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天津，张学铭从海外得知兄长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扣留，立刻准备回国。他想做的事很直接：设法见到哥哥，哪怕只能递上一句话。
但张学良很快托人送信，劝弟弟不要贸然行动。赵一荻也从香港赶来相劝。面对亲笔信，张学铭只能暂时按下焦急。他没有想到，这一等，竟从壮年等到了生命尽头。
张学铭与张学良同为张作霖的儿子，却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两人的母亲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她陪着张作霖从困顿走向显达，也曾替丈夫周旋于亲友之间，在张家事务中颇有分量。
张作霖曾对身边人说，家里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大嫂”，只要她答应的事，自己不会反对。这句话，足以说明赵春桂在张家早期的重要位置。
可乱世中的家庭，很难一直维持原来的模样。张作霖地位上升后，家中人口渐多，赵春桂逐渐难以接受这种变化。一次争执后，她带着孩子回到新民老家。1912年，赵春桂因病去世，年仅38岁。
母亲离世时，张学铭还年幼。他与张学良、大姐张首芳一起生活，先在新民旧宅读书，后来又到沈阳求学。照料兄弟二人的责任，更多落在二姨太卢寿萱身上。
张学铭读书很用功，毕业于奉天省立高等学堂。那时的张学良已经能够带兵，少年张学铭也曾动过从军的念头。可张作霖看得很清楚，认为小儿子性情和长处更适合读书，不愿让他进入军界。
父亲替他安排婚姻，张学铭心里并不痛快，却无法公然违抗旧式家庭的规矩。婚后，他仍然情绪低落。张学良察觉后劝他说：“读书也能做事，未必要走带兵这条路。”这句话，促成了张学铭出国求学的决定。
1925年，张学铭东渡日本。兄弟二人相隔异国，联系却没有中断。张学铭遇到难处，常写信向哥哥求助；张学良军务繁忙，也总会设法回信。这种往来，成了两人之间难得的稳定联系。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遇难。张学铭中断学业回国奔丧。次年，他带着妻女前往天津，后来与朱洛筠相识并结为夫妻。此后的生活虽然几经变化，他与张学良的兄弟关系始终没有断开。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铭最急切的念头就是营救哥哥。遗憾的是，复杂的政治局势并不允许他凭个人意愿行事。张学良的劝阻，既是兄长对弟弟的保护，也是对当时局面危险程度的清醒判断。
日本方面也曾试图拉拢张学铭。他们以威胁和利诱相逼，希望这个张氏家族成员为其做事。张学铭当面拒绝，甚至拍案斥责来人。家族曾经显赫，并没有让他选择借此谋利，他宁愿沉默度日，也不肯背负汉奸名声。
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学铭回到东北，重新参加工作。他并未放弃营救兄长的打算，只是局势很快发生变化。此后多年，他四处设法，却始终没有等来张学良获释。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铭回到天津，参与地方建设，曾任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并担任全国政协第四、第五届委员。身份变了，生活也趋于平静，可对哥哥的牵挂始终存在。
1982年，一次政协学习会上，张学铭看到杂志刊登张学良与赵一荻用望远镜眺望大陆的照片。他情绪激动，当场说：“我这辈子见不着大哥，做鬼也要去一趟台湾！”这句话，并非一时闲谈，而是压在心头几十年的愿望。
1983年，病情加重的张学铭已经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留下话说：“我大哥苦熬了四十七个寒暑，我等待了四十七个春秋，终未见上一面……”
4月9日，张学铭在北京去世，终年77岁。从1936年张学良被扣留，到1983年张学铭离世，四十七年间，兄弟二人始终没有再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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