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估计很多在欧洲的小伙伴都已经开始规划假期了吧？大家都准备去哪里玩呢？不过，当你在布拉格的广场上喝热红酒、在维也纳的酒馆里取暖、或者在布达佩斯的温泉旁泡着的时候，一场悄悄蔓延的小流行病也正跟着游客一起“全国巡演”。
它的名字听起来毫不客气——“脏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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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官方的医学称呼。它真正的名字是甲型肝炎，一种通过“粪–口途径”传播的病毒性肝炎。今年五月，捷克卫生部门的负责人在声明里把它叫作“脏手病”，因为它往往就是借由没洗干净的手传播开来。没想到，这句半开玩笑的话，竟然成了2025年欧洲旅游季最让人心头一紧的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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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胜地爆发疫情
想象一下：你刚从布拉格回来，行李箱里塞满冰箱贴和纪念品，手机里还存着查理大桥的日落美景。几周后，你却开始感到莫名的疲倦、恶心，皮肤隐隐发黄。这并非虚构场景——截至目前，欧洲已有超过6000人感染甲型肝炎，而仅仅几个月前的六月份，这个数字还停留在2100。数十人死亡，其中不乏从英国过去玩的人。
斯洛伐克成为疫情重灾区，报告病例达2482例；捷克紧随其后，2310例的感染人数是去年的三倍多，成为该国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疫情爆发。奥地利、匈牙利也未能幸免，甚至连德国、瑞典和英国都出现了与旅行相关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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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在最新报告中警告：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因为许多人感染后没有症状，却不知不觉中成为病毒传播的“隐形载体”。
这或许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习惯将甲型肝炎与卫生条件较差的偏远地区联系起来，而非欧洲中心的旅游胜地。但病毒传播的逻辑很简单：它存在于感染者的粪便中，通过被污染的手、食物或水进入下一个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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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疫情在未接种疫苗且生活条件有限的人群中迅速蔓延，包括无家可归者和吸毒者。卫生条件受限的居住环境成为病毒滋生的温床。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病毒就这样悄然传播。
而欧洲此次疫情主要由两种快速传播的病毒株驱动：A类病毒株肆虐匈牙利和奥地利，B类病毒株横扫捷克和斯洛伐克，然后随着返乡旅客的行李箱，蔓延至奥地利、瑞典甚至是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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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疲倦到黄疸，都有什么症状？
甲型肝炎不是普通肠胃炎。它攻击的是肝脏——人体最重要的代谢器官之一。
感染后的两到六周，症状开始悄然浮现：先是难以解释的疲劳，仿佛身体被抽空；接着是恶心、胃痛、发烧和食欲不振，如同持续不断的宿醉。随着病情发展，肝脏炎症加重，无法正常处理胆红素。这种黄色物质在体内积聚，导致皮肤和眼白变黄——这就是黄疸。深色尿液、浅色粪便和皮肤瘙痒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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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健康成人中，感染通常会在几个月内自行消退。但对于免疫系统较弱或已有肝病的人来说，风险显著增加。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病毒可导致肝功能衰竭——这是可能致命的。
英国政府的旅行健康服务机构Travel Health Pro已更新建议，提醒前往受影响国家的游客加强个人卫生。简单的措施往往最有效：如厕后、进食前用肥皂和水彻底洗手；避免饮用可能受污染的水；谨慎选择街头食品。
捷克卫生官员的警告更加直接：“在目前的流行病学形势下，我们建议在假期开始前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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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甲肝疫苗并不在儿童常规免疫计划中，这意味着许多人可能从未获得保护。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仅为高风险人群提供接种，包括医护人员、慢性肝病患者等。
对于旅行者而言，疫苗建议通常指向非洲、亚洲或中南美洲等传统高风险地区。但如今，欧洲心脏地带的疫情改变了这一认知。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的游客，现在需要认真考虑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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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手病”的千年旅程
其实这一波疫情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更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照见了人类和这种“老朋友”级传染病之间跨越千年、永不停息的拉扯。
从过去人人小时候都要经历一次的小病、小灾，到今日发达社会里成年人谈之色变的局部爆发，再到全球化时代跨境传播的轻而易举——甲肝的流行史，说白了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公共卫生观念演进史和那条脆弱平衡被不断打破又不断重建的历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甲肝病毒（HAV）几乎无所不在。当时没有完善的下水系统、干净水源也稀缺，“粪–口”传播途径让病毒到处跑。大多数孩子在还没记事之前就感染过，只是症状轻得像普通肠胃不适，过了也就过了——顺便还换来了终身免疫。
这种“自然免疫”模式在非洲、亚洲、中南美洲许多国家曾持续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世卫组织估算，全球每年仍有上千万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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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社会发展、卫生条件大幅改善，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病毒是少了，人也更干净了，可从未感染过的易感人群一下子在发达国家越攒越多。
美国、西欧等地成了“低流行区”，看似是好事，但这里的青少年和成年人既没小时候“自然感染过”，也没通过疫苗建立保护，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意外的免疫真空地带”。
只要病毒被污染的食物、水源突破防线，或者被感染者带进来，就很容易在成人中造成更严重、症状更明显的一波疫情。过去二十年欧洲的感染趋势也越来越清晰——从最初是旅客和儿童感染，逐渐移向新的高风险圈层。
如果把目光从当下的疫情拉远一点，我们会发现，人类与传染病的关系，从来不是“今天生病、明天治病”这么简单的因果，而是一场绵延数千年的共生、对抗与妥协。
回到历史中去，你能看到无数似曾相识的片段：在人类刚学会定居与耕作的年代，城市的出现不仅带来了文明的光，也招来了寄生在我们阴影里的病原体；在下水系统尚未诞生的古代世界，霍乱和伤寒随着污水流过街道；中世纪的黑死病穿过商路、港口和集市，悄无声息地提醒我们，流动永远是文明的生命力，也是病原体最好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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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工业革命和现代医学带来了疫苗、消毒剂、清洁水和公共卫生系统，我们以为已经赢下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可现实很快告诉我们：每一次进步，都可能在另一端创造出新的脆弱性。
于是今天，当我们在讨论一场“脏手病”引发的疫情时，我们谈论的其实不是过去式的疾病，也不是单一地区的警讯，而是人类社会如何定义自身、治理自身的永恒命题：我们选择怎样生活？
或许真正值得铭记的不是病毒的名字，而是它让我们再次意识到的事实——人类和传染病的故事，从来不是胜利与失败的剧本，而是一段不断重写的历史。
我们用怎样的方式记住教训、弥补疏漏、保护彼此，决定了这段历史会走向哪一种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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