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文中人物、情节、地名均为艺术加工,请勿与现实关联或对号入座,内容仅供休闲娱乐,请理性阅读。
01

01

周六早上六点,闹钟响的时候,窗外天还是灰蒙蒙的。

我轻手轻脚爬起来,没吵醒旁边打呼噜的周健。

今天降温,菜市场的石板路又湿又滑。

我直奔水产摊,挑了八只张牙舞爪的母蟹,足有四五两沉的大个头,花了我四百多块钱。

卖蟹的老板拿草绳捆得结结实实,装在网兜里递给我。

回到家快七点半了。

我换上围裙,端着塑料盆在水槽边蹲了整整一个钟头。

那几个大家伙劲头大得很,绳子松了到处乱爬。

我拿着旧牙刷一只只刷肚皮上的黑泥,大拇指和食指被蟹钳边缘硬生生划了两个小口子。

冷水冲在伤口上,杀得生疼,渗出来的血珠子混在水沫里冲进了下水道。

我贴了两个创口贴,继续切生姜片、倒黄酒。

九点半,蒸锅里冒出浓浓的黄白雾气,厨房里全是一股子发甜的鲜味。

我把八只通红油亮的大闸蟹端上桌,又盛好了刚调好的姜醋汁。

周健揉着眼睛从主卧走出来,连牙都没刷,直接坐在了主位上。

七岁的女儿周桐桐也被他抱上了椅子。

周健拿筷子拨了拨,伸手挑了盘子里最沉、个头最大的两只,一只放自己面前,一只掰开了递给女儿。

他熟练地掀开蟹盖,金黄硬实的蟹黄堆得冒尖,油水顺着手指往下淌。

周健低头吸了一大口,咂巴着嘴,连头都没抬一下。

桐桐学着她爸的样子,用小勺子把蟹黄全刮进嘴里,嚼得吧唧响。

我站在桌边解围裙,顺口说了句:“慢点吃,小心扎着嘴。”

没人搭理我。

周健吃完了两只,又伸手拿了第三只。

桐桐把蟹腿塞进嘴里乱嚼一通,吐出来一堆湿漉漉的碎渣子,连带着空壳子,一把推到了我面前的空碗里。

“妈妈吃这个。”

七岁的孩子仰着脸,说话清脆响亮。

“爸爸说了,你天天在家里不挣钱,是吃白饭的,吃好的纯属浪费。”

我站在桌子边,脑子里嗡的一声。

周健正嚼着一块蟹肉,听到这话,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他抬起油腻腻的手,摸了摸桐桐的脑袋,笑着夸了一句:“我们桐桐真懂事,知道心疼爸爸赚钱辛苦。”

那一瞬间,我低头看着碗里那堆沾着孩子口水的碎壳和烂脚。

手指上的创口贴刚才被水泡得发白,边缘卷了起来,隐隐作痛。

我看着他们父女俩,一句话都没说。

我没有发火,也没有掉眼泪。

我慢慢把身上的围裙解了下来,整整齐齐叠了一下,直接扔在空着的餐椅上。

我走回玄关,换上外套,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那双软皮平底鞋,拿上手机和挎包。

防盗门在我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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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出单元门,冷风吹在脸上,脑子彻底清醒了。

我拐出小区,直接进了街角那家平时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的日料店。

以前路过,周健总说这种店是骗傻子钱的,华而不实。

店里暖气很足,放着轻柔的音乐。

我找了个靠窗的单人位坐下,连菜单都没翻太久,直接点了一份两百零八块钱的招牌海胆饭,又加了一份烤鳗鱼。

饭端上来的时候,金黄的海胆铺得满满当当,上面点缀着几颗黑色的鱼籽。

我拿起木勺,狠狠挖了一大口咽下去,又甜又嫩。

刚吃了两口,包里的手机就开始疯狂震动起来。

屏幕上跳着周健的名字。

我按了接通。

听筒里立刻传来他压低但充满质问的声音:“林岚你在哪儿?我的信用卡怎么刚收到了扣款短信?两百多块钱你买什么了?”

我咬了一口烤得焦香的鳗鱼,嘴里满是浓郁的酱汁味。

我没回答他的问题,直接把通话切断,接着按下了关机键。

手机屏幕黑了下去,世界彻底安静了。

我把那碗海胆饭吃得干干净净,一粒米都没剩下。

烤鳗鱼的骨刺被我挑在小碟子里,整整齐齐码成一排。

店里的服务员端上一杯冒着热气的玄米茶,我捧着杯子慢慢喝完。

这一顿饭,我足足吃了一个小时。

结完账走出来,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

路边的落叶被风卷着到处滚,我把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沿着马路牙子慢悠悠往回走。

这三年里,我从没走得这么慢过。

以往买个菜都得一路小跑,生怕周健起晚了吃不上热粥,生怕桐桐醒了在床上哭着找妈妈。

我像个被拧紧了发条的陀螺,在这个家里转得晕头转向。

等我走到家门口,拿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一点了。

推开门,屋里的空气很闷。

大闸蟹的腥味在客厅里散不开,餐桌上的残局原封不动地摆着。

八个空壳子乱七八糟堆在白瓷盘里,吃剩的骨碟也没收拾,油渍已经在地板上干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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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坐在客厅的真皮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平板电脑在划拉。

