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的深秋，当第100万个土耳其劳工提着那个标志性的破纸箱子，一脸懵懂地走出慕尼黑火车站时，德国人干了一件现在看来极其讽刺的事——他们送上了一辆摩托车作为欢迎礼，还有大把的鲜花。
那时候的德国老板笑得脸都烂了，心想这哪是人啊，这就是只会干活不吃饭的“永动机”。
可谁也没想到，几十年后，这束鲜花枯萎了，变成了巴黎街头的燃烧瓶，变成了伦敦地铁里的惊恐眼神。
当初他们只想要一双干活的手，结果却来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很多人以为欧洲现在的乱子是因为难民太多，其实这纯属误解。
问题的根子，烂在“傲慢”这两个字上。
二战刚打完那会儿，法国、德国男人死了一大半，工厂里的机器没人开，资本家急得直跺脚。
于是他们把算盘打到了地中海对岸：把那些穆斯林招来当“客工”（Gastarbeiter）。
这词儿造得就挺鸡贼，“客”嘛，意思就是你干完活赶紧滚蛋，别赖在我家。
但凡懂点人性的都知道，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不是用完即弃的电池。
当这些移民拖家带口住下来，想在这个新家扎根时，欧洲人那股子刻在骨子里的“十字军情结”犯了。
你去看看现在的巴黎郊区，那哪是社区啊，简直就是被遗忘的孤岛。
在那儿长大的孩子，法语说得比当地人还溜，可投简历时一看名字里的“默罕默德”，直接就进了垃圾桶。
这种长期的冷暴力，比明面上的歧视更让人绝望。
一旦经济不行了，政客们为了选票，立马把锅甩给这些“外人”，今天禁这个明天禁那个，硬生生把社会撕成了两半。
再说美国，看着挺光鲜，号称“大熔炉”。
其实那就是个高压锅。
你有钱有本事，你是穆斯林也没事，硅谷里甚至有不少中东裔高管。
可一旦那个“9/11”的火星子一溅，那层虚伪的宽容瞬间崩塌。
机场安检时的特殊待遇、邻居那个警惕的眼神，分分钟教你做人。
美国的逻辑是：我接受你的劳动力和税收，但我不接受你的灵魂。
在这个极度强调个人主义的地界，你的信仰就是个洗不掉的纹身。
这时候，咱们把镜头切回东方，看看中国是怎么玩这一套的。
这事儿得追溯到唐高宗永徽二年，也就是公元651年。
当大食国的使者第一次站在长安城，面对大唐皇帝时，中国人的反应太有意思了——既没有把人家当异教徒烧死，也没把人家当大爷供着。
在中国老百姓朴素的价值观里，神仙这玩意儿，那是多多益善。
管你是谁家的神，只要能保佑我风调雨顺、发财生儿子，我就给你上香。
在中国老百姓眼里，神明不是用来搞对抗的，那是用来过日子的。
你要是有空去西安，一定要去化觉巷清真寺看看。
如果不看门口的牌子，你绝对以为那是哪个王爷的私家花园或者是座道观。
在这个地界混，想立足就得“入乡随俗”。
这种变化不是谁拿刀架脖子上逼的，而是一种几百年潜移默化的化学反应。
到了明朝，这事儿就更绝了。
你敢信？
那个带着大明舰队七下西洋、扬国威于万里的总指挥郑和，不仅是个回族穆斯林，还是个太监。
这配置要是放在欧洲中世纪，估计早被两边的极端分子撕碎了。
但在大明，他首先是皇帝的家奴，是大明的官员，最后才是穆斯林。
明朝还有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当时的穆斯林学者搞了个“以儒诠经”，就是用孔孟之道来解释《古兰经》。
为什么中国能做到这一点？
说白了，中国人的宗教观那是相当的“实用理性”。
在咱们这儿，皇权永远大于教权，世俗生活永远大于宗教狂热。
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伊斯兰教，来了都得守大清律、大明律，都得服务于“国泰民安”这个终极KPI。
利玛窦当年刚来不懂规矩，处处碰壁，后来学乖了，换上儒服，满口“子曰”，这才在士大夫圈子里混开了。
反观欧美，他们现在的窘境，其实是在还几百年前的“高利贷”。
殖民时代造的孽，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现代傲慢的移民政策，又给这颗种子施了肥。
那些燃烧的汽车、破碎的橱窗，其实是历史在要债。
而中国走的是另一条路子，叫“和而不同”。
现在的中国穆斯林，一边吃着清真火锅，一边刷着抖音，说着地道的方言，在淘宝上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这就是最真实的融合——大家在一个屋檐下，各过各的节，但心是往一块儿想的，劲儿是往一处使的。
那帮政客除了甩锅和喊口号，基本也没啥治本的招。
那个困扰西方的死结，其实在东方这片土地上，早就被老祖宗用一碗人间烟火气给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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