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长征途中，红军右路军驻地，叶剑英从一封密电里察觉到了危险。
电报内容并不长，却关系重大。张国焘要求陈昌浩率部南下，中央红军北上的计划可能被彻底打乱。叶剑英没有声张，而是悄悄找到毛泽东，把情况作了报告。
这件事的关键，不只是“看到了电报”，更在于叶剑英当时所处的位置。他是右路军参谋长，身边有张国焘、陈昌浩等人，稍有不慎，消息泄露，中央机关和军委直属队就可能陷入被动。
中央决定立即转移。
可问题随之而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可以先行离开，军委直属队却有许多人员、物资和文件，贸然行动必然引起注意。叶剑英没有跟着中央先走，而是留下来设法掩护直属队脱身。
他找到徐向前，说：“既然要南下，就得准备粮食。”
随后，叶剑英又把行动时间定在凌晨两点，通知各单位校准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这个办法看似平常，实际是借张国焘南下的名义，把直属队从驻地调开。
夜里，他把唯一的一张军用地图藏进箱子。凌晨一点四十分，叶剑英起身“检查打粮队”，趁陈昌浩熟睡之际，取出地图，交给萧向荣保管。中途发现枪没带，又若无其事地返回取枪。
天快亮时，叶剑英终于赶上了中央和第三军团。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等了大半夜。叶剑英一到，队伍才真正放下心来。没有枪炮声，没有阵地争夺，但这场撤离的意义，丝毫不亚于一次战斗。方向一旦错了，红军的命运很可能改写。
后来，毛泽东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这句话流传很广，指的正是叶剑英在关键关头保护了中央和红军。
毛泽东对叶剑英的评价，还有一句更为人熟知的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这两句送给叶剑英，既是肯定，也带有提醒意味。
叶剑英确实有这种特点。平日里，他不争强，不抢功，甚至显得温和随和；一旦碰到原则问题，判断却很快，态度也很坚决。大事面前，他从不含糊。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骤然恶化。叶剑英当时仍有国民党军队经历，却选择在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决定，并不是简单的身份转换，而是对政治方向的重新选择。
此前，他曾在孙中山身边任职。陈炯明叛变时，叶剑英率部掩护孙中山脱险；进入黄埔军校后，他又接触到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的认识，正是在一次次现实冲突中逐渐形成的。
南昌起义前，汪精卫企图借张发奎之名召集叶挺、贺龙等人，再行围捕。叶剑英获悉后及时通报，使起义部队避免落入圈套。起义后，他还利用原有关系劝阻张发奎继续追击，为部队撤离争取了时间。
有意思的是，叶剑英并不只是在战场上发挥作用。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他曾化装成“马夫”进入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方面沟通。身份越不起眼，行动反而越安全。那段时间，他推动东北军、西北军同红军加强联系，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创造了条件。
谈判工作需要耐心，也需要分寸。叶剑英既能谈政治，也能处理经费、联络和情报等具体问题。张学良后来愿意与共产党方面保持沟通，与叶剑英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密不可分。
抗日战争时期，叶剑英担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在重庆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集中攻击八路军，他没有急着争辩，而是等对方发言完毕，再以事实和数据逐条反驳。董必武称这场斗争为“叶剑公舌战群儒”，并非夸张。
这种“关键时刻站出来”的性格，也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复杂局面，叶剑英既重视原则，又不轻易把事情推向绝境；对曾经有过过失、后来愿意改正的人，他也常留有余地。
他曾说自己只是“打杂的”，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不计较名利地位。有人把他写得过于高大，他反而笑着说：“我哪有那么伟大？”这种自嘲，不是推卸责任，而是他一贯不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的表现。
1976年9月8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到毛泽东病榻前告别。叶剑英走到床前时，毛泽东已经无法正常说话，却微微动了动手臂。工作人员提醒叶剑英返回，他俯身贴近毛泽东，感到那只手仍在用力握着自己。
主席想交代什么，已经无法得知。
但那次无声的握手，和1935年草地上的紧急转移一样，都落在了叶剑英肩上。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 તે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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