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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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位“低地位”的员工被赋予职权，去监督“高地位”同事、让其配合工作时，“地位与职权不对称”可能导致跨职能协调受阻，这不仅影响员工关系与团队工作效率，还影响整个社会与人民的利益。
比如医院为了合理用药，会让医生负责开药，药师负责审方，但通常来说，医生地位更高，即便药师拥有审核监督的职权，也可能因“地位与职权不对称”在干预时遇到困难，影响医院用药安全与医疗效率，进而影响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那是否有办法让低位者既能有效行使职权，又不引发高位者的抵触，避免这些影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团队发现，数字时代为解决上述问题带来了新机遇。
图片来源：©千库网
过去17个月，在“学科交叉BEST战略”与“科研思政育人模式”引领下，浙大管院教授谢小云、副教授胡琼晶带领博士生叶忱璨深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一线，联合医院药剂科专家戴海斌、何巍，共同跟踪调研了该院上线的“合理用药管理系统”，观察访谈了50余位医生与药师，以“管理学+医学”学科交叉研究，探索低位药师如何实现与高位医生之间的有效协调。
近日，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高水平期刊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上。该研究发现，对数字技术进行权变式利用 （即有策略、灵活地利用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低位者有效实现其跨职能协调目标。
那么如何开展对数字技术的“权变式利用”？本期【科研】专题，一起走近这项促进用药安全、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扎根一线培养“顶天立地”科研人才的高质量研究。
学者简介
胡琼晶，浙大管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领导力，地位、权力与层级，群体与团队
学者简介
叶忱璨，浙大管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变革，人机协作，跨职能协调
学者简介
谢小云，浙大管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学系教授。研究方向：组织变革与转型，极端环境下的团队效能研究，领导力与团队过程，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药剂科专家戴海斌、何巍同为论文合作者。
“权变式利用”的关键在于，
对三个维度进行策略化构型
考虑到医疗体系专业层级分明、协作紧密，“地位与职权不对称”带来的跨职能协调难题在医院表现得更为显著，研究团队选择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开展民族志研究。期间，他们扎根医院一线，跟踪了24名药师和35名医生的日常工作，特别关注药师与医生如何围绕处方进行跨职能协调，并通过“合理用药管理系统”进行互动。
通过大量观察、访谈与数据分析，他们发现，传统场景下，当药师和医生对处方意见不一致时，“地位与职权不对称”会阻碍其有效协调，最终的处方往往只能以医生的意见为准。当“合理用药管理系统”介入后，药师可通过修改系统规则，拦截不合理的处方。如图1所示，系统会弹出警告，并只提供“修改”按钮，医生必须修改处方，否则无法保存。
图一： 不可忽视的系统警告典型案例（处方流程拦截）
这似乎完美地解决了医生不配合的问题，但药师并不敢轻易动用这一“强制权限”。一是怕引来医生的抱怨和抵触；二是担心医疗现场情况多变，“一刀切”的拦截可能影响患者生命健康安全。因此，他们并没有简单地依赖系统强推规则，而是通过任务分类实践，发展出一套灵活运用的策略，研究团队将其称之为“权变式利用”。
为了将这种策略理论化，研究团队基于协调的三个维度（辅助、共同决策、监督），将药师的系统利用策略分别编码为流程优化、知识印记、强制服从，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权变式利用”，即有策略、灵活地利用数字技术。
“权变式利用”的三个维度
1
流程优化
药师借助系统加快审方流程，把原来“人工一审到底”改为“系统先审，我再复审”。这不仅提升了药师审核处方的效率，也优化了跨职能协作，提升整体处方签发的效率。
2
知识印记
药师把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系统提醒的方式向医生传递，从而影响医生的决策。例如，在提醒中说明“给药方案不合理”，并解释“该药品应口服，必须整片吞服”，既传递了专业知识，又不显生硬。
3
强制服从
药师只在医生出现严重错误时，才启动系统的强制拦截功能。他们不随意扩大自己的“指挥范围”，而是在必要处加强管控，守住合理用药的底线。
研究团队表示，“权变性”主要体现在低地位专业人员对这三个维度的策略化构型。也就是说，这三种系统利用方式并不是平均使用的，药师们有意控制系统的“干预力度”：强制服从最为谨慎，知识印记次之，流程优化则较为开放。
总之，“权变式利用”的核心在于：低地位的专业人员并不追求技术使用上的最大化，而是有策略地调控系统介入的程度。他们清楚自己在不同协调场景中的角色，既不回避职责，也不激化冲突。通过这种灵活而有原则的应对方式，药师在复杂的医疗协作中既维护了专业立场，也保障了患者用药的安全与合理。
胡琼晶（右2）带领博士生叶忱璨（右1）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药剂科专家何巍（左1）、戴海斌（左2）交流
不只是改善沟通与协作过程，
“权变式利用”拥有多重功效
研究团队发现，药师通过“权变式利用”数字技术，即有策略地、灵活地使用“合理用药管理系统”，不仅能有效改善与医生之间的沟通与协作过程，还能提升跨职能协调效果，提升整体医疗服务的效率，更好地促进用药安全、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权变式利用”的三重功效
1
效率提升：让合理处方畅通无阻
在没有系统支持的传统模式下，所有处方无论合理与否，都混在一起处理。当药师花费大量时间处理早期的不合理处方时，后面的合理处方就可能被延迟发放，导致整体工作效率低下。而通过“权变式利用”，药师可以有效区分处方优先级，有策略性地使用系统功能，使得合理处方能够快速通过，不合理处方被及时拦截，整体工作效率显著提高。
2
诀窍创造：在解决争议中积累智慧
每次药师和医生成功解决处方争议，都可能催生新的工作诀窍。当临床实践与药理学说明之间出现冲突时，他们通过协商寻找到的变通方案就成为了宝贵的经验积累。这些诀窍可以不断丰富医疗实践的知识库，惠及后续的协作过程。
3
行为规范：技术辅助下的良性改变
通过技术系统对不合理处方进行拦截的成功率高达100%，有效减少了医生的不当处方行为。这种由技术支持的干预方式，既保持了专业间的尊重，又确保了医疗规范的执行，同时促进了合理用药与用药安全。
他们的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
与医疗服务优化带来重要启示
以往的研究揭示，低地位专业人士想要获得高地位专业人士的配合，通常有两种策略：寻求第三方支持和讨好高地位群体。但这两种策略都可能带来各种各样风险。
而研究团队所揭示的“权变式利用”策略，则提供了一条更为可行的路径——低地位专业人士通过对数字技术的“权变式利用”，既行使了职能职权，又避免了高地位专业人士的抵触，在维持良好协作关系的同时，大大提升了跨职能协调的效率与质量。
