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兄弟嫌隙
这是一个关于兄弟的故事，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血脉同源，都源自那个名为“基辅罗斯”的古老母亲。
故事的开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在中国的南宋时期，东欧平原上还没有“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泾渭分明的称呼。
那时的他们，都是东斯拉夫人，说着相似的语言，信奉着同一个东正教上帝，他们的文明中心，是一座名叫基辅的辉煌城市。
对于东斯拉夫民族而言，这场浩劫，来自东方。
13世纪中叶，一股来自东方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世界，它的名字，叫蒙古。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带着草原的烈风和战马的嘶鸣，一路向西。
当拔都率领的蒙古铁骑出现在基辅罗斯的土地上时，曾经辉煌的文明不堪一击。
古老的城墙在投石机的轰鸣中坍塌，繁华的城市化为焦土，基辅罗斯的黄金时代，在蒙古人的马蹄之下，戛然而止。
这场共同的灾难，却成了兄弟二人命运的第一个岔路口。
在拔都建立的金帐汗国里，一个身影显得格外落寞而坚韧，他就是未来的“俄罗斯”。
包括莫斯科公国在内的基辅罗斯东北部诸公国，彻底沦为了蒙古人的附庸。
他们必须向大汗俯首称臣，缴纳沉重的贡赋，大公的继位甚至需要得到汗庭的册封。
这就是后来俄罗斯史学家笔下，那段长达二百余年的“鞑靼枷锁”。
这副枷锁是沉重的，也是深刻的。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莫斯科的王公们学会了隐忍、学会了服从，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东方统治者那里，学到了一套全新的生存法则——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绝对服从的君主权威。
他们明白，只有将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才能在夹缝中生存，并伺机崛起。这是一种在屈辱中淬炼出的实用主义，一种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的强悍。这种基因，深深地烙印在了日后俄罗斯帝国的骨血里。
与此同时，另一个兄弟——未来的“乌克兰”——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基辅罗斯的西南部，那片后来被称为“加利奇—沃伦公国”的土地，因为地处偏远，侥幸地躲过了蒙古铁骑最核心的毁灭性打击。
他们没有被直接纳入金帐汗国的版图，得以在废墟之上，艰难地维持着近百年的独立。
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不幸。
幸运的是，他们保留了更多古基辅罗斯的文化传统和相对松散的贵族政治结构。
在这里，王公的权力受到贵族会议（拉达）的制约，商业与手工业也得以缓慢复苏。
他们没有经历“鞑靼枷锁”，灵魂里少了几分东方式的专制烙印，多了几分欧洲式的自由气息。
不幸的是，这份独立是脆弱的。
当东北的兄弟在蒙古人的阴影下卧薪尝胆时，西南的兄弟却发现，自己正赤裸裸地暴露在西方强邻的觊觎之下。
西边的波兰、北边的立陶宛，都像饥饿的豺狼，对这片失去庇护的肥沃土地垂涎三尺。
终于，在1352年，这头孤狼还是倒下了。
波兰与立陶宛两国像分食猎物一样，瓜分了加利奇—沃伦公国。
加利奇和沃伦西部被波兰吞并，而基辅等核心地区则落入了立陶宛大公国之手。
从这一刻起，曾经的同胞兄弟，一个向东，在专制的熔炉中百炼成钢；
一个向西，在异族的统治下苦苦挣扎。
他们操持着日益分化的语言，仰望着同一个上帝，却走上了两条再也无法交汇的殊途。
命运的第一次分野，就此完成。
它像一道无形的鸿沟，横亘在兄弟之间，为日后数百年的恩怨情仇，埋下了第一块沉重的基石。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改变一切。
又是两百年过去，东边的莫斯科公国已经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并开始以“第三罗马”的继承者自居，迅速崛起，露出了咄咄逼人的锋芒。
这让它的西边邻居——波兰和立陶宛，感到了芒刺在背。
