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8日，河南沈丘西王老寨，杨勇和苏振华面对兵团机关干部，宣布第五兵团正式成立。此时，解放战争的主战场正从中原转向江南，眼前这支新组建的部队，很快就要接受连续急行军和大规模作战的考验。
第五兵团的骨架，来自中原野战军第一、十一纵队以及豫皖苏、冀鲁豫军区的主力。它下辖第16、第17、第18军，总兵力约8万人。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三军之中既有长期鏖战的老部队，也有从地方武装逐步成长起来的新力量。
这种组合并不意味着战斗力整齐划一。第16军、第18军中的部分师，早已在晋冀鲁豫和豫皖苏战场上反复锤炼；有些部队则刚由地方部队改编而来，作战经验和协同能力还需提高。杨勇要做的，不只是带兵打仗，更是把不同来路的队伍拧成一股绳。
第五兵团的底色，来自红军传统和根据地作风。第16军46师136团、第47师139团，都保留着红军团的血脉；第18军52师等部队，也有红军连队作为骨干。这些老部队最突出的特点，不是口号响亮，而是关键时刻顶得上去。
1947年12月的北向店阻击战中，第一纵队第二旅坚守阵地，从清晨打到夜间，以较大伤亡挡住敌军连续冲击，掩护上级机关转移。这样的战斗，往往缴获不多，甚至代价沉重，却直接关系全局。部队干部常说：“命令到了，阵地就在。”
这支部队还有一项硬本领：能走。1946年底巨金鱼战役期间，第一纵队连续长途行军，抵达战区后仅作短暂休整，便投入追击。战士们疲惫到了极点，听到战斗命令，仍然迅速集合。长距离机动，后来成为第五兵团纵横战场的重要依托。
1949年4月21日晚，渡江战役打响。第16军担任第一梯队，百余门火炮集中轰击南岸阵地，突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迅速登岸。第136团、第139团突破敌军防线后，后续部队接连渡江，至4月26日，第五兵团各部全部越过长江。
过江之后，部队没有停留太久，而是直插浙赣线。衢州、江山、玉山等地相继被攻占，部队一面追击，一面切断敌军退路。短短数月，兵团南下两千多里，连续作战，完成了从渡江突破到赣东北经营的转折。
真正考验杨勇兵团的，是随后展开的西南作战。1949年11月，第16军和第17军从黔东推进，沿湘黔方向突破防线。11月14日晚，第16军前卫部队进入贵阳时，守军已经撤离。此后，兵团各部继续向川南推进，在运动中分割、追击和歼灭敌军。
成都战役期间，第16军部队在大渡河以南追击宋希濂所部。12月19日，残部在沙坪附近被截住，宋希濂等人被俘。几天后，成都外围的敌军大举西逃，第16军又在邛崃一带堵住退路，配合兄弟部队完成围歼。
有意思的是，第五兵团最具历史分量的一笔，并不只在贵州和四川。1950年1月，第18军奉命脱离第五兵团建制，改由第二野战军直接领导，承担进军西藏的任务。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没有讨价还价，而是着手解决粮秣、道路、干部和高原适应等一系列难题。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打开了通往西藏的门户。战役结束后，第18军并未因胜利而放松，部队还要面对高寒缺氧、道路艰险和物资运输困难。1951年5月，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同年8月，第18军开始分批向拉萨进发，10月下旬，张国华率军部抵达拉萨。
与此同时，留在贵州的第五兵团也从野战作战转入地方建设。1950年4月，兵团番号不再使用，部队改编为贵州军区系统。杨勇、苏振华分别承担军区和地方领导工作，部队分散到各地，剿匪、建政、恢复生产，面对的是另一种更加复杂的战场。
从中原出发时，第五兵团是一支准备南下作战的野战力量；进入贵州后，它又承担起稳定地方秩序的责任；第18军则在脱离兵团后，完成了进军西藏的重大使命。几条道路彼此不同，却都源自同一支部队的训练、纪律与担当。1951年2月，贵州军区还将萧国宝生前所在连命名为“萧国宝英雄连”，这面旗帜，正是第五兵团战斗传统在新任务中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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