该研究不仅提出了一种通过数字技术解决跨职能协调“服从难题”的创新策略，丰富了跨职能协调的理论研究，还扩展了对专业人士在目标冲突环境下如何适应技术的理解，为技术适应理论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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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研究也为我国数字化转型、医疗与药学服务效率提升等提供了三点重要的实践启示：
01
数字化转型需要关注“隐形”的地位差异
组织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除了要考虑技术因素，更应重视平行职能间存在的非正式地位差异，这些差异往往会成为技术适应与落地的隐形障碍。成功的数字化转型需要采取权变性方法，在强制服从与灵活应变之间找到平衡。
02
有策略性的技术利用，可有效推动跨专业协作
医疗行业特别依赖跨专业协作来确保治疗方案的安全有效。通过策略性设计和利用，数字技术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沟通媒介，增强医疗专业人士之间的双边学习和相互理解，提升跨专业协作的效率与质量。
03
中国药学服务转型需要新能力建设
随着中国药学服务向“以患者为中心”转型，药师需要提升两方面的能力：专业的药理学知识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药学部门应加强针对性培训，支持药师顺利完成角色转变，在临床决策中发挥更大价值。
该研究也是浙大管院
扎根一线培养人才的生动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不仅发现了数字技术为解决传统组织管理难题带来的新机遇，助推国家“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战略深入落实，还通过“深入一线的人才培养模式”，激发同学们践行“Standing in the field”学术理念，以“顶天立地”研究服务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
此次研究中，博士生叶忱璨在浙大管院教授谢小云、副教授胡琼晶指导下学习并运用民族志的定性研究方法，扎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一线进行深入调研。尽管面临医生工作繁忙、访谈与数据收集工作较为困难等挑战，但博士生叶忱璨在导师们的指导下，最终通过观察、正式与非正式访谈等等，成功克服困难，完成了数据收集与分析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博士生叶忱璨实现了跨学科科研创新能力、思辨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协作能力等多方面的提升。
团队成员、浙大管院博士生叶忱璨扎根医院交流
此外，该研究鼓励本博同学共同参与项目，通过共研协作的方式，本科生从中体会到了科研的乐趣，博士生则通过扎根一线的调研，进一步提升了科研能力。
更重要的是，该研究激发了同学们心怀“国之大者”的科研使命感，研究团队通过构建系统性科研训练路径和扎根一线的多维度能力培养机制，让同学们深刻体会到践行“Standing in the field”学术理念对社会的深远影响，未来将更加注重面向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做研究。
博士生叶忱璨参加首届MOR论文发展工作坊暨学术会议，围绕该研究作学术报告
聚焦“四个面向”，
以有贡献力、有影响力的
高水平科研与学科交叉会聚，
服务国家战略
与人类生活美好进步，
是每一位浙大管院学者的使命。
【科研】系列专题
将持续为你讲述
他们的最新科研进展。
附：论文摘要
Cross-functional coordination is common in contemporary work and requires professionals with different expertise and roles to cooperate to complete tasks. However, conflicts can exist between functions.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specific factor that impedes cross-functional coordination – status–authority asymmetry, where professionals with lower status are assigned functional authority to supervise higher-status professionals and demand their compliance with particular processes or task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uggests strategies for the low-status group to elicit the high-status group’s compliance; however, neither approach is cost-effective. We identify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digital age and investigate how low-status professionals can utilize digital technology to improve cross-functional coordination. We conducted a 17-month ethnographic study in a Chinese hospital to determine how low-status pharmacists obtain compliance from high-status doctors in the prescription review process. We propose that contingent exploitation (i.e., strategically restricted util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achieve the low-status function’spurposes. Through strategic configuration of process streamlining, knowledge imprinting, and compliance enforcement, the low-status group can exert functional authority without evoking fierce resistance from the high-status group.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cross-functional coordination and extends our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in a cross-functional context.
采访编辑：段婷
审核：佟庆、胡琼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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