桐桐坐在地毯上拼积木,屋里只有塑料块碰撞的声音。

见我换鞋进门,周健把平板往茶几上一扔,发出“啪”的一声闷响。

他抬起头看着我,脸拉得很长。

但他没像普通夫妻吵架那样扯着嗓子吼。

周健在外企做工程主管做了好几年,最擅长的就是这套公事公办的架势。

他推了推金丝边眼镜,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端出一副冷静讲道理的姿态。

“林岚,你今天太让我失望了。”

他声音不高,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我和桐桐在桌上吃饭,你二话不说甩脸色走人,这是一个当妈的人该有的态度吗?”

“桐桐才七岁,小孩子童言无忌,开句玩笑,你至于上纲上线吗?”

“你关机一个多小时,跑到外面乱花两百多块钱下馆子。”

“你知不知道现在的经济环境有多差?我在外面拼死拼活加班,你在家里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好。”

周健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眼里满是居高临下的审视。

“林岚,你太不成熟了,这个家需要的是稳定,不是你这种任性。”

换做以往,他只要用这种语气开口,我早就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太敏感,赶紧赔着笑脸去收拾桌子了。

但这次,我站在玄关处,静静地看着他把这番大道理讲完。

我等他停顿下来,端起水杯准备润嗓子的时候,才平静地开口问了一句:

“水池里的螃蟹壳,你洗了没?”

周健端着水杯的手僵在半空中。

他像是没想到我会憋出这么一句话,整个人愣了好几秒。

“什么?”他皱起眉头。

“我说,水池里那几个我刷螃蟹用的盆,还有桌上这堆烂壳子,你收拾了吗?”

周健把水杯重重磕在茶几上,脸色瞬间变了。

那副讲道理的面具底下,终于露出了不耐烦和鄙视。

“林岚,你现在就这点眼界是吧?整天盯着这点鸡毛蒜皮的家务活,有意思吗?”

“没意思。”

我说完这三个字,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从他面前走过去,进了客房。

反锁门的时候,我听见他在客厅里烦躁地摔了抱枕。

02

02

周健在客厅里坐不住了。

他在客房门口站了几分钟,敲了敲门。

我没开。

他在门外冷笑了一声,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穿透门板。

“行,林岚,你要是觉得委屈,那咱们今天就把账算算清楚。”

紧接着是翻找抽屉的声音,随后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他把我平时记家庭开销的软皮本子从门缝底下塞了进来,封皮蹭了一地灰。

“你看看你记的那些账,上个月买菜、买水果、桐桐的补习班、家里的水电燃气,一共花了一万二。”

周健站在门外,一字一句地报着数字。

“这套房子的房贷每个月一万三千五,加上物业费和车位管理费,一个月开销小三万。”

“这里面有哪一分钱是你挣的?哪一笔不是我累死累活从公司拿回来的?”

“你在家里做做饭、带带孩子,我每个月按时把钱打到你账上,我亏待过你吗?”

“吃个螃蟹你跟我耍脾气,你真当自己的劳动在市场上值几万块钱呢?”

门外安静了下来,随后是防盗门关上的声音。

周健带着桐桐出门了,估计是去楼下小区的游乐场。

我弯下腰,把地上的记账本捡起来,拍掉上面的灰尘。

他说得没错,这三年,家里的现金流全靠他的工资支撑。

但在他的算盘里,有些账似乎被他选择性抹平了。

我走到衣帽间的最深处,踩着小板凳,把顶柜最里面那个锁着的旧铁盒搬了下来。

铁盒沉甸甸的,上面落着一层薄灰。

我用发卡捅开锁扣,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叠纸质文件。

最上面是一份购房合同,下面压着几本泛黄的银行存折。

这套现在价值大几百万的四居室大平层,房产证上确实只写了周健一个人的名字。

每个月的还贷流水,也确实是从他的公积金和工资卡里扣除的。

但五年前买这套房子的两百万首付,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翻开最底下的那张旧购房发票和银行转账回执。

五年前,我把自己婚前全款买的一套单身小公寓卖了。

那套房子是我刚工作时,父母掏了半辈子积蓄,加上我连着三年没日没夜画图攒下的血汗钱买下的。

房子出手很快,全款一百四十万。

当时周健跟我说,他单位的公积金高,可以用他的名义做最优房贷利率,能省下好几十万的利息。

他搂着我说:“岚岚,反正咱们是要过一辈子的,写谁的名字都一样,以后我负责还贷,你安心做设计。”

那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幻想,竟然真的没在合同上加自己的名字。

一百四十万婚前个人财产,加上他拿出的六十万,凑成了两百万首付。

到了今天,在他嘴里,这套大平层成了他一个人供全家的资本。

而我,成了一个吃白饭的女人。

我把那些银行转账流水一张一张拍下来,存进手机的隐秘相册里,再把铁盒原样锁好放回原处。

有些账,确实该好好算一算了。

下午四点多,门锁转动。

周健回来了,身后还跟着我婆婆。

婆婆手里拎着两只从乡下带来的活老母鸡,鸡爪子上沾着黄泥,一进玄关就弄脏了我刚拖干净的地板。

“哎哟,这家里怎么一股子死螃蟹味儿?”

