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
1月，托马斯·潘恩发表《常识》，把北美独立的主张带到更广泛的公众面前。2月，英国史学家吉本出版《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追问一个庞大帝国为何走向瓦解。
这一年春天，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开始在英格兰的煤矿和铁厂投入商业运转。7月，《独立宣言》通过，一个新国家问世。政治、技术与历史思考，在同一年留下了各自的坐标。
3月9日，另一部著作在伦敦问世。它没有宣告国家独立，也没有展示机器的力量，却提出了一个此后两个半世纪各国都绕不开的问题——一个国家怎样才能真正富裕起来？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世简称《国富论》。
250年后，人工智能再次把人类带到技术变革的门槛。机器开始参与写作、编程、研究与判断。我们期待生产率跃升，也担忧工作被替代、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斯密面对过的那些问题，正在以新的形态回到我们面前。
技术能创造多少财富，最容易吸引目光。财富通过什么制度被创造、由谁掌握、怎样改善普通人的生活，才决定一场技术革命最终留下什么。重读《国富论》，恰好可以从这里开始。
一枚针里的国家财富
《国富论》诞生时，工业革命尚未充分展开。斯密观察的主要对象仍是农业、商业和手工工场。他没有见过后来遍布英国的蒸汽工厂，更无法预知铁路、电力与现代公司的规模。
他看到的只是工业文明的晨光，从中总结出的规律却一直照进了工业社会。
最著名的例子是一枚针。斯密写道，制作一枚普通的针大约要经过十八道工序，拉丝、切断、磨尖、装针头各有专人。一家十人的小工场，一天能生产约四万八千枚针，折合每人四千八百枚。如果每个工人独自完成全部工序，斯密估计一人一天恐怕连二十枚都做不出。劳动的数量没有变，组织方式变了，产出就相差两百多倍。
这个结论动摇了当时的治国观念。重商主义者看重金银流入、贸易顺差和专营权，希望通过控制交易扩大国家财富。斯密把观察重心移向社会的生产能力。国库里有多少金银，说明不了一个社会能为居民提供多少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国家与经济的关系，由此需要重新理解。
政府可以授予某家公司贸易特权，却无法替代千千万万生产者对成本、需求和经营机会的具体判断。这些知识分散在工场、农田和商铺里，只有通过交换与竞争才能相互连接。允许人们自主经营，并让他们为自己的投入获得合理回报，社会才会形成持续创造财富的动力。
斯密为政治经济学设定了两个目标，一是让人民获得充足的收入或生计，二是为国家提供足以维持公共服务的财源。两者互为因果。民间生产与交易持续发展，财政才有稳固来源。政府若为了眼前收入反复加重负担、限制经营，损害的是未来的财富与税源。
因此，斯密主张约束政府支配经济活动的权力。
官员难以掌握每个行业的实际情况，也无须替每个经营者决定资本投向。政府越习惯于指定谁能经营、谁能获利，企业就越会把精力花在争取官府支持上。一旦经营成败更多取决于权力关系，改进产品、降低成本、服务顾客的动力便会萎缩。
斯密同样警惕商人借助政府排斥竞争。
特许经营、贸易垄断和行业壁垒，往往意味着少数人得到保护，多数人的经营自由受到限制。市场真正的力量，来自众多普通人能够尝试、交易、进入行业，也来自消费者能够比较和选择。既限制政府随意干预，又防止商人借权力封锁市场，民间力量才有成长空间。
这套主张同时要求政府承担清晰的公共责任。国防保障社会免受外来侵犯，司法保护契约与人身财产安全，公共工程改善交易条件，教育帮助更多人获得参与分工的能力。权力受到约束，公共职能得到履行，民间经营才有稳定预期。
一台机器决定一座工厂能生产多少，制度决定一个社会能有多少座这样的工厂。
斯密眼中的中国，中国手中的斯密
《国富论》与中国缘分颇深。
首先，斯密在书中就多次谈到中国。他承认中国是世界上最富裕、耕作最精细、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同时判断这份富裕已经停滞了很久。五百年前马可·波罗描述的耕作、勤劳与人口状况，与当时旅行者所见相差无几。在斯密看来，中国大概早已达到其法律和制度所能容许的财富上限；如果更重视对外贸易，本可以走得更远。
一百多年后，这本书以译本的形式，回到了它曾经评论过的国度。
严复翻译这部著作时，身后是甲午战败的震动，眼前是中国如何富强的紧迫追问。他将书名译作《原富》，于1901至1902年间陆续出版。一部描述英国商业社会的著作，刚一进入中国，就被放进了救亡与变革的思想议程。
