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春

吴晓波先生上周一篇阐述政商博弈新阶段的文章，获得了很大的反响。在这片文章中，吴晓波将阿里巴巴和工商总局围绕淘宝假货的博弈，理解为互联网技术变革下，强势政府对互联网巨头进行激烈博弈的新阶段。

新阶段这个观点，因为立场非常鲜明，引发了网络热烈讨论。但从文章整个立意来说，则仍然没有脱离传统框架，没有对原先普遍存在但明显不合理的政商关系，进行清算和颠覆。 政商大博弈，从先秦以来，就是封建王朝政治稳定时期的潜在主线：那些身怀重金，长袖善舞的精明巨贾，通过市场和政治的缝隙，获得了巨额财富，并沿着这些缝隙，逆流而上，获得了同样显赫的政治影响力。

当然，在中国古训的智慧中，富和贵不能兼得，权和钱无法并存，吕不韦、沈万三、胡雪岩等人，均因天下动荡之际，凭借智慧和勤奋成为巨富，然而又在新的政治权威确立后，惨遭败亡。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富可敌国之人，若不能激流勇退，确实有身家尽失之忧。

在互联网技术已经推平了许多旧有壁垒的当下，再重新以这样旧有思维框架，理解大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显然错得离谱了。旧思维和旧框架下，无论如何小修小补，对政府和企业家双方来说，都将是一个无可逃避的悲剧。

透视中国历史上种种“红顶商人”或者“黑红商人”的大起大落，背后其实还是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老故事：在资源局限的社会环境下，官方迫于争夺资源压力出手打击巨富群体，从而“低成本”重新分配资源。

这种暴力手段，短期内是重新快速分配了社会资源，但长期付出的“政治和社会成本”，却会居高不下。因为疾风暴雨式的打击过后，是满地荒芜的人心和社会生态。而要重建民间的发展信心，肯定也不是事后再来抚慰一番就能奏效的。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在中国的高速发展，已经通过技术创新，大大提升了民众创富效率，同时也促使政府广泛利用新技术，提升了日常治理能力和运营效率。高效率激发了旧有沉淀资源的再利用和再转化，故当下中国，从动力和资源丰富性角度看，都必须抛弃原先“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博弈框架。而要用一种更为公开，透明，按照法制逻辑和框架的方法，来进行互动和博弈。

这种博弈，将会大大丰富政府按照现代国家治理框架来演变和革新的能力，从而使得中国在经济总量足够庞大的基础上，真正能够按一个现代国家的范式，来拓展全球视野和影响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云在假货危机爆发后，立即拜访工商总局，达成官商深入合作打击假货的新机制，是双方的共同进步——因为不管打击假货机制能否快速深入见效，一种更为理性，更为透明和宽容的互动机制，是中国整体进步所急需的。

当然，这样理性建设性的思维建立，并不容易：稍后深圳的一家微信营销公司，发文指责阿里十年来偷逃税款严重，与阿里和杭州警方激烈冲突，双方各自指责对方滥用权力。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即便是阿里这样的大公司，横跨中美两国市场和法律监管环境，要做到始终用现代法治思维参与市场博弈，仍然很难。

至于更为复杂的，成为“权贵和民间”博弈新样本的安邦吴小晖事件，政府和公众，是否也应当用一种更为宽容的姿态，来尝试构建博弈新常识？ 新常识的核心就是，政府首先要从思想和行动上，切实开放心态，放低姿态，厉行改革，约束自身，从而给民间商业力量，创造出更多的空间，形成一种经得起现代化检验的官商新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