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新中国的国家机构由此进入制度化运行阶段，一批在战场上久经考验的将领，也开始承担经济、工业、民族事务和国防建设等重任。

在57位开国上将中，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共有五位：乌兰夫、陈锡联、王震、张爱萍、苏振华。他们的经历并不相同，有人长期主持地方工作，有人负责军工建设，也有人在民族地区和边疆建设中留下了鲜明印记。

这个名单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人物。谢富治确实担任过公安部部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等重要职务，但他于1972年去世，并没有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因此，真正符合这一身份的第五位，应当是苏振华。

乌兰夫的道路，和许多纯粹从军队成长起来的将领不一样。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便长期负责绥远、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既要组织武装力量，也要处理民族关系和地方政权建设。

1949年后，乌兰夫继续主持内蒙古工作。1954年，他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为五人中最早进入国务院领导班子的开国上将。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他虽已主要从事地方和中央工作，仍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开国上将的评定，并不只看某一场战役的战果，还要看革命资历、政治能力以及对一个区域、一个方面工作的贡献。乌兰夫长期处理民族地区事务，其价值并不能用带兵多少来衡量。

陈锡联的特点，则是从军事指挥逐步走向国防工业和国家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参与上党、淮海等重要战事，军事指挥风格稳健而果断。

新中国成立后，陈锡联没有停留在战功上。1950年，他担任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炮兵力量。后来，他又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长期守卫东北和首都方向。

1975年，陈锡联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特殊时期，他还曾协助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能从野战部队走到军兵种建设，再进入国家中枢，这种经历在开国将领中并不多见。

王震的长处，常被概括为“能打仗，也能办事”。他在西北和新疆工作多年，既重视军事控制，也重视生产恢复、交通建设和基层组织建立。战争结束后，他面对的不是一张地图，而是粮食、道路、垦区和人口迁移等一系列现实难题。

1950年，王震率部进驻新疆，参与屯垦戍边事业。后来，他担任农垦部部长，把部队组织生产的经验带入国家经济建设。铁路修建、荒地开发、农业生产，这些工作没有战场上的轰鸣，却同样考验组织能力。

1981年，王震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此后，他又担任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国上将中，王震和乌兰夫都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政治地位和历史影响都十分突出。

张爱萍的经历带有明显的国防科技色彩。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华中地区负责军事工作，因负伤等原因，未能完整参与解放战争后期的许多大战。但这并没有削弱他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

1949年以后，张爱萍参与渡江战役及沿海地区军事工作，随后投入人民海军创建。此后，他又长期负责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推动导弹、核试验等重大项目建设。

1980年，张爱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防工业方面的重要职务。他的贡献，更多体现在把战争年代形成的组织经验，转化为现代国防体系所需要的科研、工业和技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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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振华则是五人中任期最短、但地位十分关键的一位。革命战争年代，他曾在红军和八路军系统中任职，建国后长期负责海军建设。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苏振华担任海军领导期间，面对的是从小规模近岸力量向现代海上力量转变的任务。舰艇、基地、院校、人才培养，任何一项都不能只靠勇气解决，必须建立完整的制度和技术体系。

1978年，苏振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相关工作。遗憾的是，他于1979年去世，在副总理岗位上工作时间并不长。即便如此，他在海军建设和国防现代化方面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

五人的共同点，不在于都曾指挥过同样规模的战役，而在于都能把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能力，转化为新中国建设所需要的另一种本领。有人处理民族事务，有人建设炮兵和海军，有人开发边疆，也有人推动国防科技。副总理这一职务，正是对他们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