对晚清读者而言，西方的船坚炮利早已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更难的问题是理解这些力量从何而来。购置机器、兴办工厂固然重要，资本怎样积累、民间经营受到怎样的约束、劳动与知识能否获得回报，同样决定工业能否成长。斯密的分析，把富强问题从器物层面推向了经济组织与制度环境。
可惜严复的古雅文言抬高了阅读门槛。梁启超评价《原富》时，一面肯定其价值，一面直言文字过于渊雅，不熟悉古书的人难以读懂。一部讨论普通人生产与交换的书，在中国最初只流传于少数知识人之间。
1931年，郭大力、王亚南的重译本以《国富论》为名出版，这个后来家喻户晓的中文书名由此确立。两位译者重译斯密，与他们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准备翻译《资本论》的工作一脉相承。同一部著作，在严复那里承载救亡图强的期待，在郭、王那里又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批判理论的阶梯。
思想的传播终究越不过现实条件。民国时期，民族工商业艰难成长，战争、市场分割和权力对经营的侵扰，一再打断资本积累。斯密看重的交易安全、公平竞争与广阔市场，在当时远未具备。
新中国成立后，集中资源推动工业化，为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奠定了基础。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压缩了企业与劳动者的自主空间，行政指令难以准确反映复杂的供求变化。改革开放逐步恢复了个体激励与市场调节的作用。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生产者获得了更多自主权，投入与收益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些探索源于中国自身的实践，其释放生产力的机制，与斯密的分析遥相呼应。
回望这段历程，《国富论》的启发依然清晰。政府发展教育、建设基础设施、维护公平竞争，能为民间创造力提供条件；随意干预经营、保护地方壁垒，则会削弱这种活力。
斯密当年断言中国的财富被制度所限。两百多年后，中国用自己的经验证明，制度一旦松绑，财富的上限也会随之打开。
被一句名言遮住
斯密最著名的表达，无疑是“看不见的手”。
这个词在《国富论》近千页的篇幅里只出现过一次。它太流行了，以至于遮住了斯密对市场运行条件的复杂认识。
在相关段落中，斯密讨论的是投资者出于安全与收益考虑选择投资本国产业，可能在无意间促进社会利益。这与“任何自利行为都能带来最优结果”相距甚远。欺诈能让行骗者获利，排斥竞争能让垄断者获利，它们显然不会因此获得公共正当性。
斯密对商人的提防，甚至带着几分尖刻。他写道，同行业的人很少聚在一起，哪怕只是为了娱乐消遣，谈话最后也往往变成针对公众的密谋，或者某种抬高价格的盘算。
今天尤其需要区分支持市场与支持现有的大企业。市场的活力来自进入、比较、竞争与退出。一家企业凭技术领先取得优势，能够推动进步；当它利用优势封锁渠道、捆绑交易、阻止用户转向竞争者，维持这种地位就可能成为别人创新的障碍。
国际贸易同样如此。分红的收益，建立在市场能够持续连接的预期之上。企业投入研发、培养工人、建设配套，往往需要多年才能收回成本。如果市场准入随政治关系反复变化，分工就要额外支付一笔安全成本。供应链需要韧性，但每个国家都试图包办所有环节，专业化的收益也会随之流失。
斯密的价值，在于帮我们把抽象口号转化为可以追问的问题。一项保护措施是在为产业赢得学习时间，还是让低效企业长期免于竞争？一项补贴是在补足公共投入，还是把经营风险转嫁给社会？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检验政策效果，也需要审视受益者是否拥有影响规则的特殊能力。
另一个常被忽略的斯密，关心劳动者的处境。他注意到，雇主人数少、财力强，更容易协调行动，也更能承受谈判的拖延。地主、农场主或商人即使不雇一个工人，靠积蓄也能撑上一两年；许多工人一旦失去工作，连一周都难以维持。形式上自由的契约，并不意味着双方拥有对等的议价地位。
他也看到了分工的代价。一个人终身重复少数简单动作，便失去了运用理解力和判断力的机会，斯密用极重的语气形容，这样的人可能变得愚钝无知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极致。他开出的药方是公共教育，主张由教区设立学校，让普通人家的孩子以很低的费用学会读写算。提高生产效率与培养完整的人，必须同时进入治理者的视野。
这样的斯密，比“市场万能”的画像更接近我们今天的处境。他捍卫的是每个人入场的自由，而不是为任何一家坐稳了位置的企业摇旗呐喊。
