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各位读者朋友，我是小李。
许家印虽已身陷囹圄，但他昔日主导的资金调度却在司法程序中掀起新一轮风暴。
2026年9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正式受理两起民事索偿案件，原告方为正在服刑的许家印及其全资控制的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司Xin Xin（BVI）Limited，被告分别为张松桥与蒋大龙，合计追索金额达191.5亿港元。
其中186.5亿港元系2014至2020年间分八笔汇入张松桥名下账户。实际操盘此次追债行动的是恒大清盘人杜艾迪与黄咏诗——二人于2025年9月获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欧阳浩荣颁令，全面接管许家印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部可识别资产。
由清盘人代原债务人发起诉讼，这一角色切换释放出何种信号？这笔横跨六年、频次密集的大额资金划转，在法律层面究竟构成借贷、投资、对价支付抑或赠与？
双方陈述截然对立
2026年9月30日，香港高等法院同步登记两宗民事索偿申请，原告均为许家印及Xin Xin（BVI）Limited，被告则分别为蒋大龙与张松桥，总索赔标的为191.5亿港元。
出庭应诉的并非许家印本人，而是经法院授权履职的资产托管代表——恒大清盘人杜艾迪与黄咏诗。早在2025年9月，香港高等法院即作出裁定，指定该二人全面接管许家印名下所有境内外资产，包括离岸架构、金融账户及不动产权益。
涉及张松桥的案件金额最为庞大。起诉书明确载明：2014年至2020年期间，许家印及其离岸实体XIN XIN先后八次向张松桥转账，累计金额不少于186.5亿港元。
具体明细为：2014年支付2.5亿港元；2015年支付35亿港元；2016年支付20亿港元；2018年分两笔分别支付6亿与3亿港元；2020年又于4月、6月、10月三次拨款，金额依次为40亿、50亿及30亿港元。
清盘人主张，上述款项均以“临时性资金支持”名义提供，或对应特定商业安排所约定的价值交换，或基于张松桥承诺返还本金并支付合理回报的默示合意，但至今未见任何实质性履约行为，故依法请求全额返还并计收法定利息。
张松桥方面随即作出强烈回应。就在清盘人提交诉状仅七日后，即2026年10月8日，他反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向许家印追索101亿港元贷款本息。
其诉状指出，自2010年5月至10月间，双方曾达成多项口头融资协议，张松桥应许家印紧急资金需求，陆续垫付总额达290亿港元的过桥贷款，且明确约定须依约偿还。
2014至2020年间，许家印分阶段归还了其中186.5亿港元。
2022年11月15日，双方签署书面确认文件，许家印亲笔签字确认尚余101亿港元未结清。张松桥团队强调，该笔债务在恒大流动性危机全面爆发后仍获书面背书，许家印迄今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根本性违约。
同一组186.5亿港元资金流，清盘人视作“未收回债权”，张松桥则坚称是“已部分清偿的债务”。两种定性针锋相对，形成高度聚焦的法律争议焦点。小李认为，本案最具张力的核心，正在于此种事实重叠下的法律解释分歧。
一笔资金往来，两套叙事逻辑，各自配有形式完备的法律文书支撑。张松桥手中握有2022年11月签署的书面确认函，落款时间处于恒大风险暴露之后；清盘人则掌握完整跨境银行流水凭证，清晰显示资金从许家印控制的离岸主体流向张松桥个人及关联账户全过程。香港高等法院最终如何界定该笔款项的法律属性，将直接决定191.5亿港元整体追索请求能否获得司法支持。
张松桥素有“重庆李嘉诚”之称，现任中渝置地董事会主席，亦是许家印早年组建的香港顶级富豪社交圈“大D会”的关键成员之一。
二人不仅牌桌常客，更将私人交情延伸至资本协同。恒大高速扩张阶段，张松桥多次以战略投资者身份认购恒大股票与债券。2015年，恒大斥资55亿元收购中渝置地旗下重庆中渝集团92%股权，成为当年内地房企整合区域平台的标志性案例。
现年62岁的张松桥，自2015年起逐步退出内地房地产开发主业，集中处置重庆多个存量项目予恒大体系，并将主要资本配置转向英国市场，尤其聚焦伦敦核心地段优质资产。
张松桥与许家印之间的财务纽带远不止于这186.5亿港元。2020年1月，两人通过多层离岸架构联合出资2.1亿英镑，购入伦敦骑士桥拉特兰门2-8A号整栋历史建筑，刷新英国单体住宅成交价格纪录。
当时对外披露的买方为其家族办公室，后续调查揭示该物业真实权益人为许家印，直至2022年恒大债务危机全面升级后才被迫折价出售。
此一操作本身即表明，双方资金运作存在显著的结构复杂性与权属隐蔽性，资金实际归属与表观持有人之间存在明显错位。
两天到账的“顾问服务报酬”
相较张松桥案，蒋大龙被追索的5亿港元更显异常。起诉书载明：2020年6月22日，许家印与其签订书面协议，聘请蒋大龙提供商业策略咨询、管理建议及其他相关专业服务，酬金总额5亿港元。
签约次日，即6月24日，蒋大龙名下花旗银行账户即完成收款。从签约到资金到账仅隔48小时，远低于常规商业服务协议所需的磋商、交付、验收及结算周期。