婆婆扯着大嗓门,一边换鞋一边往厨房瞅。

周健把手里的车钥匙扔在鞋柜上,叹着气说:“妈,你别看了,中午林岚发脾气出门,碗都没刷呢。”

婆婆一听,眉头立刻拧成了疙瘩。

她连外衣都顾不上脱,直接冲到客房门口,啪啪拍门。

“林岚!开门!大白天的关着门像什么样子?”

我拉开门,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婆婆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眼,嘴角撇得老高,开始在客厅里念叨。

“听说你今天因为几个螃蟹跟周健撂挑子了?还跑出去乱花钱?”

“林岚,不是我说你,女人得认命,得知足。”

“周健天天在外面看领导脸色,供着这么大个房子,供着你们娘俩吃喝,容易吗?”

周健倒了杯温水递给婆婆,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嘴角却微微翘着。

这时候,周健从兜里掏出一个硕大的乐高城堡盒子,放在地毯上。

桐桐尖叫了一声,立刻扑了上去。

那是她念叨了半年的大玩具,一套要一千多块钱。

婆婆当着孙女的面,一把把桐桐搂进怀里,指着地上的玩具大声说:

“桐桐你看,这都是你爸爸赚大钱给你买的。”

“你妈没正经工作,天天在家里闲着,全靠你爸在外面累死累活。”

“你长大了可千万别学你妈,连个收入都没有,走哪儿都得伸手要钱,腰杆子都挺不直。”

桐桐拆着包装盒,头也不抬,连连点头。

小姑娘跑过去抱住周健的脖子,在他脸上吧唧亲了一口:“爸爸最好,爸爸能挣钱,我最喜欢爸爸!”

从头到尾,桐桐甚至没往我这边看一眼。

前几天她发高烧到三十九度,是我整夜整夜抱着她在医院输液室坐着。

她嘴挑不吃青菜,是我变着法子把蔬菜打成汁做成彩色面条。

但在这一千多块钱的玩具面前,在每天灌输的现实偏见面前,母亲日复一日的琐碎付出,轻得像一阵烟。

在这个家里,没有钱,连呼吸都是错的。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这祖孙三代其乐融融的画面,心里连最后一点火气都熄灭了。

彻底死心,原来是这种感觉。

没有眼泪,也没有委屈,只有一片死寂的清醒。

03

03

吃完晚饭,我照常把厨房收拾干净。

水池刷得发亮,垃圾袋系好放在门口,地上的泥印子擦得一干二净。

做完这一切,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婆婆在主卧看电视,声音放得很大;周健在书房里打电话,语气里满是热络;桐桐已经在儿童房睡熟了。

我轻手轻脚走进客房,关上门。

客房的一角放着一张积灰的实木绘图桌,上面盖着一块旧布。

我把布扯下来,下面是一台笨重的工作站电脑。

生孩子之前,我是市建筑设计院的骨干,带过好几个商业体和住宅区的大项目。

后来为了照顾桐桐,周健一句“家里不差你那点钱,孩子前三年最重要”,我就办了停薪留职,最后直接退了出来。

这台电脑,已经有整整几年没开过机了。

我找来湿巾,把机箱、显示器和键盘缝隙里的灰尘一点一点擦拭干净。

按下电源键,主机发出一阵沉闷的轰鸣声,指示灯闪烁了几下,屏幕终于亮了起来。

熟悉的系统界面跳了出来,桌面上还保留着我当年画的最后一张方案图。

我握着鼠标,手指竟然微微有些发抖。

我打开微信,翻出一个压在通讯录最底层的头像。

那是我大学同窗,也是当年一起进设计院的兄弟老徐。

两年前老徐自己拉团队开了一家独立设计工作室,这两年生意做得不错,招了不少人。

我给他发了一条消息:“老徐,睡了吗?手里有没有外包的施工图能分我一点?”

消息发过去没两分钟,老徐的电话直接打了过来。

我把听筒压在耳朵上,走到窗边压低声音接听。

“林大设计师?你这是出山了?”老徐在电话那头半开玩笑半认真,“周健舍得放你出来画图了?”

“别提他了。”我声音很平,“只要有活儿,住宅、商铺、地下车库的施工图我都接。价钱好商量,多累多便宜我都干,只要付款按时。”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老徐是个聪明人,没多问一句废话。

“行,我手里正好压着一个快捷酒店改造的整套施工图,甲方催得急,工作室那帮小崽子赶不出来。水暖电结构都在里面,你一个人吃得消吗?”

