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的那一刻整个中国都沸腾了。
重庆街头的鞭炮声从清晨响到入夜，市民们站在马路中央又哭又笑，互相拥抱在一起，久久不肯松手，十四年抗战的血泪与苦难终于熬到了尽头。
而在这场胜利中，站在最高处的是国民党，是蒋介石。
那时候，国民党手里的牌好得几乎不能再好：它是全世界公认的“四强”之一，与美国、苏联、英国齐名，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名下有430万军队，其中一部分还装备着美国援助的精良武器，更有大批在抗战中拼过命的老将坐镇；背后还有美国政府源源不断送来的军援和贷款。
反观对面，中共领导的军队当年只有120多万人，装备陈旧，根据地面积小、人口少。
明摆着，这盘棋几乎没人看空国民党。
可历史最爱开的玩笑，就是把“稳赢”两个字反过来写成笑话。
仅仅四年之后，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连自己的首都南京都保不住，几百万大军在战场上一路溃散，最后只剩下几十万残兵败将，仓皇撤退到台湾这座海岛，一去就是几十年，再没有回过大陆。
一个手握满手好牌的政权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
这场由盛转衰的大戏要从胜利的那一刻讲起。
抗战刚刚结束，国民党要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接管日本人和汉奸留下的地盘。
这件事表面上叫“接收”，可很快就被老百姓改名叫“劫收”，一字之差，道尽了当时民间的愤怒。
大批被派往沦陷区的国民党官员到地方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安抚民心、恢复生产，而是疯狂抢夺日侨留下的财产：金子、房子、票子、车子，甚至连汉奸的妻妾女眷都有人强占，当时被人讥讽为“五子登科”。
上海市党部一位主任委员单单一个人就侵吞日侨房产一千几百幢、汽车八百多辆、黄金一万多条；上海市长也把大批日侨物资偷偷变卖，套现四十多亿法币。
还有一批接收大员乘飞机赶到之前，其实早有人捷足先登。
当年民间流行一句话：“水上飘来的不如地上滚来的，地上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里转出来的。”
说的就是那些原本留在沦陷区的特务和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接收人员的怪现象。
老百姓全都看在眼里，于是编了一句民谣到处流传：“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只看这句话说得有多惨，就知道这群原本应该大受欢迎的“光复者”有多快就变成了人见人恨的“劫收大员”。
一位国民党老将军事后回忆起这段日子也忍不住叹气：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就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
接收本应是重建国家的第一步，结果却变成了一场抢夺战，民心从期待变成失望其实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几大家族互相交织，把大批本来属于国家、属于民间的工厂、银行和企业一层一层揽进自己的势力范围；连原本被日伪霸占、理应发还原主的民营工厂都被强行加塞官股，纳入自家版图。
单单上海一地，原本有三千多家民营工厂，抗战胜利后短短几年就倒闭了约2600家，占了七成半左右。
所谓“原罪”，往往不只是个人的贪念，而是整个系统上行下效的结果。
当做裁判的人自己都下场捞钱，这场游戏又怎么可能玩得公道？
这种风气从战后接收那一刻起就埋下了种子，此后几年一路蔓延、一路发酵，最后连军队的根基都被一同蛀空。
其实抗战刚刚结束时，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过和平的机会。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同意召开一场由国民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商讨如何和平建国。
1946年1月，会议如期在重庆召开，经过一个多月商讨，最终通过五项协议，明确要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为多党派共同参加的联合政府，还要实行军队国家化，不再由一党一派独揽兵权。
消息一出，全国上下都松了一口气，以为这场打了十几年的苦难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从此进入和平建国的新阶段。
可这份希望没能维持多久，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否定政协会议达成的部分协议，重新强调国民党主导政治体制的立场。
