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清楚概念：灵活就业这个词是从哪来的？
不完全是中国发明，国际劳工组织1973年提出”非正规就业“，各国统计尺度差别非常大，横向比较的意义不大，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束，国际劳工组织的”非正规就业“，看岗位有没有社保和法律保障。
中国感觉”非正规“这个词不够中性，于是变成了”灵活就业“，统计规则看的是用工形式，有没有固定单位。两套说法对就业的判词基本一致：一周内至少一小时有偿工作。
一般地说来，灵活就业占比高的多是发展中国家。
中国就业人口约7.25亿，其中超过2亿人是灵活就业，占比高达27%，每四个干活的人里，至少有一个是没有单位的，民间机构也有统计到3.2亿的。非洲国家的”非正规就业“能高到80%+，美国8%，北欧五国很厉害，1%-3%。
所以，灵活就业多不等于市场繁荣，它也是一国居民富裕水平的标尺。
但是，千万别轻看了这2亿灵活就业群体，他们是民生重要的支柱 ，按宽口径：个体经营的夫妻店、小餐馆、菜摊，凡是没雇工的都是灵活就业，约8000万人；家政、保洁、托幼、搬运这些非全日期制与传统服务高达1.3亿，各平台注册网约配送员超1200万，网络主播约1746万、自媒体创作者约5000万；持证网约车司机748万；快递员约320万；货车司机约3800万，诸如此类，这是一支中国生活的大军，如果按城镇就业算，10个就业者有4个是没单位的。
那么 ，灵活就业者的生存状态怎么样？
北大张丹丹教授在访谈里说：“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这话说的的确说有点风轻云淡。
其实，灵活就业者的生存状态不完全是月入多少的问题。很多情况是没法算账的，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我们人生大多数恐惧，往往不是来自确定性，而是不确定性，
2亿灵活就业者中，参加职工医保的只有6982万，约三分之一。缺口最大的是工伤——外卖骑手恰恰是交通意外的重灾区。业内概括为“三高一低”：出行强度高、工作环境差、身心负荷高，风险抵御能力低。一次严重意外，可能让一个家庭“一伤返贫”。
国研中心有一个问卷，40.1%的灵活就业者3年内岗位变动3次以上。
这太灵活，太不确定了，我相信这也带来生活的恐惧，尤其是对养家糊口的人来说。灵活性是福利这话适用于设计软件的自由程序员，但不适用外卖小哥。
未来的路在何方？
灵活就业是那一伙子挤在新旧产能夹缝中的人，总是会有，政策层面要做的是全民普惠托底，要有基本生存权的保障，这种普惠托底是定义一个社会文明的基石。这对中国来说，作为一种全民共享的体系，还没有真正迈出步伐。
全民共享不是救济，它的核心理念是全民基础账户，虽然很遥远，总要开始。
那时，张丹丹的灵活就真的是福利了。
总的说来，人类社会从贫穷走向富裕，倾向于灵活，但不倾向于灵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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