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20日，北京，总参谋部所属各部局正职以上干部大会上，杨得志被宣布出任总参谋长。这个决定并不突然，却颇有几分曲折。此前的杨得志，长期担任大军区和野战部队主官，真正负责参谋系统工作，反而不是他的强项。
熟悉军史的人都知道，杨得志、杨成武、杨勇并称“三杨”。三人都是开国上将，战功卓著，后来又分别承担过重要军政职务。若从年龄、党龄和革命资历来看，杨得志确实是“三杨”中的老大哥。
杨得志1911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湘南起义，随后随朱德部队转战井冈山。杨成武生于1914年，杨勇生于1913年，二人入党时间均为1930年。年龄差距并不算大，可在革命队伍中，早两年参加战斗，往往就意味着多一层资历。
杨得志真正为人熟知，是在长征途中。1935年5月24日，他率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第一师第一团强渡大渡河，夺取渡口后连续击退敌军反扑，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几天后，杨成武又率部飞夺泸定桥。一个强渡大渡河，一个飞夺泸定桥，成为红军长征中彼此相连的两场硬仗。
有意思的是，三人虽各有成名战例，私下关系却很亲近。杨勇见到杨得志，常称他为“老杨哥”。这声称呼，不只是因为年龄，也包含着对老资格、老作风的认可。
1979年末，邓小平准备把更多精力放到国家经济建设上，因而考虑辞去总参谋长职务。当时军队正处于调整体制、加强正规化建设的重要阶段，接任者既要有战场威望，也要能统筹全军事务。
起初，杨勇是较受重视的人选。1977年9月，杨勇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三书记，协助邓小平工作。经过一段时间考察，他的能力得到肯定，甚至已有安排让张震到总参协助工作。
但杨勇过去在“三查三整”活动中坚持原则，曾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有关反映和匿名材料陆续出现后，中央需要进行核查。事情尚未查清，总参谋长一职又不能久缺，这使人事安排变得更加谨慎。
杨成武也曾进入考虑范围。他在1965年担任过代总参谋长，对总参工作并不陌生。只是他在1968年受到过冲击，相关历史问题尚需进一步厘清。经过反复权衡，杨得志成为更稳妥的人选。
这个选择，靠的不是单一战功，而是综合条件。杨得志有红军时期的资历，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又长期担任大军区主官，处理复杂局面的经验十分丰富。更重要的是，他在部队中威望较高，作风沉稳。
1980年初，杨得志先任中央军委常委、国防部副部长。邓小平找他谈话，希望他接任总参谋长。杨得志听后很意外，直言自己长期带兵打仗，对参谋业务并不熟悉，担心难以胜任，还推荐了几位年轻干部。
邓小平没有绕弯子，只说：“现在还是要由老同志承担责任。”杨得志明白，这是组织决定，便不再推辞。为帮助他尽快熟悉工作，杨勇再次来到他的身边。抗日战争时期在冀鲁豫军区、抗美援朝时期在志愿军总部，杨勇都曾是杨得志的副手，这已经是两人的第三次搭档。
上任后，杨得志没有急于大刀阔斧，而是先熟悉总参各部门的职责和运行方式。在此基础上，总参系统逐步精简机构、调整工作重点，军队训练、演习和现代化建设也得到推进。后来开展的精简整编，以及大规模军事演习和阅兵，都体现出这一时期的工作转变。
杨得志担任总参谋长至1987年，是担任这一职务时间较长的开国将帅之一。他原本是典型的军事主官，却在晚年完成了从带兵作战到统筹全军参谋工作的转换，这种经历在开国将领中并不多见。
他的家庭生活，同样经历过战争年代的磨砺。1940年4月，杨得志与申戈军在河南清丰县西王什村结婚。申戈军出身河北魏县，曾就读河北省立大名女子师范学校，抗战时期参加八路军，并在冀鲁豫边区从事妇女工作。
两人婚后共同生活近半个世纪，育有一子三女。申戈军既有文化底子，也有革命经历，能够理解军人家庭的聚少离多。杨得志长期在前线和军队岗位上，家庭中的许多事务，都是她默默承担。
1989年，申戈军因病去世。杨得志年近八旬，突然失去相伴多年的妻子，精神状态一度很差。老部下担心他的身体，几经打听后，介绍他认识了石莉。
石莉1935年出生于湖北红安，年轻时进入部队文工团，曾随团赴朝鲜为志愿军官兵演出。早在朝鲜战争时期，杨得志担任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时，就看过她们的演出。30多年后重逢，杨得志感慨道：“真是缘分啊。”
1990年4月30日，79岁的杨得志与石莉结为夫妻。婚后，石莉很少谈及自己的付出，却把生活照料得细致周全。杨得志外出参加活动，她提前收拾物品；他身体不便时，她总是陪在身旁。
1994年杨得志病重住院，石莉几乎天天守在病床边。家人劝她把琐事交给护理人员，她只是说，既然结为夫妻，照顾丈夫就是自己的责任。杨得志对此始终记在心里，临终前还嘱咐子女，要把石莉当作亲人一样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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