此后，国民党一方面加紧打压民主人士，另一方面调兵遣将，为全面内战做准备，还在1946年单方面召集所谓“制宪国民大会”，绕过中共和其他党派自行制定宪法。
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随后纷纷发表声明，拒绝承认。
一场本来试图通过协商解决国家前途的政治谈判就这样一步步走向破裂，双方在权力分配、军队整编和国家体制上的分歧越拉越大，再也无法收拾。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政协会议期间国民党代表内部的部分盘算中共其实早有机会掌握——因为坐在会议室里负责速记的一位女速记员，同样是中共潜伏下来的情报人员。
她从1938年开始就凭着一手好字和过人的速记本领成为蒋介石历次中央高层会议的“御用速记员”，深得信任，甚至连蒋介石夫人身边的机要工作都交由她负责。
国民党内部代表每晚开完商讨对策的秘密党团会议，她就趁着去洗手间的间隙把刚刚记下的内容飞快誊抄，交给接头人连夜密写传递出去。
到第二天，国民党代表准备在会上打什么牌，中共代表往往前一晚就已经心中有数。
这位深藏不露的情报人员在国民党核心机关潜伏了整整11年，一直到1949年都从未暴露，后来被人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一场又一场本该绝密的会议，一份又一份本应保密的方案就这样通过这些潜伏在深处的“眼睛”和“耳朵”源源不断地流向对手。
在一场生死攸关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情报一旦被对手提前掌握，后果往往比正面战场丢失一城一地更加严重。
国民党后来一次又一次在情报战上出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出现了先兆。
除了经济上的劫掠，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打压，同样把大批原本中立、甚至同情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一步步推向了对手一边。
1946年7月昆明发生了一桩轰动全国的血案，知名学者、抗日“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深夜行路时被特务开枪打死。
四天之后，另一位知名诗人兼学者闻一多在追悼会上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讲完这番话的当天下午，闻一多同样被特务埋伏暗杀。
短短五天之内，两位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接连遇害，全国舆论哗然。
虽然国民党事后拉出几个替死鬼来公审枪决，但真正下令策划的高层一直没有受到追究；当时负责调查案件的部分国民党官员私下也认为暗杀背后可能涉及更高层的授意。
这桩“李闻血案”把国民党统治最阴暗的一面直接摆到了全国人民面前。
而这种打压不只针对社会名流，还一路延伸进了大学校园。
1947年，全面内战已经打了将近一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在短短几个月里上涨了四倍多，一个大学生每月那份伙食费，剩下的购买力甚至只够买两条半油条充饥。
5月20日，南京、北平、上海几千名学生代表举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旗帜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增加教育经费。
结果游行队伍走到南京珠江路被大批武装宪兵和警察拦截，皮带、木棍、鞭子劈头盖脸打下来，消防车还开出水炮向学生人群喷射，最后十几人重伤、上百人轻伤、几十人被捕，史称“520血案”。
这场冲突非但没有让学生退缩，反而让怒火在短短几个星期内烧到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等六十多个大中城市，郭沫若、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也纷纷公开发声，声援学生。
一个政权，前线要打仗，后方又不断要处理民生、物价和社会抗议，就算军力再强，也会被四面八方的矛盾不断消耗。
尤其当学生、知识分子和城市中产陆续由支持或观望转为反对，它的政治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国民党当时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再只是战场上输几场仗，而是整个后方社会都开始松动，这种变化此后会和军事失利互相叠加变成一条越收越紧的绳索。
其实在内战全面爆发之前，美国也曾出面，希望调停国共两边的冲突。
美国派出特使马歇尔来到中国，撮合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甚至一度促使蒋介石下达停战令。
