公里的渤海湾烟台海域，1999年11月，载有300多乘客的大舜号滚装船也是带着浓烟沉没在惊涛骇浪之中。
记者其时在烟台现场采访那次海难时，曾隔海远望大连这片美丽的土地，事隔几年，竟又是为了一次灾难跨过渤海湾。
每一起事故都有偶然的因素，但这种偶然则孕育在必然之中；每一个建造，都得历尽千辛万苦，但每一次毁灭，就在弹指之间。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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