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联合国安理会几乎成了全球地缘博弈最密集的舞台之一。从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3月2日伊朗随即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到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伊朗核违规问题提交安理会，这一条矛盾链条越扯越长，每一个环节都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在这场游戏里，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西方舆论给出的答案，几乎从一开始就板上钉钉——“支持伊朗”“阻碍国际秩序”。但这个定性本身，才是需要被认真审视的那个预设。
要读懂2026年中国在安理会的一系列否决行动，就必须先把伊朗核问题这条线的来龙去脉理顺。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JCPOA），从那以后伊朗的核进程一步步加速，铀浓缩丰度攀升至60%，这一数字已经远超任何合理的民用核需求。2025年9月，英法德三国援引”快照条款”，触发六项联合国对伊制裁自动恢复机制，而中国和俄罗斯从一开始就拒绝承认这一程序的合法性。这个分歧，是后续一切冲突的根本起点，不弄清楚这一点，就根本无法理解中方的行为逻辑。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及多名军政高官在行动中丧生。这场打击发生在IAEA保障监督下的和平核设施附近，直接造成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彻底中断。对此，中国外交部明确表态：武装攻击处于IAEA保障监督下的核设施，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严重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权威。这一立场并非单打独斗——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随即联合发表声明，谴责这场打击的非法性。在北京看来，正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才是导致伊朗此后拒绝配合IAEA核查的直接诱因，追责顺序颠倒，才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2026年9月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以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的结果，通过决议将伊朗核违规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这是时隔20年伊朗核问题再度被提交安理会。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了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选择弃权。中国代表在会上明确阐述立场：美国和以色列两次对伊朗受IAEA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实施军事打击，正是导致伊朗拒绝配合核查的根本原因，把责任反扣在伊朗身上，是对事实因果关系的颠倒。这一判断得到了多个全球南方国家的默认认同——8国弃权，不是没有立场，而是以弃权的方式表达了与美国西方的距离感。
9月17日，安理会就延长监督伊朗制裁的专家小组任期进行表决，11票赞成、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弃权、中国和俄罗斯动用否决权，草案被否。专家小组任期于9月26日到期，正式终止。美国副驻联合国大使洛塞塔在否决后当场谴责，称失去独立的证据型监督渠道，只会让逃避制裁的人获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则在社交媒体发帖，称赞中俄”阻止了美国及其盟友再一次借安理会谋取政治目的”。从形式上看，11票对2票，中俄明显处于少数；但否决权的本质不是民主投票，而是对安理会共识机制的制衡设计，这一点，不管西方喜不喜欢，都是《联合国宪章》白纸黑字赋予常任理事国的权力。
中方否决这份决议的法理依据，同样有一脉相承的逻辑。北京从未承认”快照条款”触发的制裁自动恢复具有合法性。在中方的法律解读中，这套由英法德单方面激活的程序，本身就违背了多边框架下的共识原则。将一套北京认为无效的制裁体系的监督机制延续下去，等于是在用程序性操作为一个非法前提续命。无论外界如何解读，中方的法理立场本身是连贯的。这不是临时的外交对抗，而是一个从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JCPOA起就已经埋下的逻辑延伸。
紧接着，10月1日，联合国大会依照2022年建立的否决权问责机制，专门召开会议审议安理会的这次否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茨拿出《联合国宪章》逐条宣读，话里话外直指中俄”言而无信”——当年这两国都投票支持过六项对伊制裁决议，如今却用否决权拆掉制裁监督体系。这番发言确实有一定冲击力，让部分中小国家产生共鸣。但沃尔茨的发言里有一个沉默的悖论：他口中”必须遵守”的那六项决议，正是以美国2018年单方面违约退出JCPOA为代价换来的局面的结果，这笔账，他没有算进去。
在10月1日的大会辩论上，中方代表的回应并不回避正面交锋。北京的逻辑是：多边机制的正当性，不是由任何一方自行定义的。制裁体系需要”持续改进”，要提升透明度和公正性，而不是成为个别大国实施单边压力的工具。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孙磊此前在安理会制裁机制相关对话会上，已经把这一立场表述得相当清楚。这套逻辑，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是有基础的：近年美国的单边制裁工具已经覆盖了数十个国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眼里，华盛顿谈论”规则”和”国际法”的语气，本身就已经让人信任度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0月7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宣称伊朗已”完全失去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局势出现了新的变量。而就在此前数日，伊朗革命卫队持续扩大对霍尔木兹海峡往来油轮的袭击，布伦特原油持续在100美元上方运行，美军正向中东增兵部署第三艘航母战斗群。在这样一个火药桶随时引爆的时刻，安理会还在围绕”谁否决了谁”的口水仗，而不是真正讨论如何推动停火和恢复谈判，这本身就是整个体系最大的讽刺。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和平解决、政治外交手段、停止军事升级，这条线贯穿了2026年所有的外交表态，无论在外交部记者会上还是在联合国的会场里，表述都是一致的。
不过，有一个层面需要客观地面对。中国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的频率近年来明显提升，2007年之后的否决次数已经超过此前几十年的总和。这一趋势本身说明北京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态度正在从”克制旁观”转向”主动介入”。这是中国综合实力上升在外交策略上的投影，也是一种战略上的成熟化。问题在于，“主动介入”需要在更多场合拿出更具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否则长期以”否决”为主要工具，可能让中方在国际社会特别是摇摆中间地带国家中陷入防守型叙事的困局。
截至2026年10月8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希已在9月21日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进行间接接触，并于9月25日表示伊朗提出了在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重启核谈判的方案，但特朗普当即表示方案”不可接受”。安理会内部的博弈也没有到终点——美国已经在寻求通过联合国大会框架建立替代性的伊朗制裁监督机制，试图绕过安理会的否决墙。未来数周，围绕这套替代机制能否成型，将是又一轮角力的焦点。
把这整个链条串起来，安理会上演的这场闹剧，导演是谁，演员是谁，观众又是谁，其实已经不难分辨。真正的荒唐，不在于哪个国家动用了否决权，而在于一个本应以外交斡旋和政治对话为核心功能的全球安全机构，正在被当作单边霸权政策的背书工具。在这个框架里，谁挡了路，谁就是”荒唐的”。中国的否决，没有把话绕着说，就是在告诉世界：这套逻辑，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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