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兴奋》中的论文多数为两位作者诺贝特·埃利亚斯和埃里克·邓宁在20世纪60、70年代关于体育运动（尤其是英式足球）的期刊文章。诺贝特·埃利亚斯是二十世纪享誉盛名的社会学家，其成名作《文明的进程》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社会学的走向。《追寻兴奋》是两位作者将文明化研究和型构社会学方法拓展至体育运动研究的尝试。负责任地说，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埃里克·邓宁的导言和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前言充分理解本书的核心论点：“受控制的兴奋构成了体育运动所带来的享受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但依笔者见，该作的尝试并不成功。在把宏大理论和方法挪用到体育研究的过程中，该作把原本经验的观察当作了本体的假设，让形式分析变成了唯一的实在。如果说舰船是原本用来解决海上航行所设计的方案，该作就像是把这个方案当作水上运行的前提，让舰船进入一个它本不该出现的浅滩：在深水中能提供强大浮力的历史分析被抽离，使得这艘巨舰的深层假设与条件彻底暴露并搁浅。其结论因而显得脆弱、牵强，近乎一种循环和同语反复。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对该书进行评述。首先，笔者将把该书的内容分为前后两个部分进行简要概括，同时介绍一些关键概念；其次，会说明该书如何在深入主题的过程中逐渐使自己的理论搁浅；最后，笔者将进一步讨论社会科学学者和普通的读者该如何面对宏大理论。
《追寻兴奋》
作者: [德国] 诺贝特·埃利亚斯 / [英]埃里克·邓宁
译者: 何江穗
版本: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4月
文明化研究的体育版本
《追寻兴奋》共十章，前六章主要由诺贝特·埃利亚斯所撰，借文明化研究的成果引出体育运动研究当中的潜在命题，后四章则是聚焦于体育运动这一主题尤其是对以英式足球为代表的现代职业体育比赛做了型构社会学分析。
所谓“文明化研究”，指的是以《文明的进程》为代表的诺贝特·埃利亚斯的系列研究。埃利亚斯对近代西欧社会历史发展当中的文化变迁做了深入探讨，一步步描述了近代西欧由上至下的社会和自我控制的加剧，从而揭示了西方社会的“文明”状态并不是天生就有的道德感，而是中央权力垄断不断加强、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不断发展，经过一个漫长的社会演变才形成的。不熟悉埃利亚斯作品的读者可以将其理解为用历史方法重新讲述弗洛伊德主题提出的心理控制机制，即现代人自我心理状态中的冲动-控制这一对辩证法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
该书的前六章，基本是站在埃利亚斯的结论之上展开的。作者试图说明的是，在文明化过程发生的同时，欧洲体育运动其实也经历了类似的“文明化”：变得更复杂、更专业，也更克制。另一方面，体育比赛也成了现代人释放被压抑冲动的一个窗口——人们可以在这里追求刺激，但又不会超出社会接受的限度。前者被称为体育与文明化之间的“型构相似性”，后者则是“型构互补性”。
《文明的进程》
作者: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
译者: 王佩莉 袁志英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3月
“型构”一词和“结构”在内容上并没有过多差别，实际是作者为了避免固有的刻板印象而重新发明的提法，两位作者在使用当中也常常混淆两个概念。按埃利亚斯的定义，“型构”指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联结形成的关系网络结构，这种结构跟身处其中的人的心理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型构社会学容易使人想起齐美尔式形式主义（formalist, a description of something in formal mathematical or logical terms）社会学，但是相比于齐美尔抽象化简的社会几何学，埃利亚斯的型构社会学强调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整体结构，是一种强烈历史取向的形式主义分析。
不过，不同于《文明的进程》当中充满细节的历史分析，该书的前六章并没有一步步推导出结论的逻辑过程。它所提出的“型构相似与互补”，并不是因果或历史性的论证，不涉及机制或者过程分析，更像是一种基于共同心理状态的形式类比。
该书的后四章更直接地运用了型构社会学的方法。在第七章中，埃里克·邓宁把现代体育中那种“特别认真”“追求成绩”的倾向，解释成工业化和国家形成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依赖链变长的结果（《追寻兴奋》第304页），本质上是“他者导向”的心理状态和来自结构的压力的增加。第八、九章中，他用小群体内部自我循环、不断强化的型构特性，去解释体育中为什么始终存在暴力——比如缺乏暴力垄断、社会分化明显、依赖度低、竞争激烈、男性气质的强化等等，这些因素会互相加强。最后一章则把类似的逻辑运用在对“体育中的男性气质为什么能持续存在”这一问题的解释上。
