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23日清晨，南京雨下得很细。前一晚，许世友去世的消息传遍各大军区，正忙着为老兵办退役手续的孙洪宪把电话听筒放下，沉默了半分钟，转身继续对表格核对签字——手续必须在当天中午前完成，这是部队给老兵最后的礼物。八小时后，文件装订完毕，他才坐进空荡的办公室，想起九年前那场简短却颇具分量的谈话。
时间回到1976年8月初。广州盛暑，宿舍里的吊扇发出嗡嗡声，孙洪宪刚拿到调令。三年前，他因写材料扎实被选作许世友秘书。那时的广州军区任务繁重，且处在关键敏感期：上层局势风云莫测，越南边境偶有摩擦，军内各级整顿同步推进。年轻人能否在这种环境中站稳，本就难料。
在接到调令前几周，孙洪宪已感到气氛不同。司令部文件流向发生变化，大量人事任命报表集中到北京；许世友出门次数减少，却频繁召集机关干部谈话，显然，他自己也在等待新的判断。8月7日，卫兵通知孙洪宪：“首长让你晚上八点到办公室。”这语气听不出褒贬，但让人直觉那一关必须过。
推开门，许世友戴着老花镜，正翻阅作战训练简报，玻璃茶缸放在右手边。几十平米的房间没有空调，只靠一台旧立扇降温。许世友抬头，摘下眼镜，说了句：“坐。”短促干脆。茶水轻轻晃动，屋里闷得厉害，孙洪宪背脊汗水滚下来。
“调令你看了吧？”许世友把文件推过去，“去集团军当宣传处副营职参谋，先练脚力再写文章。”随后又补了一句，“你能离开，我很高兴。”孙洪宪愣住。几秒后，许世友解释：“跟在我身边事多、人多、诱惑也多，对年轻人不是长久之计；到下面去，带兵、跑训练场、和班排长掰手腕，比伺候我管用。”
这一番话当时听来略显生硬，后来却一次次被验证。80年代初对越防御作战，宣传干事既要撰写战报，也要深入火线。孙洪宪凭在司令身边练出的警觉，能迅速捕捉信息，写出的简报常被中央军委采用。若他仍困在首长身边，未必能把这些本事转化成前线成果。
再回到1973年底那段初识场景。珠江宾馆留园7号，两层木楼掩在榕树后，夜里蝉声与柴油发电机的轰鸣交织。许世友叼着旱烟，问了两句家乡、成分，就把话锋一转：“中农？那得多跟穷人打交道，少往机关跑。”这带着试探的俏皮话，表面是调侃，实则提醒他立足基层。孙洪宪当时还未读出深意，只觉这位传闻中“脾气暴躁”的上将并不好惹。
然而在随后三年里，孙洪宪发现传闻和现实差距不小。许世友早上五点半出门跑步，常带两名警卫加孙洪宪；批文件喜欢口头提炼要点，让秘书站在旁边边听边记；下午视察连队，一顿饭能评点炊事班操作细节，比谁都懂伙食成本。军区干部曾半开玩笑说：“和许老坐一桌，敢动筷之前先过思想关。”
许世友的“思想关”并非空话。他给身边人定了两条规矩：用车必须登记、离驻地三十公里以上的行程须报批；不得借他的名义走后门，不得仗着练过把式动手打人。规矩简单，但执行狠。从1974年至1975年，军区司令部共有七起违纪报告，两起直接牵扯到他亲属，处理结果一律按条令办。孙洪宪几次写情况汇报，发现首长对自己孩子甚至更严，一度怀疑“铁面”是否有些过头。可在1975年秋许世友儿子借车撞牛事件后，他彻底明白：严格是为了堵住他人开口要情面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许世友偶尔也展现柔软一面。1974年4月，边防演习误入暴雨区，通讯断联，他冒雨到前沿，回来高烧40度。深夜喝下大碗姜汤，还嘱咐孙洪宪：“文件留条批示，别误了明天的调动。”那语调低哑却不容置疑，像老兵对纪律的本能执念。第二天清晨，他仍按时出现在作战室，只是声音沙哑。现场的一名副军长后来感慨：“这老辈子把身体当工具用。”
1976年9月，孙洪宪抵达集团军机关，先在作训处挂职，实地跟营连摸底。不到一年，他已能独立撰写师级战术对抗评估。1978年转到宣传处，参与筹备对越边境宣传资料，为后续作战做舆论铺垫。若没有那句“你能离开，我很高兴”，人生路径或许截然不同。
1985年10月23日晚，手续终于办完，纸堆旁茶水早凉。孙洪宪从抽屉里翻出几页泛黄笔记，是1973年的速记本。第一页偏上位置，写着许世友的原话：“人在其位，要担其责；离其位，留清名。”字迹粗犷，用红铅笔圈过。他合上本子，起身到窗前。雨停了，夜风吹动木槿，月色浅淡。他理解老首长当年那句“高兴”背后的深意：长者送别，是想让后辈自己去闯，而不是永远待在他庇护的阴影里。
合卷、熄灯，窗外哨兵的脚步声逐渐远去。孙洪宪把笔记放回抽屉，没有给任何人提一句与追悼会相关的请求。职责已尽，规矩犹在，这或许正是对许世友最好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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