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短视频，本来只想查一件事，回过神来却已经看了半小时。屏幕上的下一条似乎总刚好合胃口。我们当然可以随时退出，也确实是自己点开的。可如果每一步都像顺着心意发生，选择还完全属于自己吗？
人工智能的热潮让这个问题更近了。一个聊天助手可以记住我们的偏好，替我们筛选信息、安排选项，甚至用熟悉的语气劝我们做决定。它没有命令我们，却可能悄悄改变我们看见什么、如何理解问题。
当代著名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其新书《自由是一种没治的病》中所追问的，正是自由何以如此矛盾：我们想摆脱控制，却也可能在自以为自由的选择里被不自觉地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开篇，齐泽克着重提及了一位中国农民工的名字——陈直，一位流水线工人，也是一位海德格尔翻译者。他的故事曾被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但在齐泽克的笔下，这一故事本身连同其被广泛传播的事实，却具有另一层更隐蔽，也更引人忧虑的含义。
以下，我们分享本书译者、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蓝江老师为本书撰写的译者序。透过这篇精彩序言，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在当前这个数字时代，个体的“自由”正在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它何以与理性相分离，又何以在将自己显现为“解放”的同时，成为一种“无法治愈”的危险“疾病”。
《自由是一种没治的病》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
蓝江 译
202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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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自由是一种没治的病》译者序，作者蓝江
文中章节划分及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自由的病症与数字时代的解放幻象
蓝 江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思想”成为新的硬通货
近年来，对于斯拉沃热·齐泽克的著作，我没有再像早年和刚刚从教时那样，一本不落地仔细阅读。这倒不是出于我的怠惰或厌倦，而是我个人感觉齐泽克近期的写作日益呈现出一种观念的自我繁衍和重复，那些穿梭在黑格尔与拉康之间的狡黠，渐渐让人觉得价值有限。于是，齐泽克每有新书问世，我大抵只是浏览一二，仿佛在熟悉的巷陌中散步，偶遇一两处新奇的闪光点，或许会驻足片刻，随即又回到我日常的思考里去了。然而，2023年在英国出版的这本《自由是一种没治的病》，却从开篇起就让我产生了极大兴趣。这并不是因为齐泽克骤然扭转了他的哲学格局，而是因为他将一个发生在中国的网络热议事件，直接放在了这部讨论“自由”的著作的开头。
事件并不复杂。2021年11月，一篇题为《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的媒体报道，在网络上激起层层涟漪。故事的主角名叫陈直，他1990年生于江西赣南的普通人家，大学二年级便中断学业，此后十余年间，辗转于南方的各个工厂，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组装着iPad的屏幕。每日12个小时的劳作，换回的是勉强维生的微薄工资。然而，就在这令人麻木的重复性劳动之余，他自学英语，阅读和翻译海德格尔的相关著作，甚至一字一句地将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译为中文。当这篇报道在网络空间的无数平台上引发大量关注时，那种“流水线工人”与“海德格尔翻译者”之间的巨大反差，仿佛一道闪电，瞬间照亮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精神状况中那个隐秘的“除不尽的剩余物”（indivisible remainder）。