“吃得消。你现在发我邮箱。”

五分钟后,压缩包传了过来。

我解压缩文件,点开好久没用的绘图软件。

软件弹出来的操作界面有些陌生,快捷键按下去的时候,手指甚至按错了几次。

几年没碰专业软件,手生得厉害。

我揉了揉手腕,重新调整呼吸。

当鼠标线条在黑色背景上拉出第一道笔直的白线时,骨子里那种熟悉的感觉瞬间涌了上来。

客房的台灯一直亮着。

我对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轴网、标高和剖面图,一张一张顺图纸,改节点,核对规范。

手腕酸胀发麻,脖子僵得转不动,眼睛被屏幕光刺得生疼。

但我坐在那里,心里却有一种久违的踏实感。

这种踏实,是过去三年在灶台前、拖把杆上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凌晨三点半,我按下了保存键。

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五张平面图。

我关掉电脑,躺在客房狭窄的单人床上,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这一觉,我睡得比过去任何一天都要沉。

04

04

周一早上六点半,我习惯性地起床准备做早饭。

推开客房门,客厅的景象却让我愣了一下。

平时不到七点半绝对赖在床上不起的周健,今天居然已经穿戴整齐。

他甚至连头发都吹了个造型,脚上踩着一双刚擦过油的皮鞋,正在玄关处系鞋带。

桐桐也醒了,坐在沙发上喝牛奶。

她背上背着一个崭新的粉色书包,书包皮质很厚实,方方正正的,看着像个小皮箱。

“醒了?”

周健看到我,语气出奇地平和,甚至带着一点刻意的轻松。

“早饭我在楼下买了小笼包,你别忙活了。”

我看着他,没说话。

事出反常必有妖。

结婚八年,除了桐桐上幼儿园第一天他去拍了几张照片发朋友圈,周健接送孩子的次数屈指可数。

平时酱油瓶倒在桌上他都懒得伸手扶一下的人,今天居然破天荒起个大早?

“你今天上班这么早?”我试探着问了一句。

周健站起身,拍了拍西装下摆。

“以后桐桐上学放学的事,我都包了。早上我送,下午我早点下班去接。”

他走过来,伸手在桐桐那个新书包上拍了两下,眼神里闪过一丝异样的神情。

“你在家里做做家务、买买菜就行了,孩子教育的事情,以后少插手。”

“买新书包了?”我走上前,伸手想去摸摸桐桐的书包。

那书包款式很怪,背垫特别厚,面料摸上去有些硬邦邦的,上面挂着几个毛绒玩具挂件。

我的手刚碰到书包边缘,周健眼疾手快,一把扣住了我的手腕。

他的力道很大,直接把我的手从书包上挪开。

“小姑娘的书包有什么好看的,名牌,托同事从香港带回来的,防驼背的。”

周健把桐桐从沙发上拉起来,直接推到门外。

“走了走了,快迟到了。”

防盗门咔哒一声关上了。

我站在玄关处,看着自己被他捏红的手腕。

防驼背的书包?

桐桐才上一年级,学校就在小区对面隔着两条街,走过去用不了十五分钟,平时连几本像样的课本都没有。

周健无利不起早,连多花两百块钱海胆饭都要追魂夺命连环call的人,会突然花大价钱买个厚重的名牌书包,还天天抢着接送孩子?

这男人的反常,绝不仅仅是想表现一下当爹的责任感。

整个周内,周健都维持着这种诡异的勤快。

他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带桐桐出门,下午四点半雷打不动出现在学校门口。

接完孩子,他也不马上回家,经常带着桐桐在外面吃披萨、吃汉堡,七八点钟才把肚子滚圆的孩子领回来。

婆婆在周三就回乡下了,屋里又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

周健依然把我当空气,除了必要的开销问答,几乎不跟我说一句话。

我也落得清闲,白天关起门在客房没日没夜地赶施工图,晚上把老徐发来的款项结到一张周健不知道的独立银行卡上。

周日午后,阳光很好。

周健去公司开周末例会,桐桐一个人趴在客厅的地毯上画画。

我端了一盘切好的苹果走过去,放在地毯边缘。

桐桐手里握着蜡笔,正趴在一张大画纸上涂涂抹抹。

我低头看了一眼。

画纸上画着一座带大草坪的独栋小楼,旁边还有一个深蓝色的长方形池子。

楼前画了两个人,一个高个子男人,一个穿裙子的小女孩。

整张画里,没有第三个人。

“桐桐,画的这是哪儿啊?”我坐在旁边的地毯上,随口问了一句。

桐桐咬着蜡笔头,头也不抬地回答:“爸爸说这是大房子。”

“大房子在哪儿?”

“爸爸说等开春了,带我去深圳住大房子,里面有游泳池,学校也有游泳池。”

小姑娘语气里满是炫耀。

“爸爸说,深圳可暖和了,冬天不用穿大棉袄,到处都是游乐场。”

我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

深圳?

