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罗湖，一座封场了二十年的垃圾山，正在被 "连根拔起"，堆存垃圾约 250 万立方米，最深垃圾层接近 30 米，相当于1000个国际标准泳池的体量。
截至2026年9月，这项全国体量最大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即将全部开挖完成。这一幕让不少西方观察者感到意外——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的城市还在为"垃圾围城"发愁。
可现实早已翻篇：中国不但把二十年前埋进土里的垃圾重新挖出来处理，焚化厂还普遍出现了一个更反常识的现象——垃圾不够烧。没错，就是"垃圾荒"。
走进中国的一座垃圾焚化厂，很可能会看到炉子有一座忙着烧垃圾，另一座却是停摆状态，而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案。近年，"垃圾不够烧"已经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议题。
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焚化厂竟然闹垃圾荒，炉子吃不饱，逼得不少焚化企业到处抢废弃物烧，不止要跨县市搜刮，千方百计调垃圾过来，有的还要把已经埋到地底下的重新挖出来烧。深圳这场"垃圾山开拆"，恰好就是这条产业逻辑链上最戏剧化的一环。
背后的原因没那么单纯。中国的垃圾是怎么从烧不完到不够烧的？根据澎湃新闻，大概10年前垃圾围城还是中国媒体频繁报道的难题。
当时中国城市一年的垃圾产量有2.6亿吨。如果把这些垃圾全部堆在上海，整座城市会被三公尺高的垃圾淹没。
但如今，焚化厂面临垃圾荒，已经成为业界的普遍认知。连央视都制作了专题报道，说垃圾焚化业正面临"无米下锅"的处境。有多严重？
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报道，2023年，全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内停机——不是什么突然断电或是意外停炉——超过了8万天次，有些炉甚至超过半年都没有开机，撇除年久失修的问题，显示很多炉根本就是闲置状态。
江苏全省90座焚化厂当中，有30%就因为垃圾不足，被迫烧3个月停一个月。E20研究院指出，目前中国垃圾焚化厂有高达四成，处于产能闲置的状态。
停炉成本很高。重新起炉，升温到所需要的温度往往需要好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还会产生大量的戴奥辛。而发电中断也会造成收入损失，工人的薪水都发不出来。不是业者不想烧，而是没有东西可烧。
由于废弃物供不应求，不少焚化厂商就开始了"垃圾争夺战"。湖南有两家焚烧厂，为了要抢垃圾，还付介绍费给物业公司，希望他把管理的小区生产垃圾送过来处理，每吨能够拿50元回扣。
华东某个省的三家厂商，为了要抢生意，只好压低处理费，每一吨80元人民币压到50元，连成本都摊不平了。但为了要维持焚化厂的营运，只能含泪打到骨折。
不止刚丢掉的，大家抢过头，就连已经被埋到地下的垃圾都被盯上。此前，广州兴丰村重新开挖已经被填埋的350万立方公尺的垃圾。
海口、上海、武汉等多个城市也加入了这场"挖垃圾竞赛"。不只抢本地的，还从外县市搜刮，跨境运废弃物回家烧。
有些业主直接免收处理费，要公司干部动用一切资源，想办法搞来方圆50公里内的废弃物。不过外地来的也可能有断粮的一天，因为各县市都在盖焚化炉，僧多粥少的局面会更加突出。
这一切，让深圳玉龙填埋场的"开膛"多了一层意味——它既是环境治理，也是原料供给。挖出来的东西，本身就是产业链上抢手的资源。
垃圾不够烧，最直接的原因，是焚化厂太多了。中国在1985年第一次引进垃圾焚烧热电技术。
2003年，开放特许经营权大力推广BOT模式，也就是政府把规划工程交给民间企业投资、兴建、特许经营，等期满之后再转由政府经营。三年之后又提高再生能源发电计划补贴，投入这领域就能领到可观的补助。别以为垃圾焚化是低阶生意。它的毛利率可能高达40%甚至50%。
业者除了收取地方政府每一吨65到150元人民币的垃圾管理费，把垃圾烧了还能发电，烧一吨垃圾，大约能进账200到300块人民币。到了2021年，发改委发布了相关规定，提出到2025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要达到每天80万吨左右。