最关键的一次发生在1946年的东北战场，当时国民党集中新一军、新六军等六个精锐军、二十几万兵力在四平一带同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展开一场空前恶战。
这一仗打了整整一个月，双方伤亡惨重，最终民主联军不敌，一路弃守四平、长春，退到哈尔滨，甚至一度做好准备，随时撤入偏远农村打游击。
国民党当时势如破竹，杜聿明力主乘胜追击，一举打过松花江，把解放军残部彻底赶进黑龙江深处，永绝后患。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马歇尔不断施压，蒋介石最终选择接受劝告，下达了一道“六月停战令”，叫停了国民党的攻势。
这十五天停火成了东北民主联军重新整顿的喘息机会，他们利用这段时间站稳脚跟、重整旗鼓，又在北满一带休养生息，最终等到了实力逆转的那一天。
一场原本出于调停目的的停火，客观上也可能改变前线双方的战略节奏。
但这场调停最终还是失败了，国民党和中共在政权安排、军队控制和未来制度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真正妥协。
1946年6月，国民党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正式爆发。
从这一刻起，国共两党刀枪相见，政治谈判能够转圜的空间越来越小。
战争初期，蒋介石采取“全面进攻”的打法，几乎同时向各个解放区出兵。
可打了大半年，不仅没有歼灭解放军主力，自己的兵力反而被拖得四分五散。
到1947年3月，他只能转为“重点进攻”，集中兵力猛攻中共两个最重要的据点——陕北延安和山东解放区。
进攻延安的计划本身绝密到了极点，蒋介石亲自把作战方案交给主帅胡宗南保管，连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师长都还蒙在鼓里。
可胡宗南万万没想到，他最信任的一位机要秘书，其实是中共潜伏了十年的地下党员。
所以国民党大军压境之前，中共中央早有准备，提前主动疏散，一路在陕北的山沟里和追兵兜圈子，把大批国民党精锐部队死死拖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
攻下一座几乎没有人的空城从来就不等于真正打赢一场仗，土地可以暂时让出来，但主力和指挥系统保得住才有机会再打下去。
毛泽东后来形容这位秘密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情报人员，“一个人的贡献抵得上几个师的兵力”。
这种说法当然带着高度赞扬的意味，但也反映出情报在当时战局中有多重要。
国民党一次又一次让对手提前掌握部署，军事优势自然被不断削弱。
而在山东战场，国民党集中了45万大军，以整编第74师作为主力。
这支部队全副美式装备，抗战期间战功彪炳曾负责卫戍首都南京，人称“御林军”，被视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
1947年5月，师长张灵甫自恃兵强马壮，孤军推进到孟良崮一带反而被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抓住战机，五个纵队在一夜之间把整座山头围得水泄不通。
经过三天血战，第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也战死山头。
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就这样在一场山地战中被歼，蒋介石事后在日记里哀叹，这是他“剿匪”以来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而在这场恶战背后，国防部作战厅里早就有一双眼睛把第74师的参战部署源源不断送到解放军手上。
这双眼睛的主人此后还会在这场战争中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他就是郭汝瑰。
郭汝瑰早在1945年就已同中共秘密建立联系，此后凭着个人才干一步步做到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掌管全国军事作战计划的制定。
他表面上是陈诚土木系的骨干干将，深得蒋介石信任。
蒋经国有一次突然到他家里，看见郭汝瑰的书桌上只摆着几本兵书，饭桌上也只有几碟素菜，一副两袖清风的寒酸模样，大为感动，回去后立刻向蒋介石汇报，说郭汝瑰清廉刻苦，让蒋介石对他更加深信不疑、视为心腹。
可事实上，这位深得信任的红人从1945年到1949年一共向中共提供了大大小小一百几十次情报，其中包括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的整套计划、决定命运的淮海战役全盘部署、长江防线布防图乃至西南地区的兵力部署。
他还做了另一件更加关键的事：帮助早已同中共有秘密关系、已获国民党中将军衔的何基沣、张克侠，安排到徐州以北的第三绥靖区担任副司令官，成为两枚深埋下去的棋子。
