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伟大政治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戴高乐将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如此巨大，她就在那里。当她不存在是一种盲目，更何况她的存在越来越显著”。
正是在这位政治家任内，中国与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中法关系也由此走向发展的道路。
近年来，中美战略竞争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美欧三边互动也明显增强。作为欧洲大国，法国自然备受关注。
1964年1月27日，中国《人民日报》和法国《世界报》同时在头版向世界宣布了中法两国建交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中法建交被西方视作作“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
中法建交既是两国政治、外交的需要，也是冷战背景下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促进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然而第四共和国治下的法国政局动荡不安，频繁陷入战争。
1958年1月，法国驻阿尔及利亚殖民将领马絮公开叛乱，全国再次陷入混乱状态。
戴高乐受任于危难之际，果断采取措施，平息叛乱，稳定国内局势，并于1958年10月通过全民公投通过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实行总统制。
戴高乐本人也于1959年1月8日宣誓就任总统。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对美国的依附始终令戴高乐不满。
戴高乐
再度执政后，戴高乐将“重振法国大国地位”和“独立自主”视为其外交的战略目标和追求，这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在西方联盟内部，反对美国的霸权统治，维护法国的独立自主。
例如，不顾美国反对加速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并最终于1960年2月13日取得成功；积极推进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
二是，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寻求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力量相结合，形成第三力量，重新树立法国的大国形象。
例如，实行非殖民化，推行积极的第三世界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戴高乐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关系。
一方面，中国是亚洲地区内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法国想要重返东南亚无法绕过中国戴高乐曾表示，“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条约都将是无效的”。
另一方面，中国也是美苏争霸背景下为数不多努力寻求独立自主的另一大国，通过与中国对话，以期部分实现其制约美国的目的。
而对于中国而言，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霸气与日俱增，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干涉也越来越多。苏联力图将自己的路线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置他国利益于不顾，这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所不能接受的。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之间签订的关于国防技术的协议；1960年，又撤走苏联全部援华专家。
这给中国的经济、工业、国防、科研等工作带来巨大损失。中苏矛盾在国际社会迅速公开并扩大。此时的中国，内外交困，迫切需要美苏之外的大国予以承认和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法走上了接触，并最终走向了合作。
1963年10月22日，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作为戴高乐总统的代表秘密访华，向北京表达了中法建立外交关系的主张。
在这次半官方的访问期间，富尔与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共进行了6次实质性会谈，双方都认为中法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
1964年1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同法国建交，化解了美国对中国的孤立政策，促进了中国同欧洲，特别是东、西欧地区的合作，改善了中国的外贸局面。
中法建交后，法国作为一个“借口”，与中国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展开交流与合作，在多个领域创造了“第一”。
双方在核能领域的合作是最具战略意义的。在中国发展核能的道路上，曾去往多个国家考察参观，然而“中国考察团到苏联、美国、欧洲等地核电站参观时，其他国家均不让中国科学家进入核心部位，只有法国全面开放，让我们参观”。
因此，1978年中方决定向法方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1982年，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现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与中国核工业部签署了第一个核能合作议定书。
此后，中国引进法国技术建设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四台机组分别于1994年至2003年投入商业运行。
目前，中国在建的二十多台机组均采用翻版加改进的法国技术。中法核能合推动着中国核电产业由弱到强。通过学习法国的技术，中国逐步建立起完整的产业体系，并成功走出一条从引进技术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
在经贸领域，中法贸易的恢复和发展甚至还要早于两国双边关系的建立。
1952年，中国进出口公司率先展开与法国的贸易往来，双方充分实现优势互补：中国向法国输出丝织品和农产品等，法国则向中国输出工业用品等。
中法建交后，政治关系的密切带动了经贸发展的进一步增长。中法两国产业的互补优势是两国贸易得以持续并迅猛增长的重要原因。
法国对华出口、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汽车、航空、通信、化工、水务、医药等领域，大部分为生产型企业。
而中国对法出口则多为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和家具玩具杂项制品。根据外交部网站，法国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国、第三大技术引进国。而中国则是法国亚洲第一大、全球第六大贸易伙伴。
