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22岁,已经是个小木匠了。

除了种家里那几亩田土,一年里多半时间都在给别家做木工活。

初中毕业以后,我就跟着舅舅学手艺。

舅舅是远近闻名的老木匠,我算是他的衣钵徒弟。

如今虽然年纪还不算大,可跟着他摸爬滚打,出师也有两三年了,慢慢攒下些口碑,找我干活的人一直不断。

头两年,请我的基本都是本乡邻近几个村子的人。

做了几年,名声渐渐传开,活路也跑得远了些,偶尔还会接到隔壁乡镇的邀请。

那时候,木匠还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

谁家盖房子、打家具,都离不了我们。

盖房是大事,主家都盼着请来的匠人贴心可靠,尤其一些农村人看重的“讲究”,更是马虎不得。

相比之下,做家具虽然没那么繁琐,可一般人家也不会常做,多是遇上嫁娶喜事才添置。

比如姑娘出嫁备嫁妆,为了讨个好意头,只要手艺扎实,家具做完后,东家除了工钱,往往还会封个红包谢你。

我活计虽然接得不少,可家里情况一直不太好。

父亲有慢性病,母亲身子也弱,当年我之所以初中读完就没再上学,也是因为家里实在困难。

这几年靠手艺挣了些钱,总算把父母早年欠的债还清了,但手里也没剩下多少积蓄。

父母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常念叨:“你都22了,亲事还没着落,是我们拖累了你。”

我嘴上从不埋怨,可夜深人静时,也会忍不住想。

在那个时候的农村,22岁上下,差不多就是该成家的年纪。

要是错过了这个坎,往后打光棍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和我同龄的几个玩伴,已经有人娶了媳妇,有的甚至怀里都抱上娃娃了。

我家境一般,虽然跟着师傅学了一手木工活,在附近几个村子也算有点小名气,可到了22岁,我还是独自一人。

农忙时节得顾着家里几亩田,一点不能偷懒;等到农闲了,就得赶紧出去接活,挣点现钱。

日子总是忙忙碌碌的,自己的事,反而没太多功夫去琢磨。

1986年10月初,晚稻收进了仓,天也明显凉快下来。

这正是我们这一带打家具的好时候,木材干爽,人也得空。

照往年看,接下来有的忙了。

果然,那天家里来了一位生面孔。

来人50多岁,自称姓杨,住在云麓川,说是特意来找我的。

云麓在我们隔壁,藏在山里头,离这儿大约二十里路,是个出木材的地方,家家户户都堆着好料子。

“小杨师傅,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啊,”他笑着递过来一根烟,“早就听说你手艺扎实,我这次是专门来请你的。家里想打几样像样的家具,你可一定要帮忙。”

云麓那地方我去过几次,山里人家实在,也舍得用好料。

不少家境殷实的人家,女儿还没长大就开始攒木头、备嫁妆了。

靠手艺吃饭的人,有活上门自然不会推。

我和杨大叔谈好了工钱,约了后天动身。

路远,活也不是一两天能干完的,得住在他家。

我得提前把家里安顿好。

父母身体都不太硬朗,柴火要备足,杂事也得交代清楚。

杨大叔临走时乐呵呵地补了一句:“小杨师傅,你得多带两身衣服。我们那儿的老规矩,一家开了工,师傅可能就‘走不脱’喽。等我家的做得差不多了,说不定隔壁邻居就把你请去了。”

听到这话,我心里倒是踏实了几分。

农闲时候,最怕没活干,在家坐着心里发慌。

要是真能一家接一家地做下去,这个冬天,就能过得宽裕些了。

出发前三天,我给父母备好了几块干柴。

第三天一早,我便挑上木匠工具动身了。

家伙不少,几条锯子、几把斧头,还有刨子,都挺沉,分装在两个木匣子里,用扁担挑着正好。

到了云麓,没费什么周折就找到了杨大叔家。

活计开得很顺利。

杨大叔的女儿19岁,听说已经定了亲,我这次来,就是专门给她做嫁妆家具的。

杨大叔是老实本分的山里人,家境倒还算宽裕。

他一儿一女,女儿是老大,一心想把婚事办得风光些。

用他的话讲:“给不了什么金贵嫁妆,但山里木头多,多打几件像样的家具,总还是办得到的。”

