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颗流星,在划过夜空的一瞬发出极其璀璨耀眼的光芒。
整整两年前的2024年10月24日,上海女孩沙白,与世长辞。
沙白,上海人,托福教师,一个普通却又出色的女孩。如果不是她生命最后十天发布的那几条视频,我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孩存在。
20岁那年,她被诊断患上系统性红斑狼疮,这是一种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的病,不会致人迅速死亡,但发作时的疼痛常常让人生不如死。
到2024年,她的病情已经复发7次,最后这次尤为严重,并进展为慢性肾脏病、肾衰竭,每周需要透析3次,每次透析5—6个小时,这等于将她牢牢捆在了医院里。加之狼疮合并肾衰带来的持续性疼痛,她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了。
如果余生只能在一次次透析中煎熬,这绝不是她想要的生活。而她偏偏是一个看重自由、美感与生命体验的女孩子,她喜欢潜水、跳伞、旅行、健身,而这一切都将无从继续。还有,她一贯在意自己的容貌、状态、外形,也有可能被疾病摧残得面目全非。
一边是残酷的现实,一边是生命的向往,二者之间形成巨大落差,犹如天渊。一次次挣扎之后,她不得不直面一个摆在面前的两难选择:就这样痛苦地活着?还是有尊严地死去?她最终选择了后者:她决定在神志清醒的时候体面且有尊严地与世界告别,而不是等到身体被彻底垮掉之后被动走向死亡。
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是这个热爱生命的女孩所能做出的最好选择了,因为命运没有给她更多的选项。
但是国内没有安乐死。而瑞士Dignitas机构(瑞士法律框架下面向非本国居民的协助死亡机构),是少数可以接纳外籍人士、合法实施协助死亡的渠道。她于是认真地研究相关规则,提前很久提交申请,并接受机构的评估审核;在确认其心智清醒、决定出于自主、病情符合条件之后,她定下行程,并由父亲陪同前往。 显然,这不是一个冲动之下的决定。
在踏上前往瑞士路途的那天,她开通了记录生命最后时刻的视频号“沙白白的频道”,第一条视频发布于2024年10月16日,之后是倒数第9天、第7天……直至最后一天。
10月16日:公开赴瑞士接受协助死亡的计划赴瑞士途中/抵达瑞士:发布旅途见闻及在当地的生活记录。
10月23日:明确告知公众,瑞士当地时间10月24日16:00为计划执行时间。在这期视频里,她交代了随身物品、留给父亲的告别话语,并留下遗言。
10月24日北京时间约17:30:发布最后一条视频,拍摄地点在Dignitas机构外,她和父亲同框。在视频里,她说出生命里最后一句话“我过了极好的一生”,并与父亲道别。
以倒计时的方式把自己与世界的告别公之于众,显然,她不准备给自己留下反悔的机会。
这就是上海女孩沙白与生命告别、与世界告别的方式。
过去两年,这个上海女孩多次出现在我的头脑里,每一次出现都是一次对我心灵的猛烈撞击,“很快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美丽的风景了”“我过了极好的一生”,以及她带走的三样物品:一条项链、一本书、一条爸爸送的围巾,连同那张妆容精致的脸,已成为我关于沙白的记忆符号。
我震撼于这个女孩亲手为自己设计生命的终点,以及在生命最后时刻那一丝不苟的优雅。
我想象当她亲手为自己关上生命大门的那一刻,她的心依旧平静如古井水,犹如开启又一场远行。
当然,外界无从知晓她最后的模样,不过,我能从79年前琳・弗朗西斯・麦克海尔从纽约帝国大厦第86层一跃而下那个定格的画面,想象出她告别这个世界的样子。
中国人对于死亡,总有一种复杂的感受,而恐惧无疑是其中最核心的情绪。因为死亡意味着从此与亲人天人两隔,再漫长的出游终有归期,而死亡没有;死亡意味着你再怎么精致的手指、肌肤、妆容、发型…… 都将化为乌有;而且死亡意味着无论你经历什么都只能独自承受,那是一种巨大的孤独与无助,犹如你拼命想抓住一根绳子,却什么也抓不住……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语境里,死亡总是被描摹得如此可怖,以至于几乎没有人能够坦然面对。即便修行境界高如弘一法师者,当死亡真正来临,留下的也是“悲欣交集”,而非“心向往之”。
或许正因为死亡太过可怖,命运才给每个人安排了模糊的终点:你永远不知道末日和明天哪一个先到,这大大弱化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不必日日倒数剩余的光阴,生活才得以继续。
其实,死亡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如同谢幕是演出的一部分那样,所以,谢幕亦绝不可以敷衍。
沙白震撼到我的,首先是她对待生的态度:活着的每一天都必须光彩照人,绝不苟且。其次是她对待死的态度:决绝、超然而优雅,即便和她最亲爱的父亲道别之后,她甚至也没有回头一下。
印象中,上一次被直面死亡的超然深深震撼到,是1999年观看《泰坦尼克号》,在巨轮即将倾覆之际,哈特利与乐队成员依旧在甲板上全情投入地演奏,他们以自己的从容为濒临崩溃的人群守护最后的体面。
我曾经以为这是艺术加工,但根据幸存者回忆,这是泰坦尼克号沉没前两小时真实发生的一幕。基督教文化之下人们对死亡的理解,和中国传统社会有巨大的差异。而我们,面对死亡通常是恐惧、万念俱灰、心灰意冷。
这样的例子,就发生在我身边。
2018年5月,我趁回郑州的机会特意去看望了生病在家的好友窦钟灵,当年3月,他在一次和我通话时说三个月暴瘦了50斤,“现在连提笔写字都觉得累”,他的肝病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阶段,我虽有心理准备,见到他那一刻还是大吃一惊。他整个人已经脱了相,原本方正的脸变得又长又晦暗,头发长而蓬乱,胡子看起来也许久未刮了,我不禁脱口而出:“如果在大街上,我绝对不敢认你!” 他只是微笑了一下,就低下头不再说话,往日那个滔滔不绝的人已不复存在,显然,精神已经被彻底摧垮,当年10月初,便离世了。于是,我关于窦钟灵的记忆,永远地定格在了那张黯淡无光的脸上。
我多次设想过自己走到生命尽头时会是什么样子,我笃定不会躺在床上等死,但当那一天真的到来,我能做到像哈特利和他的乐队那样从容吗?能做到像沙白那样优雅吗?实话讲,我给不出肯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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