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0日，南京一处看守所内，范纪曼端起了看守送来的酒。他已经从饭菜和异常的气氛里明白，自己的名字被列入了处决名单。
这顿饭和平日不同。四菜一汤，还有一小瓶酒。平时，牢房里的饭菜往往是剩下的粗食，突然出现这样的待遇，绝不是改善伙食那么简单。
范纪曼没有追问，也没有表现出惊慌。他把饭菜吃完，又喝了几口酒，随后躺下休息。身负重伤的他很清楚，体力是逃生的本钱，任何时候都不能先乱了阵脚。
范纪曼早年就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武昌分校，与罗瑞卿是同学。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开始后，他进入叶挺独立团作战，经历过枪林弹雨。
一次战斗中，范纪曼与部队失去联系，能够证明党员身份的材料也随之遗失。对一个身处险境的人来说，这不仅意味着组织关系中断，也意味着此后很长时间里，他很难公开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这段经历没有改变他的选择。1932年，范纪曼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考虑到他有黄埔军校经历，又掌握俄语、德语等语言，组织决定让他进入国民党系统，开展隐蔽情报工作。
他被安排到国民党北平情报系统，凭借谨慎、果断和出色的办事能力逐渐取得信任，后来还代理过站长。职位越高，接触到的材料越重要；表面上，他是国民党情报人员，实际上却在为抗日和革命事业搜集有价值的消息。
1938年8月2日，范纪曼将日军可能在中苏边境方向采取军事行动的情报传出。相关信息随后受到重视，苏联方面得以加强准备。情报工作的价值，往往不在于声势，而在于能否让决策者提前几小时、几天甚至更长时间采取行动。
全面内战爆发后，范纪曼调入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担任少将专员。这个职务使他有机会参加重要会议，接触军政部署和部队动向。许多材料并非通过单一渠道传出，而是由他记忆、整理，再经秘密联络送往解放区。
潜伏多年，最难的不是完成一次任务，而是始终不让自己露出破绽。范纪曼在国民党内部生活、工作，甚至接受同僚审查，却一直维持着表面上的身份。他没有公开战绩，也没有留下容易被追查的痕迹。
危险最终来自另一个方向。地下党员沈寒涛被捕后，在严刑逼供下供出了部分同志。南京地下组织因此遭到严重破坏，范纪曼也被列为重点对象。
特务很快查明，他竟是一名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审讯随即升级，曾经施加在其他被捕人员身上的刑罚，也被用到了范纪曼身上。
“说出联络关系，或许还能活。”
面对逼问，范纪曼没有透露党的秘密。刑讯没有得到结果，国民党方面遂作出决定：1949年4月11日处决范纪曼。
命令下达后，他没有坐等死亡，而是悄悄观察监狱环境。他曾多次劝说看守认清形势，指出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国民党军队败局已定，继续替当局卖命，只会白白牺牲。
看守们表面上斥责他，实际态度却出现了变化。4月10日白天，范纪曼听见有人议论自己的名字，也看到了名单上醒目的记号。他由此确认，处决时间已经临近。
4月11日凌晨，范纪曼假称腹痛，要求去厕所。一名看守陪他走到门口，低声说了一句：“早去早回。”
这句话很短，却让范纪曼听出了不同寻常的意味。看守没有直接放他走，但也没有像往常那样严密催促。是同情，是默许，还是不忍亲眼看着他被处决，范纪曼没有时间细想。
厕所角落里，藏着他几天前留意到的一块木板。他迅速搬出木板，架向监狱东北角。那里围墙较低，是他反复观察后认定的突破口。
木板并不稳，伤口也在牵扯。范纪曼咬紧牙关爬上墙头，翻身跳到墙外。身后的看守听见动静，等追出来时，他已经冲入黑暗之中。
这次脱险并非偶然。长期情报工作形成的判断力、对环境的细致观察，以及关键时刻仍能保持冷静，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监狱中有人没有把那句“早去早回”说成一句普通催促。
范纪曼脱险后重新回到组织。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审查和有关方面认定，他的党员身份得到恢复，入党时间按1926年计算，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按1925年计算。
1990年12月6日，范纪曼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84岁。长期脱离组织关系，却始终没有停止为革命传递情报，这段经历也解释了他为何被称作“党外”红色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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