“只有你和爸爸去吗?”我极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平稳。

桐桐翻了个白眼,一边涂颜色一边理所当然地说:“对啊,爸爸说只有我们俩去。”

“他说妈妈身体不好,脾气还怪,去大城市会适应不了生大病的,留在老家就行了。”

我的指甲狠狠掐进了掌心里。

深圳大湾区分公司。

周健供职的那家中外合资工程咨询公司,从前年开始就一直在筹备大湾区的新分部。

业内都在传,总公司要从几个老牌分部里抽调一个副总级别的负责人过去主持大局。

年薪从现在的四十万直接翻到八十万,不仅配干股,还能解决当地的高端人才落户和家属安置补贴。

周健前段时间天天加班到半夜,在书房里嘀嘀咕咕跟深圳那边打电话。

原来他争的不仅是这个位子。

他是在暗地里谋划,把孩子带走,把我彻底扔在原地。

05

05

周二早上下了大雨,气温骤降。

周健送完孩子,直接开车去了公司。

到了上午九点半,我收拾主卧的时候,在床头柜上看见了他的高血压药瓶,旁边还搭着他那件开会要穿的高定羊毛西装外套。

周健有轻微的家族遗传高血压,每天早上必须按时吃半片降压药,否则中午一过就会头晕恶心。

我看着那瓶药和西装,犹豫了片刻。

平时这种时候,我都会立刻叫个同城闪送送过去。

但今天,我把药塞进西装内衬的口袋,直接换上雨衣出了门。

周健的单位离家不算太远,地铁三站路,在市中心一座五星级写字楼的二十二层。

平时我极少来他的办公场地,周健总说外企讲究私密性,家属随便乱跑会让人看笑话。

十点十五分,我到了二十二层。

前台的小姑娘见过我一次,知道我是周主管的太太,笑着指了指走廊深处:

“周太太,周主管在吸烟室跟几个总监聊方案呢,您去他工位上等一下吧,最里面那个隔间就是。”

我点点头,抱着西装穿过大开间的办公区。

周健的工位是个半封闭的独立小隔间,桌上摆着几盆多肉,收拾得井井有条。

我把西装搭在他的人体工学椅背上,拿出药瓶放在桌面上。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瞬间,我的目光扫到了他的电脑屏幕。

周健走得急,电脑没有锁屏。

屏幕上开着一份红头格式的内部电子审批表,标题清清楚楚写着几个大字:

《大湾区新设分支机构派驻高管家庭情况及随迁抚养申报表》。

周健的名字填在申请人一栏。

我的视线迅速往下移。

在配偶基本情况这一栏里,婚姻状态勾选了“已婚”。

但在后方的身体及劳动能力状况选择框里,被勾选的选项却赫然是:

“配偶长期患有精神类疾病,无劳动能力及生活自理能力。”

紧接着在随迁抚养说明一栏,周健用工整的字迹手打了一整段说明:

“鉴于配偶林岚长期受重度精神疾病困扰,情绪失控且具有偶发性暴力倾向,无法履行正常监护职责。本人作为未成年子女周桐桐的唯一健康法定监护人,申请将子女档案全权随迁至深圳分部,由本人承担全部生活与教育监护。”

我的脑子轰的一下炸开了。

血液从脚底板直往头顶冲,手指瞬间冰凉得像一块铁。

长期患有精神类疾病?

无劳动能力及生活自理能力?

具有偶发性暴力倾向?

这就是同床共枕八年的丈夫,在单位高层面前给我立的人设。

走廊尽头传来了皮鞋踩在瓷砖上的声音,伴随着周健和同事高谈阔论的笑声。

我没有发呆,甚至没有犹豫一秒钟。

我迅速掏出手机,拉近镜头,对着电脑屏幕上的表格拍了一张高清照片。

然后把那一段关于我的文字描述,连续拍了三张特写。

拍完,我迅速把手机收回口袋,退出了他的工位。

刚走到走廊转角,正好撞见周健端着咖啡杯走过来。

周健看到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你怎么来了?”

我指了指他工位的方向,声音极其平静:“你忘带降压药了,外套也落下了。我顺路给你送过来。”

周健眼神闪烁了一下,下意识往自己的电脑屏幕方向瞄了一眼,见屏幕亮着,神色有些慌张。

“行了行了,放那儿就行了,以后单位的事别瞎跑,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

他有些粗暴地摆手打发我。

“嗯,我走了。”

我转过身,大步走进了电梯间。

电梯下坠的过程中,我靠在轿厢壁上,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我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要买那个新书包。

我也终于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天天带着桐桐在外面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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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大门反锁。

我径直走向儿童房,把门也反锁上。

桐桐上学去了,书包不在家。

我站在房间里环顾四周,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床头柜底下一个旧书包上——那是桐桐换新书包之前背的那一个。

我蹲下身,把那个旧书包拽了出来,拉开拉链,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在地毯上。

没有异常。

我坐在床边,脑子里飞快地拼凑着这些天发生的所有细节。

周健为什么要刻意换一个名牌书包?

为什么那个书包的面料那么硬?

为什么我那天伸手碰一下,周健会有那么大的应激反应?

