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延安杨家岭，陈昌浩带着11岁的儿子陈祖涛去见毛泽东。此行并非普通探亲，而是准备前往苏联治病。陈昌浩患有严重胃病，周恩来手臂负伤，也需要赴苏联治疗。临行前，陈昌浩只对儿子说：“只要有机会，就带你一起走。”

当时的孩子并不懂国际局势，却知道苏联在许多人心中意味着革命的中心。陈祖涛后来回忆，父亲带他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同意他随行，还送给他们几枚银元。这个细节，他多年后仍记得很清楚。

8月27日，一架道格拉斯飞机降落在延安。原定同行的主要是周恩来夫妇和陈昌浩父子，后来，孙维世、陈小达等孩子也临时加入。孙维世不愿留下，专程骑马返回杨家岭请示；陈小达则无论如何也不肯下飞机。周恩来只好说：“既然孩子愿意去，就一同走吧。”

飞机经兰州转赴苏联，几名中国孩子随后进入国际儿童院。那里收容的并不只是普通孤儿，还有烈士遗孤、革命干部子女以及旅苏中国人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朱敏等人，都曾与这些孩子有过交集。

国际儿童院设在伊万诺沃等地，孩子来自多个国家，中国孩子数量不少。大家使用俄语生活和学习，名字、身世往往被有意淡化。对陈祖涛而言，最难的不是课程，而是语言。没人因为年纪小或来自中国，就降低要求。

儿童院设有中国班，韩铁生夫妇负责教授汉语、汉字和中国历史，也讲解一些中国的风俗习惯。白天上课，晚上分组完成作业，生活看似有规律。没有父母在身边，孩子们却觉得那里的物质条件远胜延安根据地。

变化发生在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战争迅速逼近，儿童院的生活也从安稳转入紧张。食品越来越少，孩子们常常只能依靠土豆充饥。土豆煮熟后撒上一点盐，便是难得的好饭。

面包需要靠劳动换取。劈柴、做工、整理院落，男孩子还要接受一些战备训练，女孩子学习缝纫。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长期吃不饱，个子普遍不高，脸上也少有同龄人的圆润。陈祖涛后来认为，那段日子虽然艰苦，却让他们很早懂得了生活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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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他难以忘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对待。1943年，玛尕洛夫出任儿童院院长，夫人伊莲娜也随之来到这里。此时，贺子珍带着女儿李敏抵达儿童院，林彪的前妻张梅也带着女儿林小琳住在那里。

贺子珍和张梅不会俄语，在当地缺少熟人，也没有固定工作。儿童院中的孩子可以通过劳动获得面包，她们虽然能领到一定口粮，却没有稳定的取暖条件。陈祖涛曾看到，贺子珍为了补贴生活，卖掉自己的衣物，甚至在住处附近摆摊。

那时的贺子珍，身体和精神都承受着压力。她与玛尕洛夫发生冲突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关于冲突的具体原因，后来出现过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是生活琐事，也有人认为是院长不愿接纳没有工作安排的中国妇女。

但在陈祖涛看来，事情并不只是个人争执。他记得，玛尕洛夫对中国孩子格外苛刻，动辄训斥、挑错，对其他国家的孩子却没有同样严厉。孩子们吃的是清淡稀薄的饭菜，院长夫妇的餐桌上却经常有肉和蔬菜，汤面还浮着一层油。

这种反差，孩子们看得明白。私下里，他们常常替贺子珍抱不平。陈祖涛后来回忆：“他不是只针对贺子珍，而是对中国人有成见。”这句话，正是他多年后对那段经历最直接的判断。

贺子珍被送走后，陈祖涛再也没有见到她。后来，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她离开了那所精神病院，并于1947年回到中国。儿童院里的饥饿、战争和偏见，则和那些孩子的少年时代纠缠在一起，成为他们始终无法抹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