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北京怀仁堂外,授衔名单一经公布,许多老战友都在打听一个名字:周时源。这个名字,曾经出现在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的指挥岗位上。此时,他佩戴的却是大校肩章。

这不是简单的升降变化。军衔评定看的是整个革命履历,也看授衔时的职务和军队级别。周时源早年的战功很硬,后来的经历却有过长时间停顿,人生轨迹因此出现了明显转折。

周时源是安徽金寨人。1929年,大别山地区革命形势发展,他参加红军,从普通战士干起。枪林弹雨中,他当过班长、排长,也逐渐显露出敢打硬仗、善于临机处置的特点。

真正让他受到重视的,是川陕根据地反“六路围攻”期间的一次夜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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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红四方面军在万源一带组织反击。青龙观地势险峻,守军自认为易守难攻。周时源当时任红274团二营营长,受命夺取这个制高点。

战斗前,徐向前到前沿观察地形,对他说:“硬攻未必能成,要在夜里出奇。”周时源没有选择敌人预料中的道路,而是带突击队沿北侧陡崖攀登。战士们借助绳索和竹竿,一点点接近山顶。

天还没有亮,突击队突然发起攻击,打掉了敌方指挥部。青龙观被拿下,红军反攻由此打开缺口。战后,274团获得“夜袭常胜军”奖旗,周时源也因战功升任团长。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险仗很快又落到他头上。嘉陵江战役中,红军进攻剑门关,他率部从东侧山坡展开强攻。剑门关号称“天下雄关”,守军凭险据守,战斗持续大半天,红旗才插上关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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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这些战绩,1936年,周时源担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年仅二十六岁。陈锡联则任师政治委员。两人一个负责军事指挥,一个负责政治工作,经常挤在简陋的指挥所里研究地图,商量部队如何展开。

那时的合作并不讲究形式。前线缺粮,他们分过一块干粮;情况紧急,命令往往在炮火间隙里直接交换。红军三大主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两人的道路却开始出现差异。

由于部队整顿和干部审查等原因,周时源、陈锡联都曾被安排学习。抗战全面爆发后,陈锡联很快回到部队,出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重新站上主力作战岗位。

周时源则因历史问题,直到1938年5月才离开延安,前往华中抗日前线,担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副参谋长。等他抵达时,许多主力部队的骨干岗位已经确定。昔日的师长,暂时成了协助支队长处理作战和司令部事务的干部。

这段时间,对他影响很大。1938年10月,部队在淮阳窦楼与日军骑兵交战,周时源参与指挥并取得胜利,但他在部队中的位置,已经不能与红军时期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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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他又因工作作风和处理缴获物资等问题受到批评,被认为存在打骂战士、军阀主义残余等现象,随后离开前线,到延安学习检查。那几年,抗战形势变化迅速,许多干部在战场上积累功劳,周时源却在学习和反省中度过。

抗战胜利后,中央向东北调集干部。1945年11月,周时源来到吉林乾安,担任县长。他没有长期坐在县政府里,而是带着县大队深入乡村,清剿土匪和伪满残余势力,逐步建立基层政权。

但地方工作终究不是他最熟悉的战场。1946年春夏之际,东北战事扩大,周时源重新回到部队,担任辽西军区保安第一旅第三团团长。从红军主力师长到解放战争团长,职务看似退了一大步,他却很快进入状态。

四平保卫战中,部队伤亡严重;辽沈战役期间,第三团奉命在辽西阻击廖耀湘兵团。敌军炮火猛烈,阵地数度失守,又被夺回。弹药紧张时,周时源下令部队上刺刀,准备近战。这个团最终完成了拖住敌军的任务,为主力合围争取了时间。

1949年攻打天津时,第三团继续承担配合作战任务。周时源没有因为过去的挫折消沉,反而用一场场硬仗证明,自己仍然是能够带兵、敢于担责的军事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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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工作重点转向地方武装建设、治安维护和兵员动员。军分区司令员属于师级岗位,但它与红军时期指挥野战主力师,已经不是同一种意义。

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周时源担任正师职军分区司令员,评定大校符合当时的制度依据。红军时期的战功和一级红星勋章当然被记在履历中,但抗战中期的长期空缺、解放战争从团长重新起步,也同样会进入综合评定。

陈锡联当时已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军队级别和实际职务都远高于旧日搭档。得知周时源的情况后,他曾向有关方面反映:“周时源打仗很内行,应该让他多承担一些工作。”

此后,周时源调任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后来担任陆军第二十八军副军长。1964年,他由大校晋升为少将。1974年6月,周时源在上海病逝,终年六十岁。陈锡联送来的花圈,摆在追悼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