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6日夜，正值长春解放的前夕，时任国军第60军军长的曾泽生在完成起义前准备事项后，当即写下了两封亲笔信。
一封是给时任国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的，另一封则是给时任新7军军长李鸿的。
不同的是，次日一早，郑洞国这边便明确表态不随曾泽生部起义，同时还劝对方慎重考虑，至于李鸿这边，自始至终都没有给曾泽生一个正面回应。
当然，此时的李鸿正患风寒而卧病在床，新7军的大小事宜都交由副军长史说打理，没有回应倒也在情理之中。也正因如此，60军起义进展的十分顺利。
值得一提的是，李鸿虽然没能率部同曾泽生一同阵前起义，却也在最后关头率部投诚，受到了解放军的优待。
李鸿的新7军驻防长春，除了肩负守备职责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监视曾泽生的60军，这一点，曾泽生也是心知肚明的。
因此，直到起义前夕，曾泽生都严密封锁消息并加强戒备，甚至还专门派出部队监视着新7军的动向。
好在最终大势已定后，郑洞国、李鸿也都纷纷选择了向我军投诚。
1948年10月20日，李鸿等人经吉林前往哈尔滨，因其伤寒尚未痊愈，我军特意指派专门的医生和护士给他治疗，直至痊愈。
次年春天，根据辽沈战役后被俘的国军高级将领们签订的协议，包括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潘德辉等在内的40余名国军将领，都纷纷提出回原籍的请求。
不过，李鸿提出回到原籍却并非是他的初衷，真正用意是想重回国军阵营，投奔他的老上司孙立人。为此，郑洞国还专门劝过他：
只是，李鸿并未听从郑洞国的劝告。1949年6月中旬，第四野战军签发了李鸿返回湖南的证件并发放路费后，李鸿随即动身回到湖南老家，通过老战友袁子琳的联络，最终征得了老上司孙立人以及老蒋的接纳许可。
当年8月初，长沙获得和平解放。不久后，孙立人派少校参谋葛士珩持亲笔信到湖南寻访李鸿。接到孙立人来信后，李鸿立时答应动身前往台岛。
1950年2月3日，李鸿与妻女一起，由长沙乘车前往广州，而后又从广州启程赴香港，经香港辗转赴台北。很快，彭克立、陈鸣人、曾长云等孙立人昔日旧部也先后从大陆赴台投奔老长官。
在孙立人的引荐下，李鸿见到了老蒋。倍感欣慰的老蒋当即表示要重用李鸿，并给对方安排了两个位置：
令李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个月，老蒋就翻脸不认人了。
其实，李鸿一路走来的成败得失，和孙立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李鸿虽然毕业于黄埔五期，但同孙立人的关系却早早建立起来了，甚至说是孙立人的嫡系部将也不为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鸿因明确反对“围剿”红军而被同僚讥讽为“贪生怕死”，连孙立人也对这位老部下产生了不少误解。
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后，李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他亲率机枪连守备阵地并多次与日军展开肉搏，顽强且艰难的守住了阵地，作为老上司的孙立人这才完全理解了李鸿。
自此之后，孙立人每晋升一级，李鸿也就跟着水涨船高。孙立人升任新38师师长，李鸿便接任该师114团团长；孙立人升任新1军军长，李鸿就担任新38师师长。总之，有孙立人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李鸿的身影。
很快，伴随着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孙立人在东北国军的派系斗争中处于下风，被免去了新1军军长职务，潘裕昆被任命为军长，李鸿则担任副军长。
至此，新1军正式开始走下坡路了。
1947年5月，李鸿接替孙立人任长春警备司令。临别之际，李鸿对孙立人感慨道：
孙立人则极力劝阻对方打消这一念头：
从事后发展轨迹来看，李鸿并未实现孙立人保全新1军的想法， 随着陈诚到东北后将新1军主力拆分，新38师与另外两个杂牌师被划归到重建的新7军序列里。
1948年10月中旬，随着锦州解放，长春的国军当即面临被解放军围而歼之的命运。孙立人为了从长春拉出被围的新7军，还曾专门求老蒋将自己空投到长春，亲自率新7军突围。
此外，战役结束后，孙立人还曾建议老蒋重建新1军，当时正在哈尔滨养病的李鸿闻讯之余十分感动。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动了要重返孙立人身边的心思。
李鸿可能怎么都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自己同孙立人走的太近，很快便成了老蒋杀鸡儆猴的对象。
1949年以后，伴随着老蒋当局败退台岛后，美国方面对蒋愈发失望，意欲扶持孙立人、吴国桢等人上位，而老蒋为了进一步获得美国支持，也有意的提拔二人。
孙立人在军事上有着极高的天赋，但却不谙政治，他所接受的美式教育里秉持着“军队是国家的，不是某一个政党的，作为一名军人，应该一切为国家负责，而不是为某党派负责”的理念，故而对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十分不满。
据美方档案披露，当时负责台防务的孙立人已有发动“政变”的意向。尽管老蒋对这一计划未必了解，但他对孙立人日常流露出的态度已经愈发不满。
1950年6月，老蒋突然下令将李鸿与其夫人马真一逮捕入监狱。此后的3个月时间里，与孙立人有关的将领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潘德辉、胡道生、陈高扬、吴颂扬、孙蔚民等17人陆续被捕入狱。
尚不知自己处境的孙立人还亲自出面为上述几人求情，起初老蒋不发一言，后来又对孙立人说：
被投入监狱的李鸿曾与吴石关在一处并每日接受询问，甚至遭到严刑拷打。据相关资料记载：
李鸿之子李安定后来回忆父亲受刑后的情形：
不管如何受审，李鸿自始至终都是一言不发。折腾了一圈下来，李鸿反倒看明白了，如果自己交代了一些所谓的情况，肯定不会有生路，若坚持不交代，尚且会有生的希望。
1955年5月，孙立人旧部郭廷亮被捕，经毛人凤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后，郭廷亮承认自己是到台策反的“间谍”。随即，孙立人被免去所有职务，并被送到台中软禁，与他有关的部署亲信均遭到处理，受牵连者高达336人。
有意思的是，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等人一直未受到审判，直至1968年7月，几人才收到“国防部”公字第32号裁定书，以叛乱罪提起公诉。
1971年7月14日，李鸿、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等人被冠以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罪名无期徒刑。
不过，随着老蒋于1975年4月5日去世，李鸿等4人也被减刑为25年有期徒刑而释放。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后，孙立人也恢复了人身自由。当听说老部下李鸿瘫痪在床后，本欲去探望的他，奈何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出远门。面对李鸿子女们专门来探望自己，往事涌上心头的孙立人意味深长的道出一句：
这大概是一个饱经风雨沧桑的老人此刻最真实、最直观的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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