下午四点,我提前在小区门口的拐角处等着。

四点二十,周健的车在路边停下。

他牵着桐桐走下车,手里还拿着一串糖葫芦。

“桐桐,在家里听话点,别惹爸爸烦,知道了吗?”周健摸着她的头。

桐桐嘴里嚼着糖,含糊不清地答应着。

我没有上前打草惊蛇,等周健把桐桐送进单元门、自己开车去公司加晚班之后,我才上楼进了屋。

桐桐一进门就把新书包扔在玄关柜上,自己跑去看电视了。

我拿过那个粉色的厚书包,走进了主卧,顺手反锁了房门。

书包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我把书包里的文具盒、水壶和两本课本全掏了出来。

整个书包空了,但重量依然不对劲。

我伸进手去摸书包的内部衬布。

在书包最里层的背部夹层边角处,有一道手工缝合的痕迹。

针脚很粗糙,明显不是机器原装出来的线,是用普通的黑线手动缝上去的。

在那道缝线底下,我摸到了一个坚硬的长条形小疙瘩。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

我从针线盒里找出一把小剪刀,小心翼翼地挑开那几根黑线。

夹层被挑开了一个口子。

我用镊子伸进去,夹出了一个只有大拇指长短的黑色金属长条。

那是一支开着声控录音模式的微型录音笔。

机身上的微型指示灯,在幽暗的房间里正隐隐泛着微弱的红光。

它一直在录音。

只要周围有声音,它就会自动激活录制。

难怪周健天天让桐桐背着这个书包。

难怪他在家里总是有意无意激怒我。

他不仅想在单位立一个人设,他还在收集我“情绪失控、言语粗暴、对孩子冷漠甚至虐待”的声音证据!

我深吸了一口气,手脚发麻。

我迅速拿来自己的旧绘图电脑,插上数据线,把录音笔连了上去。

电脑屏幕上弹出了一个可移动磁盘。

里面整整齐齐排着二十多个音频文件,时间跨度从上周一一直延续到今天早上。

我戴上耳机,点开了第一个音频文件。

耳机里先是一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伴随着转向灯哒哒哒的声响。

周健的声音从耳机里传了出来,温和、耐心,带着十足的循循善诱:

“桐桐,今天在学校开不开心?”

“开心,爸爸买的糖葫芦真甜。”

“那桐桐,爸爸问你,妈妈在家里是不是总发脾气关着门不理你?”

耳机的背景音里是周健嚼口香糖的声音。

小孩子的注意力显然在吃上,随口答了一句:“嗯,妈妈总在屋里待着,不陪我玩。”

“那妈妈是不是总冲爸爸大喊大叫?是不是脸特别黑,特别凶?”

“凶,妈妈凶死了,跟动画片里的巫婆一样。”

周健轻笑了一声,紧接着说:

“要是爸爸带你去大城市,住大房子,带你去游乐场,只有爸爸陪着你,你愿意跟爸爸走,还是跟妈妈留在这里?”

桐桐嚼着糖,声音又脆又响:

“我想跟爸爸走!妈妈天天拉着脸,好烦,我想去大房子!”

“桐桐真乖。记住爸爸教你的话,要是以后有穿制服的阿姨或者法官问你,你就照刚才这么说,听见没有?”

“听见了!”

我摘下耳机,扔在桌上。

眼眶干涩得发疼,但一滴眼泪都掉不下来。

这么大点的孩子,懂什么叫监护权?懂什么叫民事起诉?

她只知道谁给她买乐高,谁给她买糖吃,谁在车里顺着她的话说,谁就是好人。

而我过去在这个屋子里熬过的每一个日夜,给她换过的每一块尿布,生病时通宵抱在怀里的温度,在这一句“妈妈天天拉着脸,好烦”面前,全成了周健递向法庭的尖刀。

周健是在为法庭调解做准备。

根据规定,八周岁以上的孩子意愿是法庭判决抚养权的重要参考。

桐桐虽然才七岁,但如果周健能证明母亲长期患病、脾气暴躁对孩子心理造成伤害,再加上孩子在密闭环境下的亲口证言,法官的心证会彻底倒向他。

他要的不仅是孩子。

只要把抚养权拿在手里,加上我“丧失自理能力”,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他就能以保护未成年人和照顾主要抚养人利益为由,把房产大头名正言顺揽进自己兜里。

好算盘。

真的是打得噼里啪啦响的好算盘。

我把录音笔里的所有音频文件完完整整拷贝到自己的加密硬盘和云盘里。

然后,我把录音笔按原样塞回了那个夹层,穿针引线,按照原来的粗糙针脚,原封不动地重新缝好。

我把书包放回玄关。

周健,你想演,我就陪你把这场戏演到高潮。

06

06

拷贝完录音,我坐在电脑前,脑子里疯狂回溯周健在申报表上写的那句话。

“长期患有精神类疾病。”

他一个工程主管,凭什么敢在单位的正式申报表上白纸黑字写这种话?

