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夏，台北，王正钧已经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案卷却再次送到了蒋介石案头。对一个普通副官来说，这本应意味着案件暂告一段落，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内，刑期会从七年变成十五年，继而改为死刑。
王正钧并不是吴石身边可有可无的勤务人员。他长期负责文件传递、日常联络和事务安排，能够接触到不少军务信息。吴石担任国防部门重要职务期间，曾通过秘密渠道向大陆方面提供台湾防务及军事部署资料，王正钧因此被认为是其中的联络环节。
这层关系，决定了他后来无法被当作普通下属处理。
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岛内政治气氛骤然紧张。吴石案发，并非单纯的军纪案件，而是被当作重大情报案件处理。1950年3月，吴石被捕后，王正钧很快受到牵连，随后被拘押审讯。
审讯人员反复追问他是否替吴石传递文件，是否知道朱枫一案的内情。王正钧始终坚持自己只是奉命办事，对核心情况并不知晓。这样的回答未必能够洗清嫌疑，却使案件在证据层面出现了一个难题：他与吴石关系密切，但究竟参与到什么程度，不能只凭推断认定。
军事法庭最初也没有直接判他死刑。按照当时留下的案件材料，王正钧曾被判处七年徒刑，后来又改为十五年。这个变化说明，案件并非从一开始就证据确凿，而是在强烈的政治压力下不断加重。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王正钧命运的，并不是新的证物，而是最高当局对判决结果的不满。
蒋介石认为，吴石作为高级军官，长期从事情报活动，身边副官不可能毫不知情。案卷上据称留下了“轻判恐纵敌”一类批示，要求重新审理。军事司法机关面对这样的指示，很难坚持原有判断，只能再次调整量刑。
有人曾提出，王正钧的直接证据不足，若仅凭身份关系处以死刑，恐怕难以服众。这样的意见没有改变结果。对当时的统治者而言，吴石案不仅关系个人生死，也关系军队内部的震慑效果。吴石已经被处决，副官若留下，便可能被视为一个没有彻底收束的缺口。
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在台北马场町被执行死刑。吴石案并没有因主要人物伏法而结束，王正钧仍被继续追究。两个月后，军事法庭重新处理他的案件，原先的有期徒刑被改判为死刑。
这一次，审判的重点已经不再是王正钧具体做了多少事情，而是他与吴石之间的关系本身。副官、亲信、经手文件，这些身份被层层叠加，逐渐变成了定罪依据。这样的审判逻辑，折射出当时政治案件的共同特点：个人行为与政治立场被紧紧捆绑，连“知情”与“参与”之间的界线也被有意压缩。
王正钧面对家人时，留下的并不是一番慷慨激昂的话。据相关回忆，他更多是叮嘱家人照顾孩子，不要因自己的遭遇再去招惹祸端。那时家属同样承受巨大压力，住房、生活和子女求学都受到影响。一个人的死刑判决，往往会把惩罚延伸到整个家庭。
1950年8月，王正钧被押往马场町执行死刑。关于他的临刑表现，后来流传着不少细节，但能够确认的核心事实只有一点：他没有因为判决突然改变而得到重新申辩的机会，也没有等到案件被完整厘清。
“判决已经改了，还能申诉吗？”家属曾有过这样的疑问。
得到的答复十分冷淡：“这是上面的决定。”
这句话或许不是正式档案中的原话，却准确反映了当时普通人面对政治案件时的处境。法律程序仍在运行，审判文书也一份不少，但真正决定命运的，往往是权力对案件性质的定性。
王正钧长期被简单称作“吴石副官”，直到后来相关资料逐步整理，他作为秘密情报工作人员的身份才得到更多确认。2011年，有关部门依据档案和调查材料，追认王正钧为革命烈士，家属也获得了迟到多年的正式说法。
这场案件最刺眼之处，并不只是一个副官被判处死刑，而是判决在缺少新证据的情况下反复加重。七年、十五年，再到死刑，三个数字的变化，记录下的不是普通量刑差异，而是政治高压如何进入司法过程。王正钧的名字，也因此没有停留在吴石案的附属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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