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作为孔子的故乡，从古代一直到解放前夕，这里的县官都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不单单要管一县的民生政务，还有一层绕不开的关系：必须同时给孔府衍圣公当差办事，听候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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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的格局，从唐宋时候就已经定型了。那时候朝廷就习惯让孔子的后代子孙来兼任曲阜的地方官，管着曲阜这一亩三分地的事，等于是让孔家人自己管自己的老家地方，既合情合理，也能显示朝廷对圣人后裔的优待。那时候地方官的称呼还和后来不一样，大多叫 “知县事”，简称就是 “县事”，所以这个惯例也就一直传了下来。

到了明代，这个惯例发展成了固定的制度：曲阜知县成了孔家的世职，只从孔子后裔里选拔人来当，外人根本插不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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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曲阜知县和衍圣公的关系就有意思了：大家都是孔家人，论身份地位，衍圣公是孔子嫡传长孙，世袭公爵，是整个孔氏家族名正言顺的族长，地位比知县高了不知道多少。知县哪怕是当了地方官，放到家族里论辈分、论地位，也得对衍圣公恭恭敬敬，礼数一点都不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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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哪个知县不开眼，得罪了衍圣公，那根本不用上级官员出面怪罪，衍圣公直接就能以孔氏宗主的名义惩罚他，摘了他的知县帽子都不稀奇。所以那时候的曲阜知县，上任第一件事不是点卯理事，是先去孔府给衍圣公见礼，把关系理顺了才能安安稳稳坐这个位置。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觉得世职知县容易出弊端，就改了规矩：曲阜知县不再由孔家自己世袭，改成和其他地方一样，由朝廷统一从上头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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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制度变了，规矩却没变。哪怕是朝廷外派来的知县，到曲阜上任的第一件事，也绝对不是去县衙接印，而是得先备上拜帖，亲自跑到孔府去报到挂号，认认真真拜见衍圣公，礼数半点不能少。

只有先见过了衍圣公，得到了孔府的认可，这个县官才算真正能到任。要是哪个新县官不懂事，先去了县衙，那等于直接扫了孔府的面子，往后在曲阜根本站不住脚，迟早得被挤走。

等县官拜见完衍圣公，衍圣公也会按规矩给对方接风。一般不会当天就回请，大多是隔个一天两天，衍圣公府才会下正式的请帖，邀请新县官到孔府赴宴，算是给客人接风洗尘，也承认了对方的身份。

其实这一顿饭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流程 —— 衍圣公请你，就是承认你这个县官，你在曲阜才能干得下去。不只是县官对衍圣公要恭敬，孔府里的人，身份也比普通县官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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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孔府里管着接待传达的承启处，领头的管事只是孔府的家奴，却能挂上四品的官衔，而朝廷委派的曲阜知县，只是区区七品，论品级比孔府的管事还要低好几个等级，见面了得先行礼，可见孔府在曲阜的地位有多特殊。

曲阜县官的特殊身份，其实是两千多年来儒家地位的缩影。衍圣公作为孔子嫡传，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普通的贵族，哪怕改了朝换了代，朝廷都需要借助孔家的影响力来笼络读书人，所以自然也就给了孔府在曲阜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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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宋让孔家人兼县官，到明清世袭知县，再到后来改派也得先拜孔府，不管制度怎么变，孔府在曲阜的核心地位从来没有变过。一直到解放前夕，曲阜县官都摆不脱 “既要管民事，也要事孔府” 的格局，这在全国所有县里面，都是独一份的特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