外企的高管任免背景审查极其严格,没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或者病历材料打底,他绝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冒险。

他手里一定有凭证。

我突然想起了半年前的一件事。

半年前,因为连续几个月照顾生病的桐桐,再加上婆婆在家里挑三拣四,我确实出现了长达一个多月的严重失眠和偏头痛。

整天整夜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整个人瘦了七八斤。

那时候周健出奇地体贴。

他跟我说,市面上公立医院看病排队太受罪,他托了个在大健康产业做高管的铁哥们,帮我预约了一家高端私立全科心理诊所。

那家诊所在市中心的独栋洋房里,装潢豪华,一个号就要上千块。

那天周健全程陪着我。

到了诊所,接诊的一个姓徐的副主任医师,据说是周健多年的老同学。

徐医生问了我一堆问题,又让我填了十几页密密麻麻的心理评估问卷。

填完问卷后,徐医生说需要做综合评估,让我先去隔壁的理疗室做头部按摩放松。

等我做完理疗出来,周健手里已经拿好了厚厚一叠打印好的病历和处方。

当时我想拿过来看,周健一把把东西塞进了他的公文包。

他搂着我,语气温柔得像水:

“岚岚,徐医生说了,你就是压力太大了,有点轻微抑郁倾向。病历里有些专业术语,写得挺吓人的,你看了容易胡思乱想,心理负担更重。我都收着,药按时吃就行,别自己吓自己。”

那时候的我,竟然还被他的“体贴”感动得红了眼眶。

回想起来,我真是一头扎进了他编织好的套子里。

下午两点半,我打车直奔那家位于市中心高档社区的私立心理诊所。

推开玻璃门,前台飘着淡淡的香薰味。

穿粉色制服的前台小姐迎了上来:“女士您好,请问有预约吗?”

我掏出身份证放在大理石台面上,声音很平静:

“我半年前在你们这里看过病,主治医生是徐医生。我叫林岚,今天来补打一份我的门诊病历和全部心理评估报告。”

前台小姐接过身份证,在电脑系统里输入了我的名字。

她盯着屏幕看了几秒,脸上的职业假笑突然收敛了一下,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眼神开始飘忽。

“林女士,不好意思啊,我们诊所的电子病历归档系统今天正好在进行年度数据维护,系统暂时锁死了,打不出来。”

“维护?公立医院系统维护也有备用窗口,你们一家私立诊所,患者调取自己的病历还需要等维护?”我盯着她。

前台小姑娘有些慌张,眼神下意识往桌子底下瞟。

我个子高,往前迈了一步,正好看到她放在大腿上的手机亮着屏幕。

微信聊天界面上,置顶的对话框赫然写着“周健”,她刚发过去一条语音:“周哥,你老婆来前台要调病历了,我按你说的推掉了。”

我把身份证一把拿了回来。

“既然系统维护,那我改天再来。”

我没有在大堂里大吵大闹,更没有跟前台纠缠。

因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徐医生是周健的人,这家诊所是周健的主场。

病历根本不在诊所的公用系统里,就算在,他们也早就串通好,绝不可能轻易交到我手上。

那份伪造的、或者动了手脚的病历原件,周健绝不会放在诊所。

他也不会放在家里让我随时可能翻到的地方。

他那么谨慎的人,那份能致我于死地的“王牌”,一定随身带着,或者藏在一个他随时能掌控、而我又绝对碰不到的私密空间里。

比如,他的车上。

07

07

晚上七点半,周健准时回了家。

他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玄关处,用一种极其审视、探究的眼神上下打量我。

“今天下午去哪儿了?”他一边脱鞋一边状似无意地问。

“桐桐学校要交下学期的餐费,顺便去社区服务中心把家里的燃气卡充了。”

我把手里的抹布浸进水桶里,头都没抬。

周健没说话,站在客厅里盯了我好几秒。

他在试探我。

那个前台小姑娘肯定给他通风报信了,但他拿不准我到底知道了多少,也拿不准我查病历是不是因为起疑心。

我照常盛饭、端菜,像过去三年里的每一个晚上一样,低眉顺眼,沉默不语。

晚饭桌上,周健破天荒地给我夹了一筷子清蒸鲈鱼。

“岚岚,多吃点鱼,补脑的。最近看你气色不太好,晚上早点睡。”

