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从单一的公有经济转向多元经济，是一个被动的选择。
改革开放的前夜，中国最直接的问题是就业。
一场风暴之后，秩序恢复了，公检法和行政架构重新行使职能，但企业的恢复是滞后的。从 1968 年到改革前的 1978 年，整整十年，人口增加了1.77亿，而城镇就业仅增加了3884万，就业的压力可想而知。
国企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年轻一代就业，多是顶替父母的班——一个萝卜一个坑，父亲退休，儿子上岗。于是有了上山下乡运动：几乎全国所有的城市青年，都以行政指令的方式从城市转向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说白了，就是到乡下自己养活自己。
从 1968 年到 1978 年，全国有约 1700 万城市青年被送往农村。我们叫待业，不承认是失业，因为那时没私有经济，只有计划分配，没有劳动市场，因而也没有失业登记，这不是什么荣耀，也就那么一说。
那时，北方地区壮劳力干一天，计一个工 10 分，价值 1 到 2 毛钱，最差的 2 到 3 分钱；而一个素包子要 6 到 8 分钱。
一个壮劳力抡一整天锄头，挣的还不值一个素包子钱。
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商品稀缺、就业不足的时代。
中国经济明确无误地落后了。人们说没有前三十年的基础，就不会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辉煌，无比正确，正如没有母系社会，也不会的大秦帝国。
从比较关系看，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就业与收入比什么都能说明问题。美联储10月加息的预期又下降了，为什么？因为就业，非农只录得2万多，远低于预期的9万多，美联储跟着就业指数跑，这是最真实的经济盛衰的晴雨表。
就业也决定了收入。
1968 年，中国的人均 GDP 是 80 美元，不能说富足，但差距还谈不上悬殊——新加坡 450 美元，韩国 180 美元。到改革开放前的 1978 年，中国被远远甩在了后面，传统理论瞬间变得苍白：中国 220 美元，新加坡 3500 美元，从对中国的 5.6 倍扩大到 15.9 倍；韩国 1200 美元，也从对中国的 2.2 倍扩大到 5.5 倍。
十年时间，中国输在了效率上。
不是别人跑得快，是我们的机制没有把马克思说的生产力释放出来。
运行机制让他们跑不动。
但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意志无与伦比。
私有制，或者说多元经济的崛起，是自发的。这个路径，是千千万万普通个体自己走出来的。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自己和家人，自发地改写了中国经济的规则——开始在街角卖鸡蛋、擦皮鞋、养长毛兔卖给收购站。
两个最有生意头脑的地方，一是温州，二是潮汕，开始有了家庭小工厂。
没有动员令，没有计划目标，没有任何帮扶政策，一切来自伟大民族顽强的生命力，正如鲁迅先生说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当时，一些老同志痛心疾首，感觉社会主义的天要塌了，写信给中央，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在这个千秋功罪的历史关键时刻，政策做出了建国后最了不起的选择：中国走上了多元经济的道路。
也正如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的理念：市场经济的发生不是人类的设计。它说到底是自发秩序，是庄子说的道行之而成。
那么 ，现在的就业也能“逼”出来吗？
不能，因为商品短缺的时代，已经剧情反转，成了产能过剩的时代，不再有创业大潮，普通人要做的是守住岗位，哪怕是灵活就业。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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