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8年巴格达那场大火里,成吉思汗孙子带去的一帮汉人老头,竟然给几百年后的伊朗写了本“治国说明书”

1258年,巴格达算是彻底废了。

底格里斯河的水那时候看着特渗人,一半是红的,因为死的人太多血流漂杵,另一半是黑的,那是蒙古人把智慧宫里的书全扔河里,墨水给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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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站在废墟堆上,那是相当威风。

但你要是仔细看,他那群杀气腾腾的骑兵后面,居然缩着一帮画风完全不对的人——手里拿着毛笔、穿着宽大汉服的汉人。

这帮人看着跟中东沙漠格格不入,可谁能想到,就是这几个看似弱不禁风的老头,给几百年后的伊朗埋了个惊天大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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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现在看伊朗,那种严丝合缝的社会管理,还得往这帮人身上找源头。

这事儿吧,得从蒙古人那个尴尬的处境说起。

蒙古人打仗那是真的猛,平推欧亚大陆跟玩儿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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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打完之后呢?

麻烦来了。

旭烈兀建立了伊利汗国,地盘是打下来了,可怎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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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原来的行政体系早被打烂了,剩下的烂摊子简直没眼看。

你让这帮只会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大哥去搞户籍、收税、管治安?

那画面太美,简直就是张飞绣花——有劲使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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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烈兀这人脑子灵光,他一看这情况,立马想到了远在东方的老家元朝。

那时候忽必烈手下有一大批汉人谋士,那可都是玩制度的祖宗。

旭烈兀大手一挥: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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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批批满脑子儒家思想、精通大一统管理术的汉人官员,骑着骆驼就把“东方系统”带到了伊朗高原。

这哪里是简单的人才引进,这分明就是给刚格式化的硬盘重装了一套高级系统。

打天下靠的是弯刀铁蹄,坐天下靠的那得是脑子里的“软件”,这道理蒙古人比谁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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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汉人到了波斯,那是相当务实。

他们没想着让穆斯林改信孔夫子,那不现实,也没必要。

他们干的事儿特别绝——搞“降维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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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现在的伊朗,特别是那个著名的什叶派“阿舒拉节”,成千上万的人排着整齐的方阵,领队的一喊口号,所有人动作整齐划一,还得捶胸顿足。

这场面,是不是觉着眼熟?

这跟咱们以前农村的大型祭祀,或者是朝廷搞的那种庄严肃穆的礼仪大典,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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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十二伊玛目派其实挺散漫的,并没有这么严密的组织。

是汉人官员来了之后,把儒家那个“礼”的概念给植入进去了。

啥叫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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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秩序,就是长幼尊卑,就是这一套一套的仪式感。

汉人官员手把手教当地人:宗教不仅仅是心里信,你得演出来,得有规矩。

这种对形式感的极致追求,愣是被这帮汉人给固化到了当地的宗教活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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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算完,更厉害的是思想上的改造。

什叶派那帮人,天天苦等着第十二代“隐遁伊玛目”救世主降临,指望他来了天下太平。

这剧本,汉人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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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就是儒家说的“圣人出世”、“天下大同”吗?

汉人官员在辅佐蒙古王爷的时候,天天念叨“民为贵,君为轻”,搞仁政。

这种思想跟什叶派那种悲情色彩一结合,化学反应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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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这帮信徒只是凑一块哭一哭,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开始琢磨怎么像一个严密的政府部门那样去运作。

汉人带来的这套管理经验,教给了当地宗教领袖一个绝招:怎么用严苛的“规矩”把人心聚起来。

儒家最狠的不是教你怎么做人,而是教你怎么排队,怎么磕头,怎么让成千上万人的动作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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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那是潜移默化的。

到了1500年左右,波斯人自己建立了萨法维帝国,把十二伊玛目派定为国教。

这时候虽然汉人早就没了,但他们留下的那套操作手册——也就是怎么搞政教结合、怎么用礼仪治国,已经被刻进伊朗人的基因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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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在德黑兰街头溜达,看到公交车上男女分开坐,女的必须裹得严严实实,这表面上是伊斯兰教法,但你往深了想,这种把规矩执行到社会每一个毛细血管的能力,真的很有东方集权治理的影子。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有意思。

那些汉人官僚连名字都没留下几个,但他们带去的秩序观,就像一滴墨水滴进清水里,虽然看不见形状了,但整杯水的颜色都变了。

历史就像草蛇灰线,你以为是波斯的特产,扒开底子一看,上面隐隐约约印着“中国制造”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