为了共同对抗这个强大的新对手，1569年7月，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在卢布林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联姻。
双方签署协议，正式合并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
在卢布林那座华丽的会议大厅里，当两国贵族举杯欢庆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个民族的命运，在这场盛宴中被彻底改写。
这个民族，就是乌克兰。
根据合并协议，原属立陶宛大公国管辖的乌克兰大部地区，被直接划归波兰王国统治。
存在了数百年的公国体制被全面取缔，取而代之的是波兰的行省制度。
这片广袤的黑土地，被划分为鲁西、基辅等六个行省，像一块巨大的蛋糕，被重新切分。
对于乌克兰人而言，这不仅仅是换了个统治者那么简单。
如果说立陶宛的统治还相对温和，那么波兰的统治，则是一副冰冷而沉重的枷锁。
波兰贵族像潮水般涌入乌克兰，他们夺取了最好的土地，将曾经拥有一定自由的乌克兰农民，一步步地变成了依附于土地的农奴。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文化和宗教领域。
波兰人信奉天主教，而乌克兰人世代信奉东正教。
在波兰统治者眼中，东正教是“分裂”的、“野蛮”的，必须予以清除。
他们强制推行宗教合并，试图让乌克兰人改信天主教，接受波兰的语言和文化。
教堂被改建，神父被驱逐，传统的习俗被视为异端。
对于虔诚的乌克兰民众来说，这无异于对他们灵魂的践踏。
压迫的铁锤，一下又一下，重重地敲打在乌克兰民族的脊梁上。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就在这片被压迫的土地上，一股桀骜不驯的力量正在悄然崛起。
在第聂伯河下游，有一片广阔而荒芜的草原，这里三不管地带，法律和秩序都显得苍白无力。
一群不愿忍受波兰贵族压迫的乌克兰人——逃亡的农奴、破产的市民、被剥夺土地的小贵族——聚集到了这里。
他们靠渔猎为生，更靠刀剑立足。
他们组织起纪律严明的军事团体，选举自己的首领（盖特曼），过着一种半耕半战、绝对自由的生活。
他们给自己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哥萨克。
“哥萨克”在突厥语中，意为“自由人”。
这群人，就是自由的化身。
他们能征善战，骑术精湛，来去如风。
他们时而受雇于波兰国王，去边境抵御鞑靼人的侵扰；时而又会因为无法忍受压迫，揭竿而起，将利刃刺向自己的雇主。
他们是乌克兰民族最坚硬的骨头，是反抗精神最鲜活的象征。
在这群哥萨克中，一个人的出现，即将把这股反抗的潜流，汇聚成一场滔天巨浪。
他的名字叫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赫梅利尼茨基出身于一个乌克兰小贵族家庭，他受过良好教育，通晓多种语言，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哥萨克军官。
他本可以安稳地度过一生，但个人命运的悲剧，却与整个民族的苦难交织在了一起。
一名飞扬跋扈的波兰贵族，不仅霸占了他的庄园，抢走了他的妻子，还活活打死了他的小儿子。
赫梅利尼茨基悲愤交加，他四处申诉，却求告无门。
波兰的法律，显然不会为一个“低等”的乌克兰哥萨克，去惩罚一位“高贵”的波兰绅士。
那一刻，个人的仇恨与民族的屈辱，在他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
他终于明白，在这个不公的世道里，想要讨回公道，唯一的工具，就是手中的马刀。
他逃到了哥萨克的中心——扎波罗热，向所有哥萨克兄弟们控诉波兰人的暴行。他的血泪，点燃了每个人心中的怒火。长久以来积压的怨恨，如同火山一般，瞬间爆发。
一场席卷整个乌克兰的大起义，即将拉开序幕。
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哥萨克的出现，为乌克兰的命运带来了新的变数，而赫梅利尼茨基，这位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悲情英雄，正站在这场历史风暴的中心。
他将带领他的人民，走向一条充满鲜血与抉择的未知道路。
02 血色盟约
历史有时候就像一场赌局，当你被逼到绝境，不得不押上一切时，你永远不知道打开骰盅的那一刻，等待你的是救赎，还是一个更深的深渊。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这位满怀国仇家恨的哥萨克领袖，此刻就站在这样一张巨大的赌桌前。
他成功了。
在他的领导下，哥萨克起义的烈火燃遍了整个乌克兰。