淮海战役开打第三天，何基沣、张克侠率部2.3万人在贾汪、台儿庄战场起义，为解放军打开了直捣徐州的通道，同时切断了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的部分退路，这次起义也成为淮海战役早期战局迅速恶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国民党高层其实一直怀疑国防部核心里一定有内奸，可一直到撤退台湾都始终没有查出，这个内奸就坐在蒋介石身边，参与一场又一场关系生死存亡的军事会议。
1949年年底，郭汝瑰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公开身份，结束了长达四年的秘密活动。
两军对垒，打的从来不止是枪炮，还有情报和人心，当对手比你更早知道你准备怎么走下一步，纸面上再大的军事优势都可能被不断抵消。
除了城市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逐步流失，在占全国人口九成左右的农村，国共两党的一进一退更直接影响着整场战争的走势。
1947年，中共中央在河北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提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
这份纲领在各个解放区大规模推行，数以千万计的无地农民第一次分到了属于自己的田地。
到1948年秋天，在人口过亿的解放区，传统土地制度已经经历大规模改造。
分到田的农民出于最直接的利益和感受，大批青壮年报名参军，妇女和老人就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跟着部队运送粮草弹药，成为解放军极其重要的后勤力量。
这种由千千万万普通农民组成的支援网络此后在决定性的大战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反观国民党方面，因为长期同地方地主士绅阶层利益关系密切，始终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全面处理土地问题。
在广大农村，它仍然代表着收租收税、抓丁拉夫的旧秩序。
一边分田分地，一边继续收租抓丁，农村千千万万普通人自然会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作出选择。
整场内战打到后期，双方后勤动员能力的差距已经越来越明显，土地问题也由一个社会政策问题直接变成了军事力量的来源问题。
到1947年年中，解放军已经在山东、陕北两个战场顶住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但整体局面仍然是解放区处于被动防守。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作出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12万晋冀鲁豫野战军，不带完整的后方补给、不依赖固定根据地，一路强渡黄河、跨越陇海铁路，千里直插国民党统治核心地带之一的大别山。
大别山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这一招从军事角度看风险极高：12万大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远离原有补给线，缺医少药，一路只能靠自己杀开血路。
出发之前，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实现这个战略任务。”
部队渡过黄河、穿过黄泛区，再强渡沙河、涡河、汝河、淮河，一路且战且走，付出惨重代价，主力部队减员过半，重型武器几乎全部丢失。
但沿途仍然打了几场硬仗，单单在安徽六安一带的张家店一役就歼灭国民党一个正规旅，俘虏副旅长以下四千三百多人，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新局面。
最终刘邓大军成功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在一个月内建立三十多个县的民主政权，重新建立中原解放区，这把尖刀直接插入国民党统治的战略腹地，逼得蒋介石不得不从山东、陕北前线抽调大批兵力回来增援，让原本苦心经营的重点进攻部署受到严重影响。
毛泽东事后形容，这一役是“蒋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刘邓大军有将领后来回顾，也形容这一仗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艰难的一副重担。
从这个阶段开始，战争主动权逐渐由国民党转到解放军手上，解放军也由被动防御正式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
这个转变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山东、陕北、大别山几条战线叠加之后形成的。
