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4日，汉口，韩复榘被押赴刑场。几个月前，他还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掌握山东军政大权；此时却因济南、泰安相继失守，被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处决。这个案件，也揭开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严厉追责的一角。
不过，民间常说的“蒋介石处决十位国军高级将领”，并不是一份完全准确的名单。李服膺死于阎锡山之手，石友三则被部下活埋，二人不能简单算作蒋介石下令处决。若把这些案件放在战局、军令和派系关系中观察，许多人的死因并不相同。
韩复榘的问题，核心在于山东防线的崩溃。1937年12月，日军逼近山东，韩复榘放弃济南，并撤离黄河沿线阵地。李宗仁曾要求他固守泰安，韩复榘却认为南京都没能守住，泰安也难以独撑。这样的判断虽有战局依据，却直接冲击了军事指挥体系。
蒋介石随后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召至河南。韩到达后被扣押，军法审判很快进行。韩复榘确实存在保存实力、消极作战的问题，但审判过程带有强烈的政治震慑意味。山东失守的责任并非一人造成，然而他既是地方实力派，又公开违抗命令，因而成为最适合被推出去承担责任的人。
李服膺的遭遇，则与山西战场有关。1937年9月，日军进攻天镇、阳高，李服膺率晋绥军第六十一军苦战多日，部队伤亡严重。阎锡山先要求坚守，随后又允许“相机撤退”。天镇失守后，舆论哗然，汤恩伯部也因日军突破而受损。
在这种压力下，阎锡山把“撤退”变成了“擅自放弃阵地”，李服膺被处决。严格说，他不是蒋介石直接处决的将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部队确实打了多日硬仗，撤退命令也并非毫无依据，因此这起案件常被认为带有明显的替罪性质。
兰封失守后，龙慕韩也付出了生命代价。1938年5月，兰封担负着牵制日军、掩护徐州方向作战的任务。守军指挥层内部出现动摇，桂永清率部撤离，龙慕韩随后弃城，兰封很快失守。蒋介石震怒之下，撤换多名将领，并将龙慕韩处决。
龙慕韩并非完全没有责任，但桂永清先行撤退，指挥责任显然不止一人。最终由龙慕韩承担最重惩罚，既与战场表现有关，也与将领之间的地位、关系有关。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马当失守，薛蔚英被追究责任。上级命令他率部增援马当，可部队行进途中遭遇日军，无法及时抵达。马当守军孤立无援，最终失守。战后，责任被集中归结到薛蔚英身上。这样的处理，把复杂的战场阻击、通信和部署问题，压缩成了一个人的“贻误战机”。
长沙大火案更为特殊。1938年，蒋介石曾提出长沙失守后实行焦土政策，但具体执行仓促，军政部门准备不足。日军逼近时，长沙城内突然纵火，造成大量民房和商铺被焚，百姓伤亡惨重。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以及徐昆、文重孚，后来被处决。酆悌有指挥责任，但大火涉及军政机关多层决策，把全部后果归于三人，显然带有平息民愤的意味。
廖龄奇的案件，同样存在争议。1941年9月，廖龄奇因结婚请假，部队由副师长张灵甫率领参战。战局变化后，廖龄奇返回部队，并命令部队退守醴陵待命。长沙失守后，他被指为临阵脱逃，最终遭到处决。
请假结婚本身并不等于逃避战斗，廖龄奇也曾参加过多次抗战。问题在于，前线指挥出现混乱，各部撤退部署相互牵连，战后需要有人承担责任时，他的请假便被重新解释成了罪证。就事实而言，这起案件很难称得上证据充分。
张德能之死，可能是这十起案件中最值得质疑的一例。1944年长沙会战时，他率部防守长沙，部队伤亡严重，便向第九战区请示。有关撤退指示据称由电话传达，没有留下书面记录。张德能据此撤军，长沙失守；战后，相关人员对电话内容说法不一，张德能却被处决。
军队作战最怕令出多门，也怕事后各说各话。若上级确实允许撤退，张德能属于执行命令；若没有明确许可，他才构成擅自退却。偏偏关键证据只是口头通话，责任又被单独落到一名军长身上。因此，张德能很可能是这些案件中死得最冤的人。
陈牧农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负责防守全州，全州失守后被处决。胡启儒则因虚报兵额、克扣军饷、擅权杀人和受贿等罪名，于1942年被处决。二人的案件，一个属于战场失守，一个涉及军纪和贪腐，性质并不相同。
至于石友三，他在抗战期间投向日方，后来又试图反复摇摆，1940年被部下杀死并埋入土中。这个结局残酷，却不是蒋介石下令处决。把他与韩复榘、张德能等人并列，容易混淆“被蒋介石处决”和“在抗战时期死亡”这两个概念。
这些案件背后，既有军令责任，也有派系斗争；既有将领失误，也有战后推责。真正难以判断的，往往不是某人是否败退，而是那道命令究竟从哪里发出，又是谁在事后改变了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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