蒋大龙背景同样非同寻常。他是瑞典国家电动汽车公司NEVS创始人。2019年1月，恒大以9.3亿美元收购NEVS 51%股权，正式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
2019年5月，蒋大龙出任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并兼任恒大国能新能源汽车集团董事长。在其任职期间，其职务排序与时任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夏海钧并列，仅次于许家印本人。
恒大2019年豪掷9.3亿美元收购其企业，2020年6月再度支付5亿港元“顾问费”，而彼时恒大汽车尚未实现整车量产，技术路线与产能规划持续引发市场质疑。
清盘人指控蒋大龙未按约履行任何实质性顾问职责，亦未就该笔巨额付款向恒大或其债权人提供任何可验证的附加价值，涉嫌违反合同义务、信义责任及虚假陈述准则。
小李特别留意到这笔5亿港元支付的时间节点。2020年6月正值恒大商业票据大面积违约前夕，市场对其短期偿债能力的担忧正快速升温。资金以“顾问服务报酬”名义迅速划出，流程压缩至极限，这种节奏本身就值得深入推敲。
恒大汽车当时的现实处境广为人知：量产进度严重滞后，研发投入持续承压，舆论争议不断加剧。而作为恒大汽车板块最高负责人之一，蒋大龙在收取该笔款项后不久，恒大汽车的经营状况便急剧恶化，股价与信用评级双双遭遇断崖式下跌。
191.5亿追讨背后的清算逻辑
截至2026年5月底，恒大清盘人公开披露的已回收资产折合约2.55亿美元，而申报债权总额高达约450亿美元。目前香港清盘人已接收187份债权证明文件，申报债券总规模达3500亿港元。
全球范围内，已有逾77亿美元资产被纳入强制接管范围，涵盖33家离岸控股公司、7个主要银行账户、私人飞机与豪华游艇、伦敦核心地段豪宅，甚至穿透至美国家族信托架构中的23亿美元资产。
但经确权并完成交割的现金类资产，仅有6400万港元。
191.5亿港元的诉讼标的，在450亿美元债务黑洞中看似微不足道。
然而此案的战略价值远超数字本身。清盘人的追索路径已完成关键跃迁——从单纯追查许家印名下显性资产，转向深度挖掘其向第三方转移的资金链条。
2026年8月7日，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就盈佳国际置业与国雄控股纠纷作出判决。
法院驳回盈佳国际置业提出的禁制令申请，准许国雄控股继续推进约59.72亿港元债务追索。主审法官陈静芬在判词中明确认定，盈佳用以抗辩的所谓“附带协议”系事后虚构，缺乏真实交易基础，并裁定其承担全额弥偿性诉讼费用。
此外，恒大清盘人已于2026年5月向普华永道国际及其中国内地与香港附属机构发起索赔，金额高达570亿元人民币，创下香港司法史上单一企业诉讼索赔金额新高。
清盘人同时就香港证监会与普华永道达成的10亿港元和解协议提出司法覆核，主张该安排使恒大少数股东优先于普通债权人获得赔付，违背《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确立的法定清偿顺位原则。
清盘人的追索对象早已不限于许家印个人。早在2024年8月，恒大清盘人即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将许家印、丁玉梅、夏海钧等七名自然人列为共同被告，追讨2017至2020年间不当领取的股息、薪酬及其他福利性支出，涉款约60亿美元。
此举清晰表明，清盘人正采取立体化追索策略：一边追溯许家印对外输送的资金，一边回溯其从恒大体系内提取的各类收益。
小李判断，这种多维度同步施压的操作模式，折射出清盘人在面对天文数字债务缺口时的紧迫感与务实取向——每一笔潜在回款都可能成为债权人最后的希望所在。
许家印已于2026年8月20日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同时判决恒大集团罚金88.2亿元，恒大地产罚金70亿元，对其违法所得予以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随着许家印刑事判决生效，离岸债权人的清偿路径或将面临更大不确定性，部分境外资产存在被内地法院依据《刑法》第六十四条及《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纳入强制执行程序的风险。
结语
真相终将浮出水面。许家印的无期徒刑绝非事件终点，191.5亿港元的司法追索令，正悄然撕开精英资本圈层中长期存在的互助默契外衣。对于恒大数以万计的债权人而言，真正牵动神经的，从来不是诉讼声势，而是最终能分配到手的实际清偿比例。
依据香港现行破产清算法例，清盘人履职费用优先从剩余可分配资产中列支，而美元债券持有人平均回收率仅为3.4%。
这场旷日持久的追债博弈，其深层意义或许不在于究竟能挽回多少损失，而在于它首次将那些深藏于私人会所、离岸账户与口头约定中的资本暗流，置于司法聚光灯下接受审视。
张松桥与蒋大龙是否将履行法院裁决？下一个被纳入追索名单的昔日合作伙伴是谁？香港高等法院的终审判决，将成为揭开谜底的关键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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