齐泽克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应该对陈直这样的奇迹感到欣慰——这样的奇迹证明了哲学不仅是一门学科，它还可以突然中断我们日常生活的进程，让我们产生困惑。”正是这一道闪电，让我决意重拾细读与翻译齐泽克的想法。因为，开篇的这一个小小触动不仅仅是齐泽克的理论对网络社会和中国现实的投射，它本身就是一个寓言：在数字资本主义平滑运转的流水线上，在自由被诊断为不可治愈的痼疾的当下，那一股从灵魂深处溢出的、不合时宜的哲学冲动，究竟是病理性的症候，还是某种解放的幻象？顺着齐泽克的逻辑，我们不免要追问：在这位斯洛文尼亚思想家的眼中，一个中国农民工对海德格尔文本的翻译，究竟同那种“没治的自由”有着怎样的关联？这一问题恰恰触及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中的一种隐秘张力。对许多西方读者来说，海德格尔的哲学从来不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它身上背负着太多保守的、精英化的标签，黑森林小屋里那个对现代技术充满乡愁式的敌意却对纳粹投以暧昧目光的思想者，究竟如何能与那个在流水线上组装iPad屏幕的工人产生精神共鸣？
显然，齐泽克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讨论了陈直的故事之后，紧接着引入了格兰特·法里德（Grant Farred）的《海德格尔拯救了我的生活》（Martin Heidegger Saved My Life）。在齐泽克的这本书中，二人的经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对比。法里德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是一位黑人知识分子。当粗鲁的白人邻居将他误认为保姆时，恰恰是海德格尔式的语言拯救了他，它不是作为某种抽象真理，而是作为一种标识身份的“存在之家”。法里德用这种语言驳斥了邻居，也借此将自己与那些真正的“底层泥腿子”区隔开来。海德格尔在此成了一道精致的隔离带：别看我的肤色黝黑，但我栖居在一种你们无法进入的语言之中。这昭示出一种神奇的逻辑：倘若海德格尔的“存在之家”以语言的边界砌起围墙，那么它拯救的是否只是那些已经掌握了海德格尔式精英语言的少数人？这样看来，法里德与陈直似乎分享着同一种叙事：一个被社会结构置于不利位置的人，通过掌握某种精英化的哲学语言，完成了身份的跃升。海德格尔于是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装饰：穿上这件“皇帝的新装”，便可以与那个被指认的底层身份诀别。法里德不再是邻人眼中的“黑人保姆”，而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陈直不再是流水线上的组装工，而是河北政法职业学院的校刊编辑，是《海德格尔导论》的译者。他们从沉默的、可以被任意对待的对象，变成了言说的主体，获得了在他人面前昂起头来的自由。倘若陈直某一天执笔写下“翻译波尔特拯救了我的生活”，也丝毫不令人意外。
然而，齐泽克将陈直放在法里德之前，恐怕恰恰是因为他嗅到了某种更复杂的东西。法里德的“存在之家”是安稳的，他栖居在那套语言之中，如同住进一所牢固的房子。但陈直呢？当他在流水线旁劳作12个小时之后，在工厂宿舍的昏灯下磕磕绊绊地啃读海德格尔时，那种语言真的给了他一个安稳的家吗？恐怕并非如此。对他来说，海德格尔不是身份的保护伞，而是一根扎进日常生活的刺。这根刺带给陈直的是困惑，是中断，是对自己身处之境的深深不安。这种不安，与法里德凭借海德格尔获得的那种笃定的“自由”，在质感上是全然不同的。可事情到了中国当下的语境里，又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
在小红书、哔哩哔哩和知乎上，谈论晚期的海德格尔、德勒兹、拉康乃至齐泽克本人，早已成了一道不算罕见的精神景观。那些雾里看花一般的词语，例如“存在之澄明”“欲望生产”“实在界的面庞”等，在精心排版的图文和短视频里流转，带着一种玄妙莫测的诱惑。这当然与法里德的情形有几分相似：掌握一套生僻而艰涩的哲学话语，便等于找到了一种业内的切口、一种只有圈内人才能辨识的身份暗号。但更有讽刺意味的或许是，它同时也在替代另一套业已失效的身份标识。鲍德里亚笔下那些琳琅满目的消费符号，诸如苹果手机、LV（路易威登）手袋、GUCCI（古驰）腰带，如今已不再能够直截了当地被人们视为阶层区隔的标志。当奢侈品也可以被分期支付、被拼单、被“山寨”时，它们作为身份硬通货的符号价值便贬值了。于是，无法被轻易购买的“思想”便成了一种新的硬通货。它不需要太高的物质门槛，一台能上网的手机，拥有用来熬夜的闲暇以及一股不服气的倔强，便足以让一个底层青年在精神上踏上一条貌似通往“高贵城堡”的幽径。海德格尔、德勒兹、拉康，这些名字读起来本身就带着符咒般的质感，它们比任何名牌标识都更能无声地宣告：我与你们不同。这或许正是“自由之病”在中国当下的一个变体：人们不再用消费主义的符号来证明自己，转而用哲学来证明自己。哲学成了新的区隔物，被展示在数字世界的橱窗里，供人辨认、点赞、转发。它给困在社会结构某个位置上的主体松了绑，让他暂时从那种被规定好的身份中逸出——这当然是一种解放。