国民党原本希望集中兵力逐个击破解放区，最后反而因为战线过长，被迫不断调兵补窟窿。
从战略角度看，攻守关系已经开始逆转。
东北曾是日本苦心经营的重工业基地，铁路网密集、工厂林立，哪一方控制了这片土地，哪一方就能掌握更强的工业和交通基础。
更少人留意的是，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击溃日本关东军之后，中共部队陆续取得大批原日军遗留或被缴获的武器。
这批装备让原本兵力有限、装备陈旧的东北部队在之后几年快速发展成规模庞大的正规军。
国民党方面则把重兵放在沈阳、长春这些大城市固守，可铁路干线以外的广大农村逐渐落入解放军控制，城市变成一座座孤岛，粮食弹药越来越依赖空运，士气也日渐低落。
而解放军在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指挥下，依托农村地区休养生息，一步一步蚕食周边地区，把几座大城市慢慢包围。
国民党虽然控制着铁路、城市和重要据点，但控制范围越来越收缩。
双方表面上还各有地盘，实际主动权却已经开始倾斜，东北也由一开始国民党占优势逐渐变成解放军掌握外围、国民党困守城市的格局。
到1948年秋天，整个战局版图其实已经悄悄逆转。
国民党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约430万人跌到只剩365万，其中能调到第一线作战的只剩一百七十多万，还要分散在沈阳、北平、西安、汉口、徐州五大战场，兵力逐渐捉襟见肘，战略上越来越被动。
反观解放军，兵力由最初的一百二十几万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部队就有一百四十几万。
就在这个背景下，1948年9月，决定国共命运的三大战役正式打响。
第一场就是辽沈战役。
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先攻锦州——这座城市是连接东北和关内的咽喉，一旦失守，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就有被截断退路的危险。
林彪不理会长春、沈阳守军可能出动的牵制，坚决集中主力猛攻锦州，仅仅用31个小时就攻克这座重兵防守的城市，全歼守军约10万人。
锦州失守，东北国民党军撤回关内的陆路通道基本被切断。
锦州失守的消息传回南京，蒋介石此后的应对再次暴露出他长期以来一个备受部下批评的作风：事必躬亲、越级指挥。
据部分国民党将领回忆，蒋介石打仗一向喜欢绕过战区司令，直接打电话到前线，有时连机枪阵地应该放在哪里这类细节都要亲自过问，后来有人用“微操”这个说法讽刺他过度介入前线指挥。
至于“运输大队长”这个外号更是对国民党大量美式装备被解放军缴获的一种政治讽刺。
这些外号当然带有明显敌对阵营的宣传色彩，但的确反映出当时外界对国民党指挥体系混乱的批评。
锦州失守之后，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廖耀湘曾建议应该趁解放军兵力重新部署之前，火速转移到海边营口，由海路撤回关内、保存实力。
但蒋介石没有接受这个方案，还三次亲自飞到沈阳，绕过当地主帅卫立煌，直接命令部队掉头攻打锦州，希望重新打通走廊。
结果廖耀湘率领的五个军、十几万人，包括国民党军两支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在途中被解放军截住，最后全军覆没。
蒋介石事后在日记里形容，这是他平生最大的失败和耻辱。
这场历时52天的大战，最终以国民党军约47.2万人被歼、被俘或改编告终，其中被俘人数超过30万，东北大部分地区由解放军控制。
战役之后，出现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变化：解放军总兵力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超过国民党军。
原本国民党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兵多、装备好，可打到这一步，连人数优势都已经失去。
辽沈战役也成为整场内战进入最后决战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辽沈战役结束仅仅十天，规模更加庞大的淮海战役紧接着打响，这场大战是国共两军决战中歼敌人数最多、过程也最惨烈的一场。
国民党在徐州一带集结7个兵团、约80万人，拥有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解放军参战兵力只有六十多万人，纸面兵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
但恰恰是这场战役，把国民党内部长期存在的派系矛盾和指挥问题彻底暴露出来。
战役第一阶段，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率部退守碾庄，被解放军10个纵队重重包围。