回顾历史，法国之所以能够与中国打破重重阻力建立外交关系，并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接口”，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法国自身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工业能力和较高的科技水平，这为法国保持独立自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强势领导人的推动是中法关系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不论是戴高乐对独立自主、大国地位的追求，还是后冷战时期希拉克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挑战和多极化的追求，都表明强势领导人对法国内政外交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中国实力的相对弱势为法国彰显自身综合能力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机遇。
尽管新中国的成立对亚洲、世界的政治格局都产生巨大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彼时的中国在工业、科技、对外贸易等领域都处于落后的地位，急需外部力量的支持、引导和帮助。
然而，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影响中法关系的诸多因素也在近年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使得各方开始重新思考彼此之间的意义。
中国综合国力增长对法国造成的影响有很多，其中，在法国看来，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推进。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不仅在非洲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在教育、文化等领域也展开了较多合作与发展，中非关系更加密切。
然而历史上，法国是长期统治非洲的殖民宗主国，就像美国将美洲视为自己的“后花园”那样，法国也一直将非洲视为自己的“后花园”。
在法国的长期殖民下，一些非洲国家直到现在仍将法语定位自己的官方语言。法国对非洲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渗透和控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中的其他四常远无法比拟的。
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在非洲投资建设的扩大，法国开始逐渐感到对非洲控制力的削弱和对非洲影响力的下降。对非洲的“争夺”将逐渐成为影响中法关系的重要因素。
“一带一路”的另一发展对象是中东欧地区，这使得法国担忧中国在该地区推行的政治经济战略将会影响到欧盟的团结与合作。
法国总统马克龙自竞选伊始就将推动欧洲重塑、打造一个主权、统一和保护的欧洲作为目标。
英国脱欧后，法国更是成为欧盟内唯一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使得法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更加凸显，欧洲舆论也将其视为欧洲新的“领导人”。
2018年5月，法国参议院“一带一路”专题工作小组向参议院提交一份名为《对法国而言，“一带一路”是简单的经济标签还是新的世界秩序》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的“16+1”合作机制（希腊于2019年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使得“16+1合作”升级为“17+1合作”）涉及较多欧盟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组织机构的兼容成为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作为欧盟主导国的法国也致力于加强对欧盟的内部管理，既保证欧盟作为整体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又防止中东欧国家通过与中国合作而提升自身实力从而削弱法国在欧盟内部的话语权。
除了中国实力增长的因素，法国自身的相对衰弱也使得其重新考虑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
自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大量难民涌入欧洲，法国和欧洲的社会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各种宗教极端主义都在上升，法国更是连续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社会不断受到冲击。
“难民危机、恐袭危机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上升使得法国和欧洲社会强烈意识到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受到的威胁，从而助推了右翼保守势力及其思想基础的回潮。”
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惯性依旧存在，在这种复杂的观念格局影响下，法国社会公众很容易将对现实和全球化的不满“外部化”，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新兴国家持有消极、负面的观点，从而影响到双边关系的发展。
法国对中国的态度是矛盾的，这在众多领域都有所体现。例如在全球治理领域，法国既将中国视为多边主义的支持者、对抗美国单边主义的合作伙伴，又担心中国在多边国际组织中影响力的增长；
既希望与中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公共卫生防治，但又强调欧洲应当形成自己的标准和体系。
在以5G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领域，法国一边表示不会污名化特定的公司和国家、不会效仿美国将华为排除在其下一代5G网络之外，但同时又鼓励更多的欧洲企业参与到5G网络建设的竞争中、支持欧洲建立自己的5G系统。
这些矛盾在反映中法存在分歧的同时，也暗示了中法之间依然存在合作发展的空间和基础。
以“一带一路”在非洲的推进为例，中法两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优势互补，中国可以借助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和地缘优势为中国在非投资提供安全保障，法国可以利用中国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挖掘非洲的资源、能源和发展潜力，非洲自身的发展需求也得以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满足。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尽可能多的同西方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防止被美国拖入“新冷战”的陷阱；法国也需要进一步深化、扩大与中国的合作，以应对来自美国的施压与威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法在国际秩序变革时刻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新旧秩序的转换需要协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诉求需要及时沟通。作为兼具大国责任担当和大国综合国力的国家，中法两国的未来依然大有可为。
1、张骥：《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及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限度》，《欧洲研究》，2020年第6期，第16-31页。
2、杨成玉：《马克龙欧盟改革倡议的内涵、思路与前景》，《欧洲研究》，2020年第2期，第1-8页。
3、江凯：《“离心性”与“向心性”：冷战期间中法外交进程及其启示》，《西部学刊》，2017年第4期，第65-69页。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