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杭州，正在休养的陈云接到胡耀邦打来的电话。电话内容很直接：张闻天的追悼会，参加不参加？如果参加，是主持，还是致悼词？
陈云没有犹豫，回答说：“我主持也行，致悼词也行。”随后他又提出，希望把时间往后推一推，等自己回到北京，一定要参加。
这通电话看似是在商量会务，背后却牵连着一位老党员晚年遭遇的曲折变化，也牵连着陈云与张闻天数十年的战斗交情。
张闻天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前后，他曾担任中央重要领导职务；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参与了中央对形势的研判与处理。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并肩工作，是党内较早的一批重要领导人。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位曾经站在中央领导岗位上的革命者，到了晚年，却长期处在相对沉寂的生活中。1960年前后，他曾向中央表达愿望，希望重新承担工作，并说过“大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
后来，他在经济研究部门担任特约研究员，读资料、作调查，认真研究国家经济建设问题。工作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他并没有把这段经历当作敷衍性的安排，而是把能做的事情尽力做好。
1969年以后，张闻天和妻子刘英迁居广东肇庆。视力不断恶化，身体也逐渐衰弱，可他仍坚持阅读和思考。1974年，他曾写信请求到北京生活，希望在身体尚能行动、眼睛尚能看见时，再看看国家建设的新面貌。
这份愿望没有立即实现。1975年，中央同意他迁居无锡。汤巷45号一座不大的两层小楼，成了张闻天生命中的最后居所。当地安排医生为他检查，当时他已经患有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
书桌上的台历，写着列宁的一句话：“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视力不好，他便把书贴近桌面；身体稍好，便拄着拐杖在院内走动。读不了太久，就停下来想问题。那种习惯，已经融进了他的生活。
一次聚餐中，桌上摆着红烧肘子。刘英担心他的血压，提醒道：“医生不让吃。”张闻天只能看着菜发愁。江苏方面的负责同志了解他的病情，劝道：“偶尔吃一块，别太拘束。”刘英听出了话外之意，便没有再拦。
这顿饭并不是什么大事，却让人看见了张闻天晚年的处境：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身边人都在小心照料，而他本人仍惦记着工作，惦记着国家经济建设，甚至还在准备整理自己的研究文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张闻天得知消息后，长时间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情绪受到很大影响。此后，他的病情反复加重，常常胸闷难眠。
他曾对刘英说，自己多年不能为党工作，感到遗憾；又提出，夫妇二人的存款，去世后交给党，作为最后一次党费。1977年，刘英按照遗愿，向中央有关部门交去4万元。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还收听了新闻，让身边人读《参考消息》，并谈起一种便于行动的新式轮椅。他说，身体允许的话，仍想出去走走。当天稍晚，他因心脏病突然发作，在无锡逝世，享年76岁。
江苏省委当日向中央请示丧事安排。7月8日，中央有关部门作出指示，不举行追悼会，骨灰暂存无锡。次日，遗体告别仪式低调举行。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张闻天在无锡使用的是“张普”这个名字，花圈上也写着“张普”。
张闻天去世后，刘英一直希望中央能重新评价他的历史贡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她向陈云写信反映情况。陈云很快批示：“完全应该，转各主席传阅。”这句话，为后来举行正式追悼会提供了重要支持。
1979年，中央决定为张闻天举行追悼会。胡耀邦致电陈云，并非只是在确认一位老同志是否出席，而是在确认这场追悼会应当以怎样的规格举行。陈云愿意主持，也愿意致悼词，但后来考虑到规格问题，支持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
1979年8月2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陈云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悼词肯定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党在相当长时期内的重要领导人，称他的生命属于革命，属于党和人民。
这场迟来的追悼会，也让张闻天晚年反复修改的文章得到公开发表。那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文稿，正是在追悼会举行当天刊登。1981年，陈云又为张闻天回忆录题写书名“怀念张闻天同志”，这段跨越数十年的战友情谊，留下了清晰而郑重的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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