结果这个目标提前两年就达成了。问题是，各地新建垃圾焚化厂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结果废弃物就不够用了。
根据统计，算到2024年初，全球大约有2800座废弃物转制能源厂，主要是焚烧发电。中国的焚烧企业约1010家，垃圾发电厂约1064座，也就是说，中国的垃圾发电厂占全球总量超过三分之一，是全球规模最大、产能最集中的垃圾焚化国家。
13年间，焚化厂的数量增加了9倍。中国官媒指出，这就是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是"运转不灵"。
中国记者实地走访农村调查发现，很多村民还是直接把废弃物丢在露天掩埋场，不然就是在路边堆几天，堆满了就用推土机往山谷里一推。理论上来说，老百姓集中了生活垃圾，应该运到镇上的转运站，再由县层级的单位来收运处理。
但村委会说，他们根本没有经费处理这些废弃物，转运站又太远，运不过去。也有环卫人员说，转运站附近3公里内垃圾基本上都收得到，但再远的就不敢保证了。
一方面是清洁工多半年纪大了，体能不足；另一方面是配备的交通工具性能也没那么好，跑不远。整个看下来就是焚化那一段走得太前面，村庄这一边却跟不上，出现了"断面"。
第三个原因，是垃圾分类的改善。这几年环保意识提高，加强垃圾分类，分类后的湿垃圾必须经过厌氧发酵和干湿分离后，再送去焚化厂。
在一些大城市垃圾中，有三成左右是厨余垃圾。但这三成垃圾当中，只有四分之一会成为可焚烧的垃圾。
还有很多企业投入更细的垃圾分类领域，像是服装、废纸、塑胶等。他们把高价值的垃圾提前回收之后，垃圾焚化厂能够获得的垃圾也就更少了。
另外，二手商品交易越来越流行，你的垃圾可能是我的宝。这些举动都大大降低了垃圾的生产。
2020年，又出台了一个规定，垃圾焚化发电补贴最多只能给15年，之后就不再给国补了。这代表旧厂补贴快结束，新厂也不再享有长期稳定补贴。
等补贴退场，中国垃圾焚化厂将会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这些成本最后可能透过提高垃圾处置费的方式，间接转嫁到居民和企业头上，形成"用户付费"的新趋势。回过头看深圳这座110米高的垃圾山，会发现它其实是这盘棋里非常关键的一颗子。
一方面，二十多年前的旧账被处理干净，城市中心区释放出宝贵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挖出来的填埋垃圾经过筛分，轻质物直接补进焚化厂的"胃口"，无机骨料变成建材，腐殖土另作无害化处置。挖山、烧垃圾、造砖、腾地——一条闭环就这样跑通了。
对焚化厂来说，这是"米"；对城市来说，这是"地"；对产业来说，这是从"环境负担终结者"转型为"城市服务提供商"的关键一跃。跳出深圳，把镜头转向海峡对岸。
台湾地区的情况恰好相反：垃圾多到烧不完。根据最新统计，全台垃圾总产量持续增加，2023年超过3200万公吨，5年成长了7%。
换算下来，每人每天平均制造出1.36公斤的垃圾，超越韩国、日本和新加坡。全台各地垃圾山也被立委批评为"台湾新百岳"。
此前，全台共有84万吨的废弃物无法去化。其中，新竹县新丰区域性卫生掩埋场是全台最大垃圾山，底层的废弃物竟然是1990年就在那里的。
其实早在1980年代，因为掩埋场容量有限，就订定了垃圾处理"焚化为主，掩埋为辅"的方向。目前，全台25座焚化炉中已经有半数超过20年使用年限，处理量越来越低。
但焚化炉和垃圾掩埋场都是嫌恶设施，没有人希望这些东西盖在自家隔壁。加上地方政治角力、法规和成本压力等，都限制了焚化炉的布局。
而且疫情期间叫外送、宅配包裹让废弃物暴增，摆着摆着就成了垃圾山。两岸的对比很有意思：一边在为"垃圾不够烧"抢原料，一边在为"垃圾没地方去"发愁。
差别不在于谁的垃圾多，而在于谁把处理体系跑通了。所谓"西方看呆了"，看的其实不是那座山，而是山被"连根拔起"之后，那片土地怎么被重新纳入城市的血液循环。
当填埋场变成产业园，当焚化炉从"邻避设施"变成城市能源节点，当二十年前的垃圾变成今天的建材——这套逻辑，正是所谓"垃圾荒"真正的答案。不是垃圾少了，是处理垃圾的方式，进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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