于是我在杨大叔家住下了,一连做了七八件大件:两门柜、三门柜、高低柜、箱笼……

前前后后忙了差不多一个月。

活快收尾的时候,山里的雨雪也渐渐密了。

冬天嘛,一下雨下雪,山里人便闲下来,常有三五个乡亲聚到我做活的地方,说是陪我,其实也就是围着看。

我有时开玩笑:“得,我这下偷不了懒了,一人干活,五六个监工盯着呢。”

在云麓这些日子过得挺舒畅。

和乡亲们相处久了,彼此都熟了,说话做事也渐渐没了起初那份客气,反倒透着一股子家常的亲热。

眼瞅着杨大叔家的活儿就要收尾,没想到真有下一家找上门来。

是杨大叔附近的邻居,家里就一件家具要打。

单独为这点活儿请师傅,人家多半不愿跑一趟,正巧我还在,算是凑了个巧。

这么一来,这家还没做完,那家就已经来打招呼约日子了。

活儿竟一件接一件,我在云麓前后待了将近两个月,眼看快过年了。

过了腊月二十,我心里越来越惦记家里,就跟两家还在排队的东家商量:

“这时候了,我出门两个月,总得回家张罗过年。您家的活儿要是愿意等,过完年我就自己过来,每家白送一天工,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话在理,山里人也爽快,便说定开春再动工。

最后那户的活儿,一直忙到腊月二十二下午才彻底收手。

天飘起了雪,这时候赶路确实不太合适。

我去杨大叔家收拾行李时,他一遍遍留我:“天这么晚,走到半路怕就黑透了。不如再住一宿,明儿一早走也不迟。”

可手上没活了,在别人家里干坐着,我实在不自在。

谢过杨大叔的好意,我还是收拾好工具担子上了路。

出门时,风裹着雪片,扑得人睁不开眼。

可我回家心切,又自认走惯了山路,顶多慢一些,总不至于出什么事。

雪却越下越密。

走了约摸一两个钟头,心里估算,也就走出去六七里地。

天彻底黑透了,幸好地上积了层雪,隐隐约约照出路的轮廓。

前面就是有名的九嶂乡,一条五六里长的山坳,小路顺着溪边绕,一路难得见到人家。

我是个手艺人,虽说一个人走雪夜山路,倒也不觉得怕。

想起舅舅在我出师时说过:墨斗就是鲁班祖师,带着它,什么邪祟都不敢近身。

这么一想,心里又踏实了些。

但终究不想耽搁,肩上那担工具也越来越沉,我便不由得加快了步子。

又走了一程,路在前头拐了个弯。

我记得前面该有户人家的。

说是人家,其实也就是沿着山溪搭的几间木屋子。

快到那儿之前,路有个小坡。

房子已经能望见了,窗子里隐约透出些暖光。

我心里一松,脚下不由快了几分。

谁知雪积得比想的还深,一个没留神,整个人就滑倒了。

肩上的工具箱哐当哐当滚出去老远,听声音是卡进坡边的什么地方了。

我在雪里滚了两滚,好在年纪轻,手脚还利索,没伤着,很快就爬起来,拍拍身上雪,活动下手脚,心里一阵庆幸。

可吃饭的家伙不能丢。

我望了望那点亮光,打算先去借个火,再回来找工具箱。

深一脚浅一脚摸到屋前,一边扬着声打招呼,一边敲了门。

里头传来人声,像是一男一女在低低说话。

门开了,暖意混着柴火气扑面而来。

开门的是个裹着头巾的老大叔,手里握着根旱烟杆,脸上带着讶异:

“这大雪天的,小伙子胆子够大啊。”

我赶忙说明来意,说自己是木匠,工具滚到坡下面了,想借个火把照照。

老大叔没推脱,侧身让我进屋坐坐,自己转身去柴堆边翻找,抽了几片杉树皮扎起来。

借着他的动作,我才看清柴堆那儿还坐着个人。

是个年轻女人。

屋里光线暗,看不清模样,但身段和轮廓都显着年纪不大。

她安静地坐在那儿,朝我这边轻轻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

我刚坐下,那姑娘就站了起来。

她没说话,只走到火坑边的碗柜前,取出一个粗瓷茶碗,再从砂锅里倒出一碗热水,端给我:

“喝口热的,暖暖身子。”

她一开口,声音清脆,果然年纪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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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连忙道谢,接过来几口喝下,一股暖意从喉咙滑到胃里。

这时大叔的火把也扎好了。

他一边点燃松明,一边对我说:“雪这么大,就算找到东西,也最好别赶夜路了。在这儿烤烤火,等天亮再说。前面就是乱石滩,黑灯瞎火的摔了,可真没人能听见。”

我接过火把,心里感激,但还是想先把东西找回来。

工具箱是自己打的,很结实,滚下山坡也没散架。

没过多久,我就提着它回到了大叔的火坑边。

原本坐在火边的姑娘已经不在那儿了。

我和大叔围着火坑坐下,他拿来一个陶碗,倒上自家酿的红薯酒递给我。

酒味醇厚,带点甜,我们一边喝一边聊,话不多,却挺暖和。

喝了两碗,大叔起身,有些抱歉地说:“家里就两间屋,另一间躺着孩子她娘,多年不能动……今晚只能委屈你在火坑边将就一下了。”

我连忙说没事。

冬天在我们村里,烤着火睡一夜也是常有的事。

等大叔和姑娘进了里屋,我在柴堆里挑了几块耐烧的硬柴根,架空放进火坑。

这样火不会太旺,却能慢慢烧到天亮。

我裹紧衣服,蜷在火旁的长板凳上,闭了眼。

火光烘着脸,背后也不觉得冷,偶尔听见柴火轻轻的噼啪声,心里反而很踏实。

冬天的火坑边确实好睡,可我半夜还是醒了。

四下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给火坑添了几块柴,睡意全无,索性决定洗把脸,早点动身回家。

火坑边砂锅里温着水,但直接洗脸太烫,得兑点凉的。

我拿着木盆找冷水,看见碗柜前有个木桶,里头却是空的。

我提着桶推开门,想着地坪里该有水缸。

一出门就听见细细的流水声。

循声过去,果然有个大木水缸,是我们这一带常见的“房桶”。

上面架着半片竹子,引来的山溪水正潺潺流进去,在这山里也不怕浪费。

走近一看,缸里却只有半缸水。

因为有活水不断,水面并没结冰。

我舀水时借着月光打量,发现是桶壁上有一块木板裂了。

这缸能盛多少水,不看出水口有多高,就看最短的那块板。

我用凉水洗了脸,心里忽然一动:我在这无亲无故地借住了一夜,总归是欠了人情。自己正好是个木匠,帮他们修好这水缸,也算还了情。

以前跟着舅舅学手艺时,我也做过这种圆木活,讲究的就是严丝合缝、不能漏水。

好在山里人家不缺木材,我在阶基边很快就找到一块合适的杉木。

取出随身带的斧头、刨子,这就动起手来。

怕吵着屋里人睡觉,我用斧头时特意走远了些,蹲到溪边的大石头上砍削。

夜里安静,斧头落下都收着力。

虽说只换一块板,却得顾着整个桶的协调,前前后后忙了快两个钟头。

最后用新削的竹篾紧好箍,把桶放回原位,看着它重新装满水、一滴不漏,我才踏实下来。

忙完这些,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叔和他女儿陆续起床。

这时候我才看清,大叔脸色蜡杨中透着灰暗,一看就是久病缠身。

他女儿叫小安,才二十岁,是他唯一的孩子。

大叔打水时,一眼就瞧见了水缸的变化。

他笑起来,朝我点点头:“小伙子,手艺真行,黑灯瞎火的还帮我把缸补好了,一点不漏。是好师傅。”