人性最深处，有无法被理性消化之物
如果仅仅读到这里，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社会学式的结论：哲学在当下不过是替代了奢侈品，成为身份区隔的新象征。这当然没有错，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我们无非在重复鲍德里亚和布尔迪厄等人的研究工作。但齐泽克之所以是齐泽克，恰恰在于他不会餍足于此。这本书的书名里还有一个更为关键也更令人不安的表达——“没治的病”。要理解这个表达，我们必须跟着齐泽克回到康德，再经由前者对谢林的独特解读，才能触到那个真正的狄奥尼索斯式内核。在齐泽克看来，康德实际上为我们留下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自由。一种是我们在法里德和陈直的社会身份跃升中看到的那种自由（liberty），它关乎人在社会秩序中的自主与尊严，关乎不被他人任意支配的权利。但康德还触及了另一种自由（freedom），这种自由要原始得多，也危险得多。晚年的康德在讨论教育学时，忧心忡忡地谈到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动物性的“野性”：它狂放不羁，必须接受理性的规训和约束，才能真正进入人性的秩序。换句话说，只有经过驯化，人才能成为人。这大致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关于文明的叙事：将野性的生命纳入理性的轨道，将不可通约的个体锻造成“社会”这部机器上合用的个体。
然而，经由齐泽克阐释的谢林哲学，却在这个光滑的、条理化的文明叙事中撕开了一道裂缝。谢林敏锐地察觉到，无论理性的规训多么严密，无论文明的驯化多么彻底，在人性的最深处，总会残留某种无法被消化的东西。这不是可以被教育修正的坏习惯，也不是可以通过惩罚来矫正的越轨冲动，而是一种“除不尽的剩余物”。齐泽克将这个东西称为“自由的深渊”，它是我们身上那种拒绝被完全符号化、拒绝被彻底纳入秩序的东西，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文明与意识永远无法彻底收编的无意识内核。在每一个被规训得体的现代人的灵魂深处，都沉睡着这样一团野性的力比多，它随时可能破茧而出，让既定的生活秩序出现裂纹。
正是从这里开始，陈直与法里德分道扬镳了，二人的境界存在着天壤之别。法里德的海德格尔是通向“存在之家”的钥匙，是他嵌入既有社会秩序、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的通行证。他的自由是一种获得身份、巩固身份的自由。但陈直在流水线的轰鸣声中翻开《海德格尔导论》，这个行为本身的意味要激进得多。它当然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身份区隔的策略，但在这种解读之下，还涌动着更深层的冲动：那是一个不甘被工厂的规训秩序彻底吞噬的灵魂，它在用最后一点儿力气为自己凿开一个呼吸的空间。在我看来，海德格尔哲学的保守性是一回事，但陈直翻译海德格尔这个行为本身是另一回事，这个行为是一种指向欲望与解放的姿态。它仿佛在无声地宣告：你可以规训我的身体，将它固定在流水线的某个岗位上，但我的灵魂另有去处。那个去处可能并不存在，可能只是一团混沌的渴望，但它指向的是对既定秩序的逃逸，是一种德勒兹意义上的“游牧”：越过看似宁静的格子间，越过被安排好的生命轨迹，去一个尚不存在的远方寻找心灵的寓所。这便是齐泽克所说的自由（freedom），它不要求我们在社会坐标中为自己谋得一个更好的位置，它是对这个坐标体系本身的背离。它的“没治”，或许正在于：这种野性的冲动无法被治愈，无法被规训收编；它像一根永恒的刺，扎在每一种试图将人彻底秩序化的努力之中。