波兰贵族的庄园在燃烧，象征着压迫的城堡化为灰烬。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波兰老爷们，第一次尝到了乌克兰马刀的冰冷滋味。
起义军一度所向披靡，整个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都为之震动。
然而，战争从来不只是一腔热血。
联合王国毕竟是当时东欧的头号强国之一，当它从最初的震惊中反应过来，调集重兵进行残酷镇压时，赫梅利尼茨基和他的哥萨克军队开始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哥萨克们是天生的战士，但他们终究是民兵，缺乏正规的后勤、精良的火炮和源源不断的兵源。
战争陷入了残酷的拉锯战，乌克兰大地被鲜血浸透，起义军的力量正在一点点被消耗。
赫梅利尼茨基很清楚，单凭自己，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世。
他必须寻找一个强大的外援，一个能够与波兰抗衡的靠山。
他的目光，越过西部连绵的战火，投向了广袤的东方。
在那里，有一个正在冉冉升起的帝国——沙皇俄国。
选择沙俄，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决定。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他们信仰同一个上帝。在那个宗教高于一切的年代，共同的东正教信仰，是连接彼此最天然、最牢固的纽带。
相比于异教徒波兰人，同宗同教的莫斯科沙皇，怎么看都更像“自己人”。
其次，他们血脉同源。
尽管已经分道扬镳数百年，但在遥远的记忆深处，他们都源自那个共同的母亲——基辅罗斯。
这种若有似无的亲缘关系，让投靠显得不那么屈辱，反而有几分“兄弟重逢”的意味。
最后，沙俄足够强大，且与波兰是世仇。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亘古不变。
于是，在经过反复的权衡与艰难的谈判后，历史的指针，最终指向了1654年的那个冬天。
地点，乌克兰小城佩列亚斯拉夫尔。
这一天，城中的广场上人头攒动，气氛庄严肃穆。
赫梅利尼茨基与一众哥萨克长老们，在沙皇使臣瓦西里·布图尔林的见证下，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效忠仪式。
他们宣誓，向“东方的、虔信的、伟大的沙皇陛下”效忠。
随后，双方正式签订了那份在未来三百多年里，引发无数争议的——《佩列亚斯拉夫尔协议》。
这份协议，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充满了模糊与歧义的矛盾体。
在哥萨克们看来，这更像是一份军事盟约。我们承认你沙皇是大哥，在你罩着下打波兰人。
协议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乌克兰保留极大的自治权，传统的哥萨克盖特曼制度不变，民选的行政机构不变，独立的司法和财政体系不变，六万人的哥萨克军团建制也不变。除了不能自主搞外交，我们基本上还是我们，只是找了个强大的保护人而已。
但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沙皇阿列克谢和他的大臣们，却用完全不同的眼光解读这份文件。
在他们看来，“效忠”和“臣服”这两个词，才是协议的灵魂。
什么自治权，那不过是沙皇对新归顺子民的恩赐，既然可以恩赐，自然也可以收回。
这根本不是什么结盟，而是离家多年的兄弟，终于回到了大家庭的怀抱，是“小俄罗斯”与“大俄罗斯”的重新合并。
一个致命的抉择，就此铸成。
乌克兰人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可以倚靠的兄长，却没料到，这位兄长想要的，不是并肩作战的兄弟，而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家人。
为了摆脱一个看得见的枷锁，他们懵懂地给自己套上了另一个看不见的、却更为坚固的绞索。
协议文本中那些刺眼的“臣服”字眼，如同魔鬼的契约，为日后三百年的民族悲剧，写下了第一个沉重的音符。
请君入瓮之后，接下来要做的，自然就是关门打狗了。
当然，沙皇们都是极有耐心的猎手，他们不会操之过急。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沙俄一边与波兰反复拉锯，争夺对乌克兰的控制权，一边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不动声色地侵蚀着乌克兰的自治权力。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这锅温水被瞬间烧开了。