我不敢居功,却也没过分谦虚,只回道:“昨晚打扰您休息了,实在过意不去。能帮上点忙,您不嫌弃就好。”

小安一直陪在她父亲身边,也轻声向我道了谢。

我收拾好工具便告辞离开。

路上天黑,走得不太稳当,深一脚浅一脚的,总算平安到了家。

接着就是忙忙碌碌的年关。

父母身体还是老样子,唯一变得频繁的,便是唠叨我的亲事。

他们嘴上着急,仿佛真想赶在年前给我寻个媳妇似的。

在念叨声中过了年,元宵一过,我又动身去云麓。

答应别人的事,总不好失信。

路过小安家,我特意进去坐了坐,谢谢他们父女去年收留我。

大叔的病看着更重了些,不过上次没见着的大娘这回在了,她也提起我修水桶的事,连连道谢。

大叔大概听出了我的声音,披着衣服从里屋慢慢走到火坑边坐下,喘着气和我聊起来。

说了一会儿,他突然问:“小伙子,成家了吗?”

我有点不好意思,低头说:“家里穷,全靠手艺挣点钱,父母身体也不好……没什么姑娘愿意跟我。”

照常理,他该宽慰我两句的。

但大叔听完却沉默了一会儿,再开口时,声音有些吃力:

“小伙子……你要是不嫌弃,我把安丫头许给你,行不行?”

我一时愣住,没想到这位病重的大叔会说出这么直接的话。

下意识地,我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小安。

光线昏暗,看不太清她的表情,但她没有走开,也没有说话。

屋里安静,只有柴火偶尔噼啪轻响。

我隐约觉得,她对父亲的话,似乎并不反感。

大叔继续跟我说:“不是我夸口,我家小安在这附近可是出了名的好姑娘。初中读完了,还画得一手好画。你不信就进屋里看看那三门柜,上头那些花样都是她自己描的。”

原来大叔自己也是木匠,只是这些年身体不如从前,才没再出去接活。

小安从小喜欢画画,早先在父亲打的家具上就试着画过几回。

我当时心里七上八下,答应不是,拒绝更不是。

眼前的小安清新秀丽,在我眼里简直像画里的人,我哪儿还说得出一个“不”字?

见我没摇头,大叔很干脆地跟我说:“你今天还要出去干活吧?没关系,收工了回去赶紧跟家里商量商量。要是觉得行,咱们尽快把你们的事定下来。”

就这样,我匆匆赶到云麓,紧赶慢赶把年前的活儿做完,回家就跟父母说了这件事。

父母一听就坐不住了,马上请了族里长辈一起商量,又找了位能说会道的,带着我正式上门提亲。

我和小安的婚事办得很顺利,也没花太多彩礼。

毕竟从一开始,我就没瞒着我家境困难的情况。

虽然结了婚,可岳父岳母身体都不太好。

女婿也算半个儿,我再穷也不能放着老人不管。

为了方便照顾,我们索性把两位老人接来一起住。

我们夫妻在外挣钱,四个老人在家彼此照应,日子反倒慢慢有了起色。

1990年,我和媳妇一起到广东打工。

起初在东莞厚街的家具厂干了两年,媳妇就跟我商量:要不咱们自己也试试?

于是我们试着弄了个小作坊,中间经历了不少波折,但总算一步步做了起来。

到1998年左右,我们这对曾经穷得叮当响的夫妻,竟然也有了一个二十来人的小家具厂。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一家一直在广东生活。

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但每当想起从前那些日子,心里难免有些酸楚,可更多的还是暖意和感慨。

感谢生活,终究待我们不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