然而，倘若我们止步于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式的解读，便会在不经意间掉入一个巨大的陷阱。这种解读暗含着一个过于简单的预设：只要有人试图从规训秩序中逃逸出去，就必然会抵达一个生命之花绽放的彼岸世界。陈直翻译了《海德格尔导论》，然后入职河北政法职业学院，从流水线进入了编辑部，从被规训的体力劳动者变成了思想的整理者与传播者，这个故事过于完满，完满得像一则励志的童话。然而，齐泽克在这本书里实际上只讨论了陈直的前半段经历，没有涉及他的后半段经历；真正麻烦的，恰恰是这个后半段经历，因为绝大多数不羁的灵魂是找不到那个安稳的家园的。一旦从原有的规训秩序中抽离，等待他们的或许不是新身份的拥抱，而是永远的游荡。这就仿佛19世纪那些离开普鲁士的正义者同盟成员，他们在布鲁塞尔、巴黎和伦敦之间徘徊，没有归处，只能在马克思的笔下化为一缕游荡的幽灵。逃逸之后并不一定有落脚点；更常见的，是坠入无处落脚的深渊。
那种被齐泽克称为“没治的病”的自由，其没治之处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一种可供安居的状态，而是一种持续的不适、一种无法消除的瘙痒、一种永远在途中的流亡。产业资本主义的时代需要一支稳定的无产阶级队伍，他们的身体被牢牢固定在机器的节奏里，以便被稳定地榨取剩余价值。规训，就是要把一个人变成可以被精确计算的单元。在这个逻辑下，一个工人的出逃（比如陈直式的逃逸）是秩序的故障，是需要被修复的异常。但今天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数字资本主义的运转法则，悄然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仅仅需要被规训的身体，更需要数据、流量和不断翻新的欲望叙事。一个底层工人在深夜放下扳手、翻开海德格尔时产生的那种向上追求的躁动，本身就成了极具价值的原材料。这种躁动被捕捉、被剪辑、被投放到数字界面的万千屏幕上，转化为点击、转发、点赞和评论，然后在某个看不见的数据后台，悄无声息地完成资本的增殖。这便是数字时代最隐蔽的规训：它不压制你的欲望；相反，它召唤你的欲望，培育你的不安分，怂恿你去拥有一个“不一样的灵魂”。因为每一股不安于现状的无意识冲动、每一次试图挣脱身份桎梏的努力都可以被加工成流量，被编织进资本循环的周期之中。数字时代的网红经济的本质，不就是将普通人的逸出冲动转化为可计价的注意力商品吗？你越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越渴望证明自己不属于所在的阶层，你生产出来的精神躁动就越具有交换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陈直的故事被对象化了。它被大他者（the big Other）的欲望穿透，变成一个可供展示的标本——一个支撑无数底层工人的意识形态幻想。那些仍在流水线上组装屏幕、在工地上搬运砖石的劳动者，从这个故事里读到的不只是希望，更是一种无形的指令：像他一样努力吧，用知识改变命运。可这个指令本身，恰恰掩盖了陈直的不可复制性。他的特殊性被普遍化为一种幻象，让每一个不安稳的灵魂都误以为，只要足够不安分，就能找到自己的彼岸。而实际上，这种集体的不安分，这种被激发出来的向上追求的欲望，正好为数字资本主义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燃料：你的痛苦、你的挣扎、你深夜读书时的孤独，统统可以被收编为下一次流量狂欢的素材。自由之所以为无法治疗的病症，在数字时代的语境下，或许恰恰是因为一种被精心培育的幻象：你以为你在逃离，但你逃离的姿态早已被预定为下一件商品。
一个以病为食的系统，永远不会允许自己被治愈
我们讨论了自由，也讨论了“没治”，现在必须直面书名里最后的也是最刺痛神经的一个字：“病”。这首先带出一组无法回避的追问：究竟是谁病了？是数字时代里辗转反侧、奋力向上攀爬的芸芸众生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个体的病交给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家便好，让那些个体躺在长沙发上诉说各自的欲望与创伤，根本不用劳烦齐泽克来写一本讨论“自由”的厚重著作。齐泽克的动机显然指向了更根本的诊断对象：真正病了的，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体制本身。说资本主义社会病了，当然不是齐泽克的首创。从尼采诊断出“虚无主义”这个欧洲之疾，到斯宾格勒写下《西方的没落》，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阿多诺、本雅明、哈贝马斯、霍耐特）对工具理性和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诊断资本主义的病症几乎构成了现代思想的一条主线。然而，仅仅指出社会有病是不够的。哈贝马斯式和霍耐特式的改良方案寄望于交往理性、主体间性和承认的政治，试图用对话伦理来修复破损的社会有机体，仿佛资本主义的病灶可以被温和地切除，有机体还可以永葆青春。