这个人，就是彼得一世，后世称之为“彼得大帝”。
彼得是个不折不扣的狠人，他的眼里只有一件事——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绝对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帝国。
任何阻碍这个目标的，无论是人还是制度，都必须被碾碎。
在他看来，乌克兰那套哥萨克自治制度，简直就是帝国身上的一块赘肉，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必须切除。
于是，削弱乌克兰自治权的动作，变得系统而露骨。
彼得的步步紧逼，让时任乌克兰盖特曼的伊万·马泽帕，感到了彻骨的寒意。
马泽帕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
他出身贵族，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既是勇猛的将领，也是精明的政治家。
他曾是彼得一世的宠臣和挚友，两人一度关系好到可以同床共枕。
然而，在个人友谊与民族命运之间，他最终必须做出选择。
导火索，是1700年爆发的大北方战争。
沙俄与北欧强国瑞典，为了争夺波罗的海的霸权大打出手。
战火很快蔓延到了乌克兰。
马泽帕请求彼得大帝派遣俄军，协助乌克兰共同抵御瑞典的入侵。
这本是《佩列亚斯拉夫尔协议》中沙俄应尽的“保护”义务。
然而，彼得的回复，却是一句冰冷的拒绝。
他命令马泽帕自己想办法，甚至还嘲讽哥萨克军队不堪一击。
这个回复，像一盆冰水，浇醒了马泽帕。
他终于看清了这位“挚友”的真实面目——在彼得的帝国蓝图中，乌克兰不过是一块可以随时牺牲的战略缓冲地，乌克兰人的死活，根本无足轻重。
所谓的“保护”，不过是吞并的借口。
一种被欺骗、被利用的屈辱感，在他心中翻腾。
与其坐以待毙，被沙俄慢慢吞噬，不如放手一搏，或许还能为乌克兰博一个独立的未来。
于是，在1708年那个冰天雪地的冬天，马泽帕做出了一个震惊整个欧洲的决定——他率领一部分哥萨克军队，转而与沙俄的敌人，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结盟。
这无疑是一场豪赌，赌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赌上了乌克兰的国运。
然而，命运的天平并没有向他倾斜。
在1709年那场决定性的波尔塔瓦战役中，彼得大帝的俄军以绝对优势，击溃了瑞典与哥萨克的联军。
查理十二世狼狈逃窜，而马泽帕，这位试图为民族寻找出路的盖特曼，也在一年后流亡异乡，含恨而终。
他的独立梦想，化为了泡影。
这场失败，对于乌克兰而言是灾难性的。
马泽帕的“叛乱”，给了彼得大帝一个千载难逢的、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完美借口。
从此，在俄罗斯的官方史书中，伊万·马泽帕被钉在了“叛徒”的耻辱柱上，他的名字成了背信弃义的代名词，东正教会甚至对他施以了最严厉的“绝罚”，诅咒他永世不得超生。
但在乌克兰人的心中，尤其是在后世的民族主义者眼中，他却是一位敢于反抗暴政、追求独立的悲情英雄，一个被尊为“国父”的先行者。
彼得大帝用利剑劈开了乌克兰自治的大门，而将这扇门彻底焊死的，是一位女人。
她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俄罗斯历史上与彼得大帝齐名的“女皇”。
如果说彼得的手段是暴烈的、直接的，那么叶卡捷琳娜的手段，则更为阴柔，也更为致命。
她对乌克兰的政策，可以总结为三个步骤，一步比一步狠。
第一步，废除盖特曼。
1764年，叶卡捷琳娜颁布诏书，正式废除了乌克兰的盖特曼制度。
这个延续了百余年、象征着乌克兰自治的最高职位，从此在历史上消失。
没有了首领的哥萨克，就像一群失去了头狼的狼群，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
第二步，解散哥萨克。
乌克兰自治的核心军事力量，是那群驻扎在第聂伯河下游的扎波罗热哥萨克。
他们是乌克兰自由精神的堡垒。
叶卡捷琳娜很清楚，只要这支力量还存在，乌克兰人的反抗就不会停止。
1775年，在取得了对土耳其战争的胜利后，沙俄已经打通了黑海出海口，哥萨克作为边境守护者的利用价值也已消失。
女皇毫不犹豫地下令，俄国正规军突袭了扎波罗热哥萨克的营地“塞契”，将其经营了几个世纪的防御工事夷为平地。
那一夜，据说一位年迈的哥萨克头目，在俄军面前，拒绝交出象征着盖特曼权力的权杖。
他当众将权杖用力折断，一半狠狠地插入第聂伯河畔的泥土，另一半则秘密交给了一位年轻的哥萨克。
他嘶哑着嗓子说：“他们可以摧毁我们的营地，但自由的种子，终将在这里再次发芽。”