黄百韬并非出身蒋介石的中央嫡系，在国民党军里长期受到部分嫡系将领轻视。
被围期间，他派人向另一位兵团司令邱清泉求救，可邱清泉和黄百韬向来有矛盾，平时也看不起这位“杂牌”出身的同僚，迟迟不肯全力出兵。
参谋总长顾祝同眼见事态紧急，亲自飞到徐州，喝令邱清泉立刻出兵。
邱清泉却回应：“我出兵援黄，徐州方面出事，谁负责？”
顾祝同拍着胸脯说：“我是参谋总长，徐州失守我负责！”
邱清泉竟然顶了回去：“你说得好，你才负不起这个责任！”
就连蒋介石亲自打电话下命令，邱清泉也还是以徐州危险为由一再拖延。
结果黄百韬苦守十几天，援军始终未能有效突破包围，最后整个兵团被歼，黄百韬本人也在突围期间身亡，留下“尽忠报国”的遗言。
两军对垒，最致命的有时不是敌人的炮火，而是内部互不信任。
国民党军里中央嫡系和地方杂牌之间长年累月的猜忌在这一刻付出了一个兵团的代价：前线官兵等援军等到绝望，高层却还在计算谁应该负责、谁要保存实力。
淮海战役中，这种各自为战的情况此后还会继续出现。
战役第二阶段，蒋介石严令另一支嫡系精锐——黄维率领的第12兵团由河南急速东援徐州。
这支部队全副美式装备，坦克大炮一应俱全；中原野战军官兵重装备有限，主要靠两条腿日夜兼程，最后硬生生追上这支机械化部队，在双堆集一带将其重重包围。
围困期间，黄维手下一位师长廖运周，其实同样是中共地下党员。
黄维决定分批突围时，廖运周主动请缨，提出率领自己的整个师打头阵、担任突围先锋。
在战场常识里，打头阵的部队风险最大，可廖运周恰恰需要这个机会才能名正言顺地带着全师人马脱离国民党主力。
黄维见他表现忠勇，还相当感动，完全没料到自己批准的是一盘早已布好的棋。
天刚亮，廖运周率部按计划出发，一离开阵地就转向解放军一边，让黄维兵团原本的突围部署迅速陷入混乱。
经过23天血战，解放军最终歼灭黄维兵团11万余人，生擒黄维本人；而解放军方面也付出3万余人伤亡的代价，成为淮海战役中最惨烈的阶段之一。
战役最后阶段，主将杜聿明率领残部突围失败，再次被解放军重重合围。
连续20天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几十万国民党官兵缺粮缺药、饥寒交迫，困守在荒野雪地里，士气早已跌到谷底，最终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
而在战场背后，无数普通农民推着独轮车穿梭在炮火之间，为解放军运送粮草弹药。
后来有人把这场战役形容为“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说的就是这支庞大的民间后勤力量。
经过66天鏖战，淮海战役以国民党军约55万余人被歼、被俘或起义告终，成为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损失最重的一场，国民党在长江以北最重要的机动兵团几乎一次性被打散。
从这一刻起，南京政府在军事上已经失去继续守住整个长江以北的能力，真正决定战争走势的也不再是某一座城市的得失，而是主力部队的众寡已经反转。
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是平津战役，而这场战役最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落幕。
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手握二十几万守军，据守北平、天津一带。
解放军首先攻克天津，全歼或俘虏守军13万余人，让傅作义的谈判筹码大减。
北平城内有200万市民和大量历史古迹令傅作义陷入两难：死守到底，古都随时变成战场；可如果接受改编，自己几十年军事生涯也等于走到了尽头。
在解放军代表同傅作义先后进行三次谈判之后，1949年1月21日，双方正式签署协议，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25万守军陆续开出城外听候改编。
1月31日，解放军和平进入北平，千年古都避过大规模巷战。
这种以谈判代替强攻的方式后来被称为“北平方式”，它不仅保存了大量历史建筑，也让北平此后成为新中国首都时，城市基础得以较完整地保留。
三大战役前后打了142天，国民党军一共约154万余人被歼、被俘、起义或接受改编，原本赖以维持战局的大批精锐主力基本上已被打散。
战报传回南京，国民党内部乱成一团。
桂系两位核心人物李宗仁和白崇禧联手向蒋介石施压，要求他下野求和。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负责同中共展开和谈。
但引退并不代表蒋介石真正放手：宣布下野之前，他已经暗中命令蒋经国把中央银行库存的约277万两黄金、1520万块银元秘密运往台湾；而他自己虽然回到浙江奉化老家，仍然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遥控整个党政军系统。
李宗仁就这样接手了一个没有足够兵权、没有完整财政资源、实际权力也受到限制的代总统位置，再去同中共展开和谈。
表面上他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实际上许多关键权力仍然掌握在蒋介石体系手上，要他在这种情况下谈出结果，本身就极其困难。