如果说前六章是现代社会心理状态在体育运动这个相对微观领域的类比，后四章的内容则直接是文明化研究的体育版本。邓宁所使用的宏观解释因素——国家形成和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当中的历史解释别无二致。也正是这种直接移植宏观历史理论的写法，让这本书在理论和方法上显得有些“搁浅”。
《足球流氓》（2005）剧照。
文明化研究的封装和搁浅
学界对《文明的进程》的赞誉建立在其扎实的文献基础、创新的视角与持久的启发性之上，因而并无虚言。从时间上看，埃利亚斯先做了文明化过程的研究，后来才系统提出“型构”这套方法。所以，以《追寻兴奋》为代表的阐发型构社会学的一系列作品，其实可以看作是对《文明的进程》的方法论总结。比如，埃利亚斯强调型构社会学注重“整体性”，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硬拆成政治、经济这些分开的部门来考察；再比如埃利亚斯认为型构社会学超越了“数量vs质量”“主体vs客体”这类争论，是一种更能把握具体历史社会形态的研究方法。确实，文明化研究既宏大又细致，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社会学的争论。
后验地看待，这些“宣称”其实是从文明化研究的成果中总结出来的；但在该书中，它们反而被封装成了一些现成的“话术”。在这一节里，笔者会说明：该书是如何把“文明化”和“型构”一步步变成黑箱，结果反而暴露了它们的短板，甚至造成扭曲的。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 - 199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一生致力于“人的科学”的研究，试图整合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并以“形态社会”来整合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心理发生”层次与“社会发生”层次的问题，被誉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代表作品有《文明的进程》《宫廷社会》《个体的社会》《圈内人与圈外人》等。
之前提到，文明化研究的解释力主要来自它的整体性和具体性。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灵活性。埃利亚斯也接受型构中无法预测的变化、意料之外的结果，以及那些超越个人层面的结构性涌现。回想一下他对欧洲文明化的历史解释：那么长的一个过程里，并没有谁是有意要推动“文明”，或者故意加强自我控制——欧洲文明的心理和社会状态，其实是一种非预期的结果。整体、具体、灵活，这三点才是埃利亚斯式形式主义有血有肉的地方。不管是不是基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正是这三者让他的方法既有说服力，又有某种超越性。
换句话说，型构社会学——如果它真是对文明化研究方法的恰当总结——它的解释力其实是扎根于具体历史情境的经验分析中的，靠的是研究者的视野、对细节的把握，还有对偶然与变化的敏感。所以型构社会学只能是一种开放的“启发法”，而不是一套机械的方法论。而像该作那样试图把它方法论化，反而消解了文明化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把经验观察封装成了本体假设，把形式分析当成了唯一的实在。
埃利亚斯最初提出“冲动-控制”的辩证关系和社会控制加强，是建立在大量历史材料与他个人视角的结合之上的。他对这种结构的敏锐洞察，才塑造了型构社会学的核心命题。但后来对方法论的过度追求，反而把这种主观经验封装成了一种本体论假设：原来在文明化研究中作为一个核心观察的“冲动-控制”命题，在型构社会学里被上升成了关于“人”的根本看法。弗洛伊德的主题原本只是埃利亚斯个人偏好的观察角度，但当它被当作方法论框架固定下来，这个主题就变成社会结构唯一可还原的“本质”。
这本书的前六章就是这种错误的典型代表。埃利亚斯和邓宁几乎就是把文明化研究的主题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体育领域，把现代社会心理与结构之间的张力直接套用在体育运动中。作者一边说“体育研究还没进入主流社会学视野”，一边却硬把体育现象塞进“心理-结构互构”这个预设框架里。与其同语反复地说“体育让人兴奋是因为它让人在控制中追求兴奋”，不如去问“这种兴奋到底是怎样和一些具体实践、系统、结构联系起来的？”或者“不同主体的心理、行为和他们之间的型构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才更接近文明化研究原本要回答的问题。而把理论和方法封装的结果就是：任何新的经验都不重要了，本体预设已经画好了要射的靶。
《个体的社会》
作者: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
译者: 翟三江 陆兴华
版本: 译林出版社
2003年10月
进一步地，这种对人类心理的本体论假设，还会反过来消解埃利亚斯方法中那些有血有肉的部分——整体性、具体性、灵活性变成了一句句空话。举例来说，原本的“整体性”指的是研究者要在搜集和分析材料时保持全面视野，让每一个假设都经受多方面的检验；但当整体性被方法论化之后，因为命题起点已经被设定为本体性的，“整体”就成了一句口号——还没开始分析，检验就已经通过了。也就是说，埃利亚斯式的形式主义被封装成了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formalism，excessive adherence to prescribed forms），对型构社会学来说，唯一实在的只剩形式本身，再也谈不上什么对能动与变化的包容了。
