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月13日，广东深圳口岸，89岁的龚楚坐在轮椅上，身旁是侄孙龚庆韶。他穿着藏青色西服，手提皮包，证件捏在手中。工作人员问：“老人家这是出门吗？”龚楚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答道：“不是，回乡。”
这一句“回乡”，背后压着半个多世纪的曲折。1935年5月，龚楚离开红军队伍；55年后，他又以一个白发老人、归乡者的身份，踏上广东乐昌的土地。身份变了，故乡还在，旧日战友却大多已经长眠。
龚楚1901年出生于广东乐昌。1917年，他参加粤军，后来接触《新青年》《向导》等刊物。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的龚楚，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基层干部，而是有军事经验、懂农民运动、又熟悉广东地方情况的骨干。
大革命失败后，他继续留在革命队伍中。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粤北时，朱德、陈毅曾得到龚楚引路。井冈山时期，他进入红四军前委核心层，和毛泽东、朱德共同参与重要工作。1929年百色起义后，红七军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龚楚担任参谋长。
那段经历，使龚楚与邓小平结下了战斗情谊。后来他还担任过红军师长、红军总部代理参谋长等职务。能走到这个位置，靠的不只是资历，也说明他曾经得到组织的信任。
变化发生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龚楚没有随主力出发，而是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初，红三十四师突围失利，陈树湘等将士浴血奋战。龚楚奉命前往接应，却只看到了残酷战局留下的痕迹。
连续的失败、失联和牺牲，对长期处在前线的人打击很大。龚楚开始怀疑红军能否渡过难关。不得不说，这种动摇并非一夜形成，却在那段时间迅速越过了底线。
1935年5月2日晚，龚楚以身体不适为由休息，随后离开郴县黄茅村驻地，投向国民党方面。一个曾经身居红军重要岗位的人，就此成为红军队伍中影响极大的叛离者。
投敌后，陈济棠授予他少将名义，并让他参与“清剿”行动。龚楚熟悉红军的组织方式、联络习惯和游击区域，这使他的转变带来了严重后果。1935年10月，他曾设法诱集赣粤边游击队干部，设置伏击，造成多人伤亡。旧日战友从此站到了对立面。
抗日战争期间，龚楚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但始终没有真正获得信任。叛离经历成了他无法摆脱的阴影。解放战争后期，他看清国民党败局已定，携款前往香港，逐渐淡出政治生活。
在香港的岁月里，龚楚写回忆文章，练习书法，也常从乐昌乡亲那里打听故土消息。年纪越大，思乡之情越重。不过，他最担心的并非路途，而是另一个问题：当年做过的事，家乡还会不会接纳他？
1985年，一位来自乐昌的亲属到香港探望他。熟悉的乡音，让龚楚重新感到故乡并不遥远。此后，相关政策释放出宽待历史上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明确信号。龚楚反复阅读报纸，确认自己有机会回国定居。
1990年，他终于回到乐昌。地方为他安排住所和生活用品，并按照有关规定接待。接风宴后，龚楚拿出三封亲笔信，分别写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请求允许自己长期住在家乡。他还专门给邓小平发去电报，说明身体状况和定居愿望。
信件送出后，邓小平从北京打来电话，询问龚楚的生活情况。电话中的龚楚视力很差，几近失明，听到熟悉的声音后失声痛哭。邓小平没有追问旧事，只关心他的身体和生活。这种处理，既包含对老战友的情分，也体现了对历史责任与现实安置的区分。
龚楚晚年住在乐昌，接受过文史工作者访问，也见过不少乡亲。1995年，他在故乡去世，按生前意愿葬于当地山地。那个曾经离开队伍的人，最终还是回到了出生的地方。只是这次归来，不再拥有军号与职务，只有一位老人迟到多年的故土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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