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10日清晨，迪化监狱门外，国军少将刘亚哲盯着十辆卡车，反复核对车上的人员名单。车里坐着131名被关押多年的中共党员及家属，他们即将离开新疆，踏上返回延安的道路。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押运。车队身后，是复杂的政治局势；车队前方，则有漫长的荒漠、险道和随时可能出现的阻拦。刘亚哲很清楚，护送任务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问题，这些人就可能再次陷入险境。
这批人的遭遇，要从盛世才统治新疆说起。1930年代后期，为巩固自身地位，盛世才一度采取亲苏、亲共政策。中共中央先后派出干部进入新疆工作，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人也在其中。
抗日战争时期，新疆曾设有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中共干部参与财政、教育、经济等工作，对当地建设发挥过作用。盛世才还曾接济西路军部分人员。那段时期，双方确实存在合作。
局势变化发生在1942年。随着国际形势转变，盛世才开始寻求国民政府支持，并逐渐转向反共。1942年8月，他下令将中共驻新疆人员集中监视，随后逮捕了党员、家属和工作人员。
被捕者使用的多是化名，这给后来的营救增加了困难。毛泽民化名周彬，陈潭秋等人也没有公开真实身份。盛世才试图从他们口中获取情报，但几名党员始终没有屈服。1943年，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被杀害，其余人员则长期被关押。
中共中央并没有忘记这些同志。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时，多次提出释放新疆被押人员。由于战事、政局和新疆地方势力交织在一起，营救工作一直没有实质进展。
转机出现在1945年。张治中赴新疆处理当地局势，经过数月工作后出任新疆省主席。1946年春，他在赴迪化履职前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托付他查找被押人员下落，并设法将他们营救出来。
张治中到任后，先让迪化市长屈武到监狱实地查找。由于盛世才办事隐秘，档案并不完整，寻找过程颇费周折。屈武最终确认了这批人的身份，但三位主要负责人已经遇害，其他人员仍被关押。
直接释放囚犯，张治中并没有完全把握。他便借助政治协定中释放政治犯的相关条款，向蒋介石发电，请求将这批人释放，并强调他们长期关押，许多人身体虚弱，继续扣留只会影响新疆局势。
等待批复期间，张治中先改善了他们的伙食，允许读书看报，还把分散关押的人集中起来。有人仍然不敢相信，担心这只是另一场审讯。张治中对代表说：“这次不是审问，是准备送你们回去。”杨之华等人听到周恩来参与营救，才逐渐放下戒心。
蒋介石同意释放后，张治中没有拖延。他担心命令反复，立即安排刘亚哲负责护送。刘亚哲当时熟悉新疆交通和驻军情况，能够协调沿途力量。为防止有人暗中阻挠，张治中还通过报纸公布释放和护送消息，使这件事置于公众视线之下。
车队离开迪化后，真正的考验才开始。新疆酷热，火焰山一带气温极高，汽车轮胎因高温受损，许多人员又因多年囚禁身体虚弱。途中一名小女孩不幸病逝。刘亚哲随即与代表商议，增加营养和医疗照护，并要求随行医务人员随时检查病情。
车队抵达兰州后，又遇到新的阻拦。行至山西一带，刘亚哲接到命令，要求不要把人员送往西安，而改送咸阳。熟悉当地情况的他明白，咸阳当时并不安全，一旦改道，后果难料。
恰在此时，队伍中有人突发疾病，急需救治。刘亚哲以此为由，坚持将车队开往西安。抵达西安后，人员被安排到八路军办事处，但胡宗南方面仍不肯放行。刘亚哲便设法让消息传回张治中，请他出面交涉。
张治中的电报很快到达。经过协调，车队终于获得继续西行的许可。一路上仍有盘查和拖延，刘亚哲始终坚持按原计划护送，没有把人员交给地方机构。
1946年7月11日，车队抵达延安南部吉家村。等候多时的人群围上来，握手、拥抱，许多人失声痛哭。车上的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到家了。”
刘亚哲完成任务后，并未被允许进入延安，只能在村外停留。40天，6000里，131名人员，车队穿过新疆、甘肃、陕西等地，终于把这场持续多年的营救行动送到了终点。多年以后，这段护送仍被视作国共关系复杂时期一次极为特殊的营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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