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成都，中央西南局重新设立，李井泉出任第一书记。这个安排并非普通的人事调动，而是同西南地区当时的行政、经济和国防任务密切相关。新机构成立后，书记处成员来自党政、军队、地方和经济部门，分工相当复杂。
西南局的前身，曾在1949年7月伴随西南战役和接管工作而建立。1954年大区机构调整后，西南局一度撤销。到了1960年，随着西南地区工业建设、边疆治理和国防事务增多，中央再次恢复这一领导机构。
李井泉负责统筹全局，李大章则是书记处中排名靠前的一位。李大章早年参加北方地区党的工作，长期负责地方组织和宣传事务。西南局重建后，他兼任四川省委第二书记，并在川南承担重要领导职责，成为李井泉处理四川及西南事务的重要助手。
在这一班子中，廖志高具有鲜明的地方工作特点。他是四川冕宁人，革命时期主要在川东活动。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参与四川、西康以及西藏方向的工作，后来还先后担任福建、四川等地主要领导职务。西南局任职经历，使他对边疆、民族地区和地方经济都有较深了解。
阎红彦的经历，则带有陕甘根据地的印记。他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曾在西北革命斗争中担任领导职务。1955年授衔时，他已经转入地方工作，但仍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开国上将中少有的地方领导干部。进入西南局后，他所承担的任务，也不只是军事方面。
张经武是开国中将，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和地方军事领导。西南局重建期间，西藏、西康方向的防务、部队训练以及军地协调，都是他关注的重点。1966年西南局撤销后，他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继续负责重要的党政工作。
周林在这套班子里颇具综合型干部特点。他早年参加学生和工人运动，抗战时期在新四军工作，后来又担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上海解放后，他参与恢复城市秩序和经济运行；到贵州任职时，又推动交通、机场等基础建设。1980年，他出任教育部副部长，1997年6月1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5岁。
于江震主要负责工业方面的工作。西南地区资源丰富，但工业基础不均衡，许多工矿企业又处在恢复和扩建阶段。因此，他在西南局分管的并非一般行政事务，而是同工业布局、企业管理和干部配备直接相关。后来，他曾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
阎秀峰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熟悉地方组织、城市建设和水利事务。调入西南局后，他所承担的工作与西南地区城市恢复、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定联系。1983年11月28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69岁。
陈刚的经历更为特殊。他早年从事地下工作和联络工作，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相关活动，长期承担组织、交通和情报性质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在东北工作，后来进入西南局，曾任监察组组长，并担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1967年6月，他因病逝世，终年61岁。
张国华是西南局中具有重要军政经历的干部，开国中将，曾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军长。西藏和平解放及其后的建设工作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西南局后，他所代表的，是军队系统与地方领导之间的衔接力量。
贾启允长期在山西从事党政工作，解放后调到四川，曾任成都市委书记。西南局重建以后，他继续参与地方经济和行政管理。后来，他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在经济统计和国民经济管理方面承担了更专门的职责。2004年，他因病逝世，享年90岁。
刘植岩早年做过兵运工作，抗战时期在太岳根据地任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西南局组织部部长、昆明市委书记，后来又到中央组织部门工作。组织建设是大区工作的基础，干部审查、培养和调配，都需要这类熟悉基层且有长期组织经验的干部。
任白戈是四川籍老革命，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四川早期革命活动，后来从事宣传、教育和地方行政工作。他曾任重庆市市长、四川省政协主席，在抗大和根据地时期也承担过思想教育任务。1986年8月23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值得一提的是，他同作家沙汀早年相识，二人都曾参加左翼文化活动。
曾希圣是这届书记处成员中军事和地方经验都很突出的干部，曾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后来长期主持安徽工作。1960年西南局重新设立后，他从安徽调到成都，参与西南地区的领导工作。曾希圣的加入，也加强了书记处在军事统筹和地方治理之间的联系。
这份名单中，有长期负责地方的省委书记，有主持工业、组织和监察工作的干部，也有来自军队系统的将领。李井泉居于第一书记位置，李大章为主要副书记和助手，其余成员则围绕四川治理、边疆事务、工业建设、组织工作及国防任务展开分工。西南局的这次重建，正是当时西南地区多项任务集中交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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