国民党内部权力结构的矛盾，也在这段时间完全摊到了台面上。
而在城市里，另一场同样致命的灾难，其实早在三大战役之前就已经在后方一路发酵，那就是经济的彻底崩溃。
抗战打了十几年，法币已经严重贬值，发行额比抗战前增加了四十多万倍，物价上涨了三千多万倍，有人形容当时中国唯一还在全力开动的工业就是印钞票。
到1948年8月，国民政府决定孤注一掷，废除法币，改发一种新货币，叫“金圆券”；同时强制全国百姓把手上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全部兑换成金圆券，再把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平。
为了推行这场改革，蒋介石派亲生儿子蒋经国到上海督导。
蒋经国召集一批青年组成“打虎队”，扬言“只打老虎，不拍苍蝇”，铁腕打击囤积居奇的富商巨贾，一时间声势浩大，连杜月笙的儿子都被他抓去坐牢。
可到了最关键的一刻，蒋经国准备查封的是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开设的扬子公司，结果各方势力介入说情，这桩案子最后不了了之。
消息一出，全上海商界都看得很清楚：所谓“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如果那只老虎背景够硬，结果一样可以打不下去。
所谓官僚资本到这一刻也暴露出改革最大的矛盾：政府想整顿市场，可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本身就同政府内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连自己人推动的改革都可以因为权力关系而半途而废，“打虎”行动自然很快失去公信力。
蒋经国事后在日记里反省，说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且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
问题的根源从来不止是个别奸商囤货，而是政府财政已经到了必须靠大量印钞才能维持下去的地步。
短短两个月之内，金圆券发行额就已远超原本承诺的上限，市面出现疯狂抢购潮，十家店铺九家空，黑市横行。
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的半世积蓄可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一石大米最后甚至要用将近4亿金圆券才买得起。
这场改革几乎抽干了城市中产、公务员、教师、退伍军人的半生储蓄，让他们对国民政府的信任彻底崩溃。
有史学家后来评论，这场货币改革选在一个极差的时机推行，财政基础又撑不住，失败几乎无可避免。
后来新政权接管相关城市，就要面对如何重新建立货币信用、稳定物价的烂摊子；人民币能够逐渐企稳，一个重要背景，就是新政权用行政、财政和物资调配手段，重新建立了市场信用。
三大战役结束之后，长江以北的国民党军事力量已经基本崩溃。
1949年4月，国共双方在北平进行最后一轮和谈，但南京方面最终没有接受中共提出的协议。
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解放军以木帆船等工具，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同时强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经营多年的江防。
4月23日，解放军攻入南京，进入原总统府，降下青天白日旗，象征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维持22年的中央统治正式结束。
几天之后，两位解放军将领来到总统府，其中一位还开玩笑说：“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自己找上门来了。”
一句轻描淡写的话为长达四年的大决战添上了一层黑色幽默，曾经代表最高权力的总统府几天之内就换了主人。
南京失守，也代表战局由国共争夺天下，正式进入国民党全面撤退的阶段。
南京失守之后，国民党的败局已经很难扭转，而傅作义在北平采用的和平方式，此后也陆续在其他省份出现。
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蒋介石的得意门生、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地下党和中共长期统战工作的影响下，终于在1949年8月通电起义，长沙城内50万市民走上街头庆祝，解放军没有经过大规模战斗就进入城内。
陈明仁事后感慨，自己为蒋介石出生入死大半辈子，却觉得一直难以真正获得信任；相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对对方待人的方式留下深刻印象。