他的语气温柔得让人毛骨悚然。

如果我没看到他电脑里的申报表,没听到录音笔里的对话,我或许真的会被这一筷子鱼感动。

“嗯。”我扒了一口白米饭,把鱼肉咽了下去。

夜里十一点,屋里的灯全熄了。

周健回了主卧,我依然睡在客房。

到了凌晨一点半,主卧里传来了周健沉重而规律的呼噜声。

他今天喝了点酒,又神经紧绷了一整天,睡得死沉。

我掀开被子,没穿鞋,光着脚踩在木地板上。

我轻手轻脚拧开客房的门,穿过漆黑的客厅,摸进了主卧。

周健仰面躺在大床上,嘴巴微张,鼾声如雷。

他的长裤搭在床尾的衣架上。

我屏住呼吸,手指伸进他的裤兜,摸到了那串冰凉沉重的车钥匙。

金属钥匙圈碰撞发出细微的轻响,周健突然翻了个身,砸吧了两下嘴。

我的心跳骤停,整个人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屏住了。

过了半分钟,呼噜声再次响了起来。

我慢慢把钥匙抽了出来,退出了主卧,带上防盗门。

外面的走廊冷得刺骨。

我裹紧了大衣,按下电梯按钮,直接下到了地下二层停车场。

凌晨两点的地库,空旷阴森,头顶的白炽灯管偶尔发出滋滋的电流声。

周健那辆黑色的德系SUV安静地停在立柱旁边。

我按了下解锁键,车灯闪烁了两下,后视镜缓缓展开。

我拉开车门,坐进了驾驶座,把车门轻轻虚掩上。

车里有一股淡淡的男士香水味,夹杂着烟草味。

我先翻了副驾驶的手套箱。

里面除了车辆保险单、行车证、几张加油发票和一包湿纸巾,什么都没有。

我又打开扶手箱,里面塞着几盒薄荷糖和零钱。

座椅底下、遮阳板夹层、车门储物格,我全摸了个遍,一无所获。

难道我猜错了?

他没放在车里?

不可能。

周健这个人有多疑症,重要的东西他绝不会放在办公室那种公共场所,家里他又防着我翻箱倒柜。

这辆车是他每天上下班唯一的私人密闭空间。

我从前排跨到后排,掀开后座的脚垫,依然空空如也。

我下了车,按开后备箱。

后备箱里放着一个折叠收纳箱,里面装着洗车工具和雨伞。

我把收纳箱搬出来,掀开后备箱底部的厚毛毡隔板。

隔板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凹槽,里面嵌着黑色的备用轮胎。

周健在这辆车上开了五年,备胎从没拿出来用过。

我把手伸进备胎中间的轮毂凹陷处摸了一圈,全是灰尘。

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的指尖在备胎外圈与车身铁皮的狭窄缝隙里,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边角。

备胎不是平整贴合在底盘上的,内侧留有一掌宽的空隙。

在那里,塞着一个用黑色大塑料防水袋裹得严严实实的长方形物体。

我的心狂跳起来。

我费劲地把手卡进缝隙里,指关节被粗糙的铁皮刮得生疼,用力往外一拽。

一个沉甸甸的牛皮纸文件袋,终于被我从备胎底下拔了出来。

我坐在后备箱边缘,借着后备箱微弱的小夜灯,撕开了文件袋封口上的双面胶。

文件袋里滑出来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还要触目惊心。

最上面是一份盖着鲜红公章的门诊病历诊断书。

抬头正是半年前我去的那家私立全科心理诊所。

患者姓名:林岚。

诊断结论一栏,白纸黑字印着几行冰冷的大字:

“重度抑郁障碍伴精神病性症状,伴有偶发性冲动攻击行为,认知功能出现进行性减退,已丧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及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医师签名处,龙飞凤舞签着徐医生的名字,下面还附带着一整套被篡改过的量表评分,每一项指标都被打上了极度危险的极高分。

而在诊断书下面,压着厚厚一叠彩打的A4纸。

那是整整三十多张偷拍我的照片。

照片的角度全是在家里抓拍的。

有我半夜起来画图、头发凌乱眼眶发青坐在电脑前的样子;

有我洗碗累得直不起腰、靠在水槽边闭着眼睛发呆揉鼻子的样子;

甚至还有一张,是我因为偏头痛发作,坐在床边痛苦地抱着头撕扯自己头发的侧影。

每一张照片下面,周健都用铅笔工整地标注了日期和所谓的“病理状态说明”:

“某月某日,患者出现长时间发呆、自言自语症状”;

“某月某日,患者情绪失控,伴有自残倾向,无法正常沟通”。

这些在日复一日繁重家务和身体病痛折磨下的疲惫瞬间,被他处心积虑地定格、收集,变成了我“疯癫、失常”的铁证。

而在这些材料的最底下,是一份已经拟好的民事起诉状草稿。

原告:周健。

被告:林岚。

诉讼请求只有三条:

一、判决原被告双方离婚;

二、婚生女周桐桐由原告全权抚养,鉴于被告无劳动能力且患有重度精神疾病,不要求被告支付抚养费;

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鉴于原告长期承担全部家庭开销及按揭贷款,且被告对家庭无实际经济贡献,涉案房产归原告所有;考虑到被告身体状况,原告自愿一次性给予被告人道主义补偿金二十万元整。

大闸蟹那顿饭,根本不是什么家庭小矛盾。

那是他准备把所有脏水泼在我头上、让我净身出户前的一场预演。

他拿着这一整套材料,不仅能在单位名正言顺拿到大湾区的高管职位、享受随迁补贴,还能在法庭上以受害者和好父亲的姿态,把我扫地出门。

二十万。

我卖掉婚前全款房垫进去的一百四十万首付,在他眼里,变成了二十万的人道主义施舍。

我坐在漆黑的地库里,死死盯着那份起诉状上的“二十万”。

我冷笑了一声。

既然你把路走得这么绝,那就别怪我把你的后路全给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