AI重写分工
人工智能让斯密的分工理论出现了新的转折。
过去，一项复杂工作被分给不同的人。现在，其中一些环节可以交给模型完成。律师用AI筛选材料，程序员让模型生成代码，研究者借助工具整理文献。任务怎样拆分、结果怎样核验、责任由谁承担，开始成为新的专业能力。
斯密还说过，分工的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AI让大量知识服务可以跨越语言和地域即时交付，市场范围被前所未有地拓宽了。
但AI也可能推动相反的变化。当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过去需要多人协作的任务，小团队便可以收回原本外包的设计、翻译或分析工作。分工进一步深入机器内部，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分工却在减少。用“专业化越来越细”来概括AI的影响，已经不够了。
由此产生的关键问题，是入门机会会不会随之收缩。
许多行业靠相对基础的工作训练新人，查资料、写初稿、整理账目，本身就是积累判断力的过程。如果企业只保留少数资深人员审核机器输出，短期成本固然下降，未来的资深人员又从哪里成长起来？
这与斯密对劳动者能力退化的担忧形成了新的呼应。工业时代的问题，是工人日复一日重复简单动作；AI时代的问题，可能是人逐渐失去亲自形成判断的训练。教育与企业培训需要回应这一变化，让工具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保留理解过程、发现错误和独立负责的能力。
斯密担心工人被机器的节奏磨钝，我们要担心的，是人被机器的答案惯坏。
AI创造的财富，归谁所有
《国富论》中也有明确需要更新的部分。
斯密以劳动能否固定在可出售的物品中，作为区分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重要依据。这套分类难以容纳现代医疗、教育与数字服务的价值。它的局限早在AI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今天只是更加突出。
即便AI生成一份内容只需很少的即时人力，也不能据此宣布劳动不再重要。模型背后有研发、数据整理、芯片制造、能源供应与设备维护。真正发生变化的，是这些投入的组合方式，以及各自能分到多少收益。
知识产品可以低成本复制，前期投入却依然巨大；某些模型能力可以广泛使用，关键设备、数据来源和分发渠道却可能高度集中。社会需要鼓励创新，也需要防止少数经营者把公共知识、用户贡献与市场入口，变成长期收取高额租金的工具。这正是斯密当年对特许公司的警惕在今天的翻版。
算法本身也不会保证公共利益。一个系统能更准确地识别用户需求，同样能更准确地算出用户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自动交易可以改善某些市场的流动性，也可能在相似信号驱动下放大波动。目标设定、竞争条件和责任规则，决定了算力最终服务于什么。
因此，AI时代最紧迫的分配问题，是生产率收益怎样传递给社会。企业减少用工后节省下来的成本，可以变成更低的价格、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时，也可以主要变成资本收益。技术提供了选择的空间，具体走向仍取决于竞争、谈判与公共政策。
我们也不必把人的未来寄托于“同理心永远无法被机器模仿”。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给出的提醒更有分量。人需要设身处地理解他人，并借助心中那位“公正的旁观者”审视自己的行为。即便机器能生成令人满意的安慰，谁对决定负责、谁有权提出异议、谁承担错误的代价，仍然需要明确的社会安排。
250年前，斯密在商业社会兴起之际，研究生产、交换与制度怎样共同塑造繁荣。今天，人工智能在扩大生产可能性的同时，也在改变人参与生产的条件。重读斯密，需要保留他追问的力度，也要承认旧理论无法替代我们完成新的制度设计。
《国富论》这个书名，最终仍应落到普通人的生活上。算力增长多少、企业估值多高，都是观察技术进步的指标。更多人能否获得稳定收入、保有学习机会、改善生活并决定自己的未来，才决定这场革命究竟让谁富裕起来。
No.7145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朱兆一
开白名单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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