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26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处小餐厅里，王进喜面对桌上的名签，站了很久。他不是不懂规矩，而是不敢相信，自己的名字竟然被安排在主桌。
那天，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会议间隙，王进喜忽然接到通知，晚饭不用去普通餐厅，有一场活动等着他。通知没有说明缘由，这位见过不少场面的石油工人，反而感到局促起来。
走进餐厅后，他看到三张圆桌呈品字形摆开，桌面放着水果、糖果和茶水，每个座位前都有名签。王进喜在旁桌找了一圈，始终没有发现自己的位置。
再回头一看，他愣住了。
自己的名签，正端端正正摆在主桌上。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人的名签，却分列在另外两张桌子上。王进喜心里犯嘀咕：是不是工作人员弄错了？
服务人员上前提醒，他仍站着没动。直到有人再次请他入座，他才小心地坐下。这个细节，看似简单，却很能说明王进喜的性格。他在井场上敢跳进泥浆池，在领导和荣誉面前，却始终把自己看作普通工人。
这场饭局并非普通宴请。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但毛泽东一向反对为自己铺张庆祝。经陶铸提议，他同意用自己的稿费请一些来自工人、农民、科技界和基层部队的代表吃顿便饭，并特意嘱咐周恩来办理。
王进喜正是受邀者之一。同桌的还有大寨生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科学家钱学森、原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以及其他劳动模范。名签的位置，实际是一种无声安排：这顿饭不按职务排座，而是把创造生产成绩的人请到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进门后，先走到王进喜面前与他握手。王进喜一时紧张，只说出一句：“主席好。”多年后，人们回忆起这一幕，仍能感到他的拘谨。那不是刻意做作，而是一个从井场走来的工人，突然面对自己敬重的领袖时最自然的反应。
席间菜肴并不奢华，据相关回忆，只有十多道家常菜。毛泽东谈到这次聚餐时说，既不是过生日，也不是祝寿，是同工人、农民、解放军实行“三同”，大家坐在一起谈谈话。
话题很快转到大庆。毛泽东对余秋里说，石油工人干得很有劲；谈到王进喜时，又称赞他是工业战线的带头人。王进喜听得十分专注，面前的酒水几乎没有动。他后来常说，成绩越大，越不能把尾巴翘起来。这句话，显然也成了他约束自己的准则。
王进喜之所以坐上那张主桌，根子不在名声，而在大庆油田最艰苦的创业阶段。1959年，他参加全国群英会时，看见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因缺少汽油而使用煤气，受到很大触动。一个打过许多油井的石油工人，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到，国家的石油供应仍远远不够。
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展开，设备运输、用水和井喷处理都成了难题。没有吊车，他带队用滚杠和撬杠搬运钻机；没有足够的水，工人们从远处一桶桶运到井场；井喷时缺少合适材料，他拖着伤腿参加搅拌泥浆。所谓“铁人”，不是身体不会疲惫，而是在关键时刻没人退缩。
也正是在这些具体事情中，“铁人”这个称呼逐渐传开。1964年，毛泽东提出“工业学大庆”，王进喜成为广大工人学习的典型。但他本人并不把荣誉看得很重，回到大庆后，依旧下井、查设备、问生产，极少主动提起那次生日宴会。
五年后，王进喜再次在人民大会堂见到毛泽东。1969年党的九大期间，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这是大庆的铁人王进喜。”毛泽东随即站起来握手，说知道他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身体结实，像个铁人。王进喜只是笑着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遗憾的是，王进喜没有等到更长久的岁月。1970年，他被确诊为胃癌晚期，周恩来得知后安排他住院治疗。住院期间，组织发给他的补助款，他一分未动，还将钱和账单包好，交代身边同志把钱用到更需要的地方。
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在北京逝世，年仅47岁。两年后，尼克松访华，曾表示想见一见这位中国“铁人”，但那时王进喜已经离世。毛泽东谈到中国石油工人时，提起了他的名字和那句响亮的话：“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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