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发表长文《吸毒是否入刑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表面看是理性探讨,细读却暗流涌动——通篇未正面回应公众最关切的“吸毒记录是否应封存”问题,却以“慎用刑法”“反对重刑主义”“微罪非罪化”等话语层层铺垫,悄然为“违法记录封存”政策摇旗呐喊。
文章中,罗翔反复强调“轻罪时代已至”“治安处罚实为小刑法”“行政拘留剥夺自由之严厉不亚于刑罚”,甚至引用学者观点称“我国犯罪治理需推动非犯罪化”。这些论述看似学术中立,实则逻辑指向清晰:若连吸毒这类行为都不宜轻易入刑,那么对已有违法者的社会性惩罚——如就业歧视、子女政审牵连、终身污名化——自然更无正当性。这不正是“记录封存”主张的核心前提吗?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一边说“法律要刚性”,一边又高呼“摒弃对刑法的盲目迷信”;一边承认毒品危害,一边却将吸毒者区分为“病患”与“瘾君子”,暗示前者应被宽容。这种话语策略,既规避了直接支持“封存”的舆论风险,又为相关改革提供了理论掩护——堪称“温柔而坚定地递刀”。
于是,“罗圣”之名再度刷屏。但这一次,那句“罗翔比西方人更加虔诚西方教义”已不再是褒扬,而是尖锐的讽刺。网友指出:当西方部分国家因毒品泛滥被迫转向“去罪化”时,尚有配套的戒毒体系、社区监管与公共健康干预;而国内若仅单方面弱化惩戒、封存记录,却无健全的社会支持机制,恐将陷入“宽而不教、放而不管”的治理真空。
尤其在当前新型毒品蔓延、复吸率居高不下的现实下,许多民众担忧:过度强调“宽容”,是否会变相纵容?当一线缉毒警仍在用生命堵截毒流,法学精英却在书斋里论证“刑法迷信”,这种割裂感令人不安。
罗翔或许出于良善初心,试图以法理温情消解严刑峻法之弊。但法治不是修辞游戏,公共政策更需直面现实。若真关心吸毒者回归社会,就该正面回答:记录封存如何防止滥用?如何保障公共安全?而非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盾,行模糊立场之实。
(本文基于公开报道及罗翔署名文章内容评析,旨在促进理性讨论。禁毒事关国计民生,任何政策调整都需兼顾人道关怀与社会安全。读者请勿断章取义,应全面审视毒品治理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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