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战事迫近，国民党军政机关人心浮动。就在这座城市即将易手之际，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却亲自安排一名特殊人物离开上海。此人不是普通部属，也不是临时投奔者，而是与他相识多年、并承担过地下任务的陆久之。
陆久之1902年出生于官宦家庭，父亲陆翰曾任五省联军军法处长。这样的出身，本可以让他顺着家族安排进入上层社会，但他年轻时便接触进步思想，对旧式权力圈子的生活并不认同。
1924年前后，陆久之结识了蔡叔厚。两人共同经营上海绍敦电机公司，表面上做实业，实际上还承担秘密联络工作。那时的上海，租界林立，人员往来复杂，商号、报馆和交通机构往往比单纯的秘密住所更容易掩护身份。
1927年，经徐梅坤介绍，陆久之参与上海总工会工作，后来又通过叶剑英的关系进入招商局任职。他熟悉上海的码头、航运和社会关系，这些经历使他具备了地下工作所需要的便利条件。
有一次，陈赓在上海养伤，行踪意外暴露。陆久之得到消息后，迅速设法传递警报，帮助陈赓和其他人员转移。更冒险的是，他还曾把陈赓安排到自己家中暂避。一个身份显赫、又被严密追查的人，藏在这样的家庭里，反而不容易引起怀疑。
陆久之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能够同时出入多个圈层。赴日本求学后，他担任《申报》驻东京特派记者，借采访和交往接触日本军政界人士，搜集有关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情况。记者身份给了他公开活动的外衣，也让他获得了普通地下人员难以取得的信息。
抗战时期，他在上海创办《晨报》并担任社长。报纸表面上要应付日方要求，实际却被他用来建立情报渠道。日本方面后来察觉报纸存在异常，采取了停刊处理，但并未立即掌握确切证据。陆久之随即转变方式，利用过去与日本海军方面的关系，为物资运输取得通行凭证。
这类工作并非没有危险。日本宪兵司令部曾将陆久之逮捕审查，试图查清他与地下组织的关系。陆久之始终否认有关指控，凭借流利日语、公开身份以及日本海军武官府熟人的帮助，最终获释。没有口供，没有确凿证据，日方只能暂时放人。
抗战胜利后，陆久之担任上海接收工作中的职务，并任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此时，他与陈瑶光结婚。陈瑶光是蒋介石的养女，陆久之因而成为蒋介石名义上的女婿，身份更加特殊。上海国民党军政系统中，许多人都知道他与蒋家关系密切。
汤恩伯与陆久之的关系，还要早于这层婚姻关系。两人在日本求学期间相识，汤恩伯当时希望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却缺少门路。陆久之借助家庭关系出面相助，使汤恩伯获得了进入军校学习的机会。这份人情，汤恩伯一直记在心里。
因此，1949年中共中央考虑争取汤恩伯时，陆久之成为合适人选。他既熟悉汤恩伯的性格，又能以私人关系接近对方。只是这项工作风险极大。此前，周天缪曾劝汤恩伯改变立场，结果遭到杀害；陈仪试图推动汤恩伯走和平道路，也因事情败露被交给蒋介石处置。
陆久之没有急于摊牌，而是连续多日登门寻找机会。有一次，他深夜见到汤恩伯，便从上海的防务谈起：“如果局势继续变化，部队准备怎样应对？”汤恩伯回答：“长江不是那么容易渡过，上海的工事也不是摆设。”
这番话听起来强硬，实际上暴露出他的迟疑。陆久之随后提到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的情况。汤恩伯追问：“傅作义现在究竟怎样？”陆久之说：“外面的传闻不能全信，他受到的待遇并不像传闻那样。”汤恩伯没有立即反驳，只说此事需要再想一想。
有意思的是，汤恩伯并非完全没有动摇。陆久之判断，蒋介石的控制正在减弱，若汤恩伯愿意效仿傅作义，上海或许可以避免大规模破坏。于是，他不断劝说汤恩伯采取行动，甚至希望促成一场具有政治影响的转变。
然而，关键时刻蒋介石父子抵达上海，汤恩伯随即被召去谈话。蒋介石的直接介入，使他原本松动的态度重新收紧。对汤恩伯而言，失去蒋介石的支持意味着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风险，他最终没有跨出那一步。
上海解放前夕，汤恩伯还曾劝陆久之随同前往台湾。陆久之没有接受。两人的立场已经无法调和，旧日交情却仍在发挥作用。汤恩伯没有将他扣留，而是亲自安排他离开上海。策反任务至此中断，两人此后再未见面。
1950年，陆久之再次接受派遣，前往日本开展争取工作，并完成了有关任务。作为一名长期处于国民党上层关系网中的党外人士，他一生多次在公开身份与秘密使命之间周旋。2008年，陆久之在北京去世，享年10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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