这种回忆当然带有他个人作出政治选择之后的主观色彩，但也反映出当时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心态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类似场面此后在云南、四川、绥远等地一再出现，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眼见大势已去，陆续率部起义或接受改编。
一个政权的崩溃往往不止是正面战场被人打垮，还包括内部人员不断选择离开。
也正是在1949年8月，太平洋对岸的美国对这位老盟友彻底失去了耐性。
战后美国一直援助国民党，希望它能成为亚洲亲美阵线的重要一环，可眼见国民党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一塌糊涂、政治贪腐问题严重，华盛顿开始重新评估继续投入到底值不值得。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长达上百万字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由国务卿艾奇逊主持编撰。
这份白皮书详细记录了美国援华的前因后果，核心论点相当直接：美国在它认为合理的范围内已经投入大量援助，却仍然无法改变中国大陆的政权转变，因为决定结果的主要因素来自中国内部，而不是美国援助多少。
换句话说，白皮书希望说明，“失去中国”不应该完全由美国政府负责，责任更多在中国内部的政治、军事和社会条件。
解放军随后乘胜推进，短短几个月内先后控制杭州、武汉、上海、广州等重要城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就在新政权成立的同一个月，解放军曾尝试渡海进攻福建对面的金门岛，希望一鼓作气拿下这个跳板，再威胁台湾本岛。
但由于船只不足、准备仓促，登岛部队苦战三天三夜之后，最终因为后援不继而失利。
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为古宁头战役，成为国民党在内战末期少数重要胜仗之一，也间接让台湾在局势最危险的阶段获得了一段喘息时间。
这场大戏落幕之后，戏里几位主角各自的结局，都值得再讲几句。
李宗仁这位代总统，在国民党撤台之后自知同蒋介石之间嫌隙太深，没有跟着去台湾，索性以看病为由远走美国，一去就是十几年。
1954年，他还被蒋介石方面正式罢免副总统职务，变成一介平民，长期客居异乡。
到1965年，李宗仁冲破重重阻力，由美国经瑞士、巴基斯坦一路辗转，最终飞回北京，公开发表归国声明。
这件事当时轰动国际，也被中国大陆方面视为统战工作的一项重大成果。
1969年李宗仁病重弥留之际，还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北京，说1965年归国，“这是我人生做过最正确的事情”。
曾经的代总统兜兜转转，最后回到自己曾经离开的土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从权力中心到海外寓公，再由海外回到北京，他个人的命运几乎就是整个时代翻转的缩影。
而蒋介石本人撤退到台湾之后反而做了一件他在大陆时期一直没能全面做到的事——真正推行土地改革。
他委派陈诚在台湾主持“三七五减租”，规定地主收租不得超过全年收成的37.5%；接着又推行“公地放领”，把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接收回来的部分公地卖给无地农民；最后再实行“耕者有其田”，将超出限额的地主土地由政府统一征收，再转售给佃农，同时以实物债券和企业股票补偿地主。
短短几年之间，台湾大量佃农转为自耕农，农业生产明显提升，为此后台湾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
同一个蒋介石，面对类似的土地问题，在大陆时期因为同地主士绅阶层利益关系太深，加上政治和战争环境的限制，一直没法推行如此彻底的改革；到了台湾之后，原有包袱大幅减少，反而可以放手去做。
回望这一整段历史，其实很难讲清楚，究竟是哪一场战役、哪一个决定，单独扭转了整个大局。
真正让国民党最终失去大陆的，从来不是某一场战役的输赢，而是一层一层累积下来的危机：“接收”变成“劫收”，让普通百姓由期待变成失望；贪腐渗透官场，让一批知识分子由支持或观望变成离弃；货币改革一败涂地，让城市中产由信任变成绝望；土地问题长期拖着不解决，让农村大批人口转向对手。
就连军队内部，都因为嫡系和杂牌互相猜忌、情报系统不断被渗透、最高统帅过度越级介入指挥，在最需要同心协力的时候，内部反而不断互相消耗。
当一个政权在经济上不断透支百姓的承受能力，政治上又持续制造敌意，军事上重要关头内部互相牵制，就算纸面上拥有再强的军力、再高的国际地位，都未必足够支撑下去。
一个政权真正最难守住的，从来不是一座城，而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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