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北京中南海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与张治中谈起了即将确定的国旗图案。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已经确定，国旗却还没有定稿。看似只是图样取舍，实际关系到新国家的政治立场、民族团结和领土观念。
毛泽东当时比较看好一幅“一星一杠”的红旗。红色底面上，一颗黄色五角星位于左上方，一条黄色横杠贯穿旗面。设计思路十分简洁：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横杠则寓意黄河。图案不繁复，含义也容易解释，因此在诸多方案中颇受重视。
张治中听完，却没有表示赞同。
“这个图案，恐怕还可以再斟酌。”
毛泽东问他原因，张治中没有急着推荐别的样式，而是把自己的顾虑说了出来。他认为，横贯旗面的黄色长条，容易让整面旗帜产生被分割的视觉效果。国旗不仅是装饰图案，也常常承载国家疆域和政治统一的象征。若旗面被一道横线截开，难免给人留下不够完整的印象。
这番话并非挑剔细节。张治中长期任职国民党军政系统，曾参与国共谈判，也深知中国统一问题的复杂性。1949年以后，他选择留在大陆，参与新政权建设，但台湾尚未回到人民手中，国家统一仍是摆在面前的重大问题。正因为有这层经历，他对旗帜中“分割”的意味格外敏感。
有意思的是，一幅设计能否成为国旗，往往不只看寓意是否响亮，还要经得起不同角度的推敲。一星一杠方案的确清楚明白，却可能因横杠造成误解。毛泽东听取意见后，也认为国旗图案应当避免这种隐患，于是原本接近确定的方案被重新放回讨论之中。
国旗图案的征集，始于1949年夏天。新政协筹备期间，有关方面向全国征集国旗、国徽等设计稿，收到的图案达到三千余幅。经过筛选，三十八幅作品被编印展示，提交各界人士进一步讨论。那不是简单评选美观，而是在为新中国寻找一套能够长期使用的国家象征。
五星红旗最初并不是呼声最高的方案。上海的曾联松设计了这幅图案，构思来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一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颗小星各有一角朝向大星，形成环绕关系，表达团结在党的领导之下。
这份设计送达较晚，进入视野后才逐渐受到重视。田汉等人认为，它比单纯表现地域或河流的图案更能概括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张治中拿到草图后，也从革命统一战线的角度作了说明。他指出，中国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阶级共同奋斗取得胜利，五星图案正好体现了这种政治现实。
不过，原始设计仍有一处需要修改。曾联松曾在大五角星内部绘制镰刀、锤子，用来进一步说明大星所代表的政党。这个符号本身具有明确含义，但放在国旗上，容易使旗帜与苏联国旗产生过于接近的联想，也不利于形成中国自己的国家标志。
张治中很快注意到这一点，提出可以删去大星内部的镰刀锤子。这样既保留大星与四颗小星的整体寓意，又使图案更加简洁，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相似。经过讨论，设计稿中的这一细节被取消，五星红旗的基本形制由此确定下来。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象征人民，五颗星的排列关系表现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团结。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下午三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五星红旗伴随《义勇军进行曲》升上天安门广场。此前围绕一条横杠、几颗星以及一个符号的反复商议，也在这面旗帜正式升起时，留下了完整的制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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