再看后四章，邓宁对“局部纽带中暴力产生的机制”和“功能纽带中暴力限制的机制”所做的型构分析，就完全倒向了这种纯粹形式推导。作者先反驳“体育变得更暴力”的观点，提出“体育总体上更文明”的反题，然后用很少的篇幅，画了两张网络图来展示那两种“动态机制”。型构在这里变成了一堆内部自洽的属性组合：在暴力频发的型构中，属性包括“缺乏有效的国家控制”“男性主导”“母亲为核心的家庭”“缺乏成人监督”等；而在抵制暴力的型构中，属性则是“稳定有效的中央控制”“性别平等”（但愿如此）“平等家庭”“成人密切监督”等。这种分析显然很荒谬：属性之间是静态的、忽视变化的、自我循环的和同语反复的——对体育暴力的分析完全成了一场基于形式特征的几何游戏。在这个意义上，形式变成了唯一的实在，而经验现实只是形式的复制品罢了。
《我，花样女王》剧照。
我们如何面对宏大理论？
尽管关于后现代的讨论早就把宏大理论解构了好多遍，但其实我们离它们并不远。这些大理论并没有真的消失，而是被“封装”了起来——包装成一种看似常识的社会学观点，然后反复出现。就像埃利亚斯的理论核心是“冲动-控制”的心理机制与社会结构张力之间的对应，马克思关注的是劳动价值生产与社会结构分化的互动；而如今，埃利亚斯的观点被封装成了一种仿佛唯一正确的社会结构本体论，马克思的宏大叙事也变成了一种关于物质现实的迷思。结果就是，不管是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容易陷入一种条件反射：一看到现代体育当中的暴力，就认为是小群体内部心理机制的问题；一遇到体育中的社会冲突，就马上归结为阶级问题——仿佛这些形式主义的答案能解释一切。
本文对文明化研究被“封装”的批评，也揭示了这种“常识社会学”是怎么运作的。笔者想用一个简单的比方来说明：别把大船开进浅水区。舰船是一个复杂且成功的物理系统，但不是万能药。如果硬把它拖进吃水不够的浅滩，那些被封装的理论要素不仅派不上用场，还容易让整条船搁浅。问题在于，作为研究者或读者，我们到底该怎么对待宏大理论？
首先，宏大理论所涉及的方法是一种启发法而非刻板的方法论。柯林斯在他对TEA激光器的研究中就指出，光靠操作手册是复制不出一台复杂机器的，因为真正的知识是“具身”的，离不开人的参与。知识社会学对工程科学的反思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那些经典研究中的深刻洞察，尤其是宏大理论当中依附于内部关系哲学的部分——例如埃利亚斯和马克思都强调的“整体性”——并不是靠研究方法手册来复刻的。对社会问题的理解，首先来自研究者个人的眼光和品位，宏大理论中的方法要素也是如此。这些后来者总结的启发性方法，描述的是“机器运转的结果”而非“机器制造和操作的过程”，是研究者的选择而非后来者的行动纲领，所以最多是启发思考的工具箱，而非指导研究的方法论。
《一球成名》（2005）剧照。
与之相关的是，宏大理论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不能只摘取形式而忽略内容。理论的形式原本是为了回应具体的经验问题而产生的，因此，如果研究者想借用它的形式，就必须同时关注经验层面的差异，尤其是从宏观转向更微观的研究时。如果只剥离形式、忽视原本的宏观历史过程，那么分析就很容易变成空洞的自我循环，除了不断复制形式之外，并没有真正的进展。我们要意识到，理解宏大理论和亲自考察现实之间是有鸿沟的。没有哪个理论能解释所有社会问题，即使用宏大理论来给自己的研究“贴金”，理解和研究社会终究还是一个需要切身实践（hands-on）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很多社会科学家嘴上总挂着“主体性”，实际上却心甘情愿把理解现实的任务交给了前人的智慧。
最后，对于所有的宏大理论的读者来说尤其重要的是：宏大理论不能指导生活。拉图尔著名的实验室研究提出了“黑箱”的概念，当下社会科学对平台和数字问题的研究对这一概念多有延伸，但对社会科学知识来说，“黑箱化”其实释放出一个更危险的信号：不管是吹捧还是解构宏大叙事，一旦理论被封装成符号、立场变成指导原则，我们就失去了对真实世界的理解。如果说自然科学在仪器和图表中被“黑箱化”，那社会科学中滥用宏大理论的做法，已经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变成了黑箱。理论不应该主导生活，保持开放和启发虽像一场冒险，但有趣和不安本就一体两面。如果我们还想要自由——不管是学术上的还是生活中的——那它一定来自我们愿意在不确定中，亲自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那么，现代体育中的“兴奋”到底有什么样的型构？它又来自怎样的心理和实践？回答这本书的核心问题，其实和面对宏大理论的方法是一样的：整体地看待某一项具体的运动也许是有帮助的（整体性、具体性），型构的形成当中可能存在一些涌现性质的变化（灵活性），但问题的答案最终来自研究者或读者自己的切身实践，且这些答案本身对他们参与的下一场比赛并无损益。
撰文/方腾逸
编辑/李永博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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