暌违已久,11月11日至12日夜,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携新作《莫扎特传》登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自2024年该剧院的《战争与和平》在东艺完成中国首演以来,这已是其第三次来华演出。

1913年,师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青年戏剧导演Е.Б.瓦赫坦戈夫于莫斯科创办了一间讲习所,此后几经更名,1926年正式定名为瓦赫坦戈夫剧院,沿用至今。

剧院草创期,恰逢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一众学者在文学理论界掀起一场“形式主义”的革命,瓦赫坦戈夫虽未直接从这新异的矿脉中撷取术语的金砂,却以之为参考系,在舞台上另行绘制出“幻想现实主义”的地貌。

在他生命最后一年的1922年,凭借《图兰朵》《杜朗多公主》等剧,瓦赫坦戈夫的导演艺术臻于完美,剧院的风格也由此奠定。逝世前,他曾如此论述此一风格:“我试图处理日常生活,但不是像艺术剧院那样地去处理它,也就是说,不是把真实的生活当作舞台上的生活。我要寻求一种尖锐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戏剧的形式,它也是一种艺术作品。对于我所作的那一切,我愿称之为‘幻想的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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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摄影:叶辰亮、董天晔

如今呈现于东艺舞台的《莫扎特传》,究竟如何抵达这尖锐如蜇刺的形式?观众对该剧舞台艺术的第一印象或许只是克制,没有复杂灯效,原本色彩艳丽的18世纪宫廷服饰,在保留形制的基础上尽皆变为灰色调。

舞美也极为减省。左侧是一间书房,其中搁着一架梯子。右侧一扇门,时时打开,隔出两个空间。一个可见的舞台空间,却是空荡荡的,如同一枚休止符。另一个门后的空间,有蜜色的光从中渗透。几乎不需要太多后勤,主舞台上的道具仅有一些椅子,供宫廷权贵们欣赏莫扎特音乐剧时使用,这个空旷的主舞台便是萨列里的音乐世界,像花岗岩般坚硬而完美,却又冰冷。他从未有机会进入门后的世界,那是独属于莫扎特的空间,一切音符都在其中,听从这位天才的意志恰如其分地排列。

这是一则神话。现任总导演阿纳托利·舒利耶夫称,该剧灵感来源于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小悲剧《莫扎特与萨列里》,但普希金的原作仅是一出独幕剧的体量,只涉及到莫扎特人生的最后时刻。剧中,萨列里出于嫉妒毒死了这位年少成名的音乐家,是个如同民间故事中的反派般充当叙事动因的功能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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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剧作家彼得·谢弗于1979年将普希金的这一剧本彻底重构,从而将19世纪以降逐渐形成的莫扎特神话推向极致。1984年,美国电影导演米洛斯·福尔曼以此剧为蓝本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取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同时,也使莫扎特的形象牢牢绑定于谢弗塑造的那个萨尔茨堡乡下人。乐句从他脑海中涌出时,就已精确而完美,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乖张荒诞,刻薄自负,耽于享乐。

美国莫扎特学者H.C.罗宾斯·兰登哀叹道:“要让公众改变目前谢弗对莫扎特的看法,即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醉汉,被复仇心切的萨列里追杀,这或许并非易事。”而对莫扎特创作方法的神话,亦需得到纠正。从现存的约320份草稿来看,莫扎特的手稿其实是片段式的,在丰富的旋律线之间,留有大量中断与空白,远非一气呵成。

舒利耶夫版《莫扎特传》继承了谢弗版的基本结构,透过晚年萨列里的不可靠叙事展开全剧,它们同样呈现了莫扎特人生的两条轴线:在艺术中上升,不断创作出远超同时代人审美的杰作,从《后宫诱逃》一路抵达《魔笛》与《安魂曲》,却在世俗里坠落,始终贫困潦倒,死后也只能如流浪汉一般被扔进乱葬岗,没有墓碑来记录其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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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之处在于,舒利耶夫版《莫扎特传》在展现音乐家的天才之处时,刻意留出阐释的孔隙。

没有乐器登场,莫扎特的音乐才能显化为极尽夸张的肢体动作,这或许正是瓦赫坦戈夫所要求的剧场的“节庆性”。舞台上,演员的“眼睛会如遇节庆般地亮起来,充满了强烈的欲望和积极的冲动”。这些动作并非精心编排的舞蹈,而是向着瞬间性开启的俚俗狂欢,譬如,莫扎特会肆意更改久已形成标准的宫廷礼节动作,在致意时让双手像翅膀般拂动。

酒瓶、台球杆等日常之物,莫扎特与妻子间琐碎、幼稚的对话,这些寻常材料,经由音乐家的点化,成为喜歌剧中的咏叹调。音乐家的生活与创作,构成舞台上的一组组隐喻,当萨列里阅读其手稿时,莫扎特正伏在地上,准备用台球击倒酒瓶。当萨列里赞叹手稿中乐句的若合一契时,莫扎特已然用台球精确地击倒了每个酒瓶,那些台球所做的,恰如其手稿中乐句所做的。

但需要留意的是,大部分时间,我们看到的乃是萨列里所叙述的莫扎特,他和其余角色一样深深嵌入灰色调的舞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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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名单》中运用过这一鲜明的颜色对比,当舞台愈发像一部黑白电影,莫扎特广为流传的经典形象,即1770年维罗纳绘制的肖像画中那位身穿红色丝绒礼服的年轻音乐家,便构成对这灰白底色的一次偏离。

剧情主要部分里,红衣莫扎特形象只出现在第二幕开头《费加罗的婚礼》首演现场,那是一个在古典音乐史上被反复神话的时刻。此时的莫扎特仍是鲜活的,他的音乐如此强韧,以至于能够将他从萨列里的叙述中剥离出来,真正成为自己。

到尾声阶段,萨列里的叙述中止,莫扎特重又被安放在其遗孀康斯坦泽描绘的那个世界,他穿上红色丝绒礼服,雕像般庄严地静立,随着康斯坦泽的回忆不断在灯光中上升,将萨列里置于其无处不在的审视之下。

剧情主体阶段,他从未认真佩戴过的假发,如今像一只安静的白鸽蹲在他头顶,微微张开双翼。神话就此成型。

两种叙述的互相参照,构造出一个不可靠的舞台。我们几乎可以将那个空旷的舞台主体,视为萨列里的心理剧场。在其中,莫扎特的经典形象第一次登场时,恰是“升号”“降号”两个象征性角色手中的木偶。萨列里看见的,已然是那个日后在康斯坦泽的讲述中成为神话的莫扎特。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此交叠,萨列里这一角色的心理深度,就在莫扎特形象的不断演进中成型:后者从一个神话开始,逐渐坠入灰暗的凡俗世界,却又在死后被上升为神话。

萨列里不再是普希金笔下单纯的嫉妒者,他参与了塑造这一音乐神话的过程,并借莫扎特之名让自己免于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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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这出戏剧讲述的正是萨列里对音乐的虔诚,而在莫扎特身上,他发现了一种对当下生活本身的热爱,这位天才正是从生活中提纯出了音乐,而非在音乐中虚构出一种生活。

这或许才是超越那些有关灵感和音乐记忆力的天才神话的莫扎特风格,一种属于世俗的日复一日的神圣。

成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