但在齐泽克看来，问题比这棘手得多：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其运转恰恰需要这种“自由”之病。它不是需要被系统切除的毒瘤，而是心脏中无法消解的“除不尽的剩余物”，系统恰恰需要这颗包含剩余物的心脏来维持血液循环。也就是说，“自由”在这里扮演了一个极其神秘的角色。它制造出无数幻象，将每一个不甘被固定在底层的灵魂驱赶到跑步机上，让这些灵魂像小白鼠一样奋力奔跑，让它们以为彼岸就在前方。陈直的故事被媒体大力宣传，正在于它完美地充当了这种幻象的样本：它告诉人们，逸出是可能的，命运是可以改写的。在一个产业逐渐空洞化的时代，当实体经济日益丧失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时，资本主义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这种虚构的“自由神话”来维持运转。它必须不断地激发底层大众身上那股野性的自由，将那团“除不尽的剩余物”激活、放大，投喂到金融市场和数字平台的无底洞中。整个系统像奥德修斯的战船，在风浪中艰难前行；为塞壬的歌声所诱惑的领导者奥德修斯被绑在桅杆上，无能为力，而他的水手——那些被“自由神话”遮蔽的普罗大众——只能不停地划桨，不停地用自己的力比多推动这艘破旧的船。
今天最盛大的“自由神话”莫过于 AI（人工智能）。埃隆·马斯克、马克·扎克伯格、山姆·奥特曼、彼得·蒂尔、杰夫·贝佐斯、比尔·盖茨、黄仁勋，这些名字所代表的“加州意识形态”（Californian Ideology）已经成为支撑数字资本主义的最后引擎。他们发出的召唤简单而迷人：“你想自由吗？来投资 AI 吧！你想挣脱平庸的命运吗？来拥抱技术奇点吧！”正是在这种许诺中，纽约、伦敦、法兰克福、新加坡、首尔、东京的股市指数节节攀升，制造神话的镰刀则不动声色地将散户们加过杠杆的积蓄收割殆尽。一波又一波的力比多和存款被投入这片“自由”的金融海洋，连残渣都不剩。这是一场无政府主义的狂欢，人们在狂飙中体验着挣脱一切束缚的幻觉，却看不见脚下的甲板正在开裂。在这种狂欢中，秩序已经日益崩解，信任已经消失殆尽。于是，我们终于得出了那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当“自由”成为驱动系统运转的燃料，成为收割大众欲望的精密装置时，它就不再是可以被治愈的偶发性疾患，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绝症。一个以病为食的系统永远不会允许自己被治愈，这便是齐泽克在本书中强调“自由是一种没治的病”的真正含义。
自由从来不是安稳的归宿，而是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永久结构性创伤。我们不必幻想彻底治愈它，精神分析的治愈不过是另一种规训的承诺。我们要学会的是依托“除不尽的剩余物”，将它锻造成一把钥匙或一把利刃，去撬开、撕裂数字资本主义那看似无懈可击的封闭秩序。齐泽克的《自由是一种没治的病》，击碎的是自由叙事绵延千年的美梦：那个被许诺的世界里没有鲜花盛开的彼岸，没有一劳永逸的解放。自由作为不可根治的病症，既是数字奴役的根源，又是我们仅存的突围支点，这或许正是这本书最残酷也最诚实的立足点。放弃对完满虚假自由的追逐吧，转而去坚守那些无法被数据收编、无法被资本榨取的剩余物吧，让那些拒绝被算法驯化的沉默、那些不被流量兑换的孤独，汇成一股足以撼动堤坝的暗流。用集体行动去打破数字封建主义的垄断秩序，在绝症中开辟出一条生路。这便是齐泽克留给每一个身处数字世界的读者的全部启示，这是一本铭刻在绝症中的希望之书。既然齐泽克告诉我们“自由”这种病无药可治，那就让它成为我们拒绝被治愈的全部理由，成为我们永远不被收编的野性力量。自由之病，是我们的绝境，也是我们用来抵御数字时代“自由”塞壬歌声的桨。
2026年7月28日
齐泽克对现代社会“自由悖论”的深刻诊断
剖析“越自由越焦虑”的时代病灶
自由从来不是解放，而是一场危险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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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10.25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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