哥萨克头目们或被流放，或被遣散，普通的哥萨克则被强行编入俄国军队，或者干脆沦为农奴。
那支曾让整个东欧闻风丧胆的哥萨克军团，就这样被彻底肢解。
第三步，行政一体化。
做完了前面两步，最后一步便水到渠成。
叶卡捷琳娜撤销了管理乌克兰事务的“小俄罗斯衙门”，在乌克兰全境设立了与俄国本土完全相同的总督辖区。
同时，她在当地全面推行俄国的农奴制和行政体系。
更高明的是，她还懂得“胡萝卜加大棒”的道理。
一方面残酷镇压反抗，另一方面则极力拉拢乌克兰的上层精英。
1785年，她颁布《贵族特权诏书》，赋予乌克兰贵族与俄罗斯贵族完全同等的地位和权利。
这意味着，只要你肯放弃自己的民族认同，说俄语，学俄国礼仪，效忠女皇，你就可以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这一招釜底抽薪，效果显著。
大批乌克兰贵族精英，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争先恐后地“俄罗斯化”，逐渐与自己的民族和土地割裂开来。
至此，叶卡捷琳娜用她那微笑的利剑，完成了彼得大帝未竟的事业。
曾经那个拥有高度自治权的乌克兰，已经从法理到事实上，彻底沦为了沙俄帝国的一个“普通行省”。
长达三百年的合并之路，最终走到了吞噬的终点。好
03 禁锢的灵魂
征服一片土地，靠的是刀剑；而要征服一个民族，则需要磨灭它的记忆。
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将乌克兰的行政建制彻底纳入帝国版图后，她的继任者们便开始了一项更为宏大，也更为艰难的工程——对乌克兰民族的灵魂进行格式化，然后装入一个名为“俄罗斯”的操作系统。
这项工程，就是贯穿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化”政策。
其核心逻辑非常简单粗暴：在这个统一而伟大的俄罗斯帝国里，只应该有一种声音——俄语；
只应该有一种文化——俄罗斯文化；
也只应该有一种历史记忆——那就是俄罗斯的历史。
至于乌克兰语、乌克兰文化、乌克兰历史……对不起，那些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们只是“大俄罗斯”文化下一个不规范的、充满乡土气息的“方言分支”，需要被纠正，被统一。
一场没有硝烟，却直指灵魂的战争，在乌克兰的土地上悄然打响。
19世纪中叶，基辅。
这座曾经的基辅罗斯古都，如今已经是沙俄帝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
城中新建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学（今基辅国立大学），红色的外墙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庄重。
在一间宽敞的教室里，一位留着络腮胡的教授，正用字正腔圆的俄语，向台下的年轻学子们讲授着帝国的历史。
他的声音洪亮而权威，讲述着莫斯科公国如何团结罗斯诸邦，摆脱鞑靼人的枷锁；
讲述着彼得大帝如何励精图治，打开通往欧洲的窗户；
讲述着叶卡捷琳娜女皇如何开疆拓土，奠定帝国的辉煌。
在这些宏大的叙事中，“乌克兰”这个词，几乎是缺席的。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着中央王朝俯视边陲意味的词——“小俄罗斯”。
教科书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小俄罗斯”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的居民说的“小俄罗斯方言”，需要被标准的、优美的俄语所规范。
历史被重新编撰，赫梅利尼茨基的起义，被定义为“小俄罗斯人民对回归祖国母亲怀抱的热切期盼”；
而马泽帕，则是一个十恶不赦、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大叛徒。
这就是官方设定的“正确记忆”。
课堂上的学生们，大多是乌克兰当地贵族或富裕家庭的子弟，他们穿着得体的俄式制服，安静地听讲，认真地做着笔记。
从表面上看，教化的效果似乎相当不错。
他们中的许多人，未来将成为帝国的官员、军官或学者，成为“俄罗斯化”政策最坚定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然而，思想的火种，总是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里悄然燃烧。
课堂之外，当夜幕降临，在宿舍昏暗的烛光下，一些学生会秘密地聚在一起，传阅着一些破旧的手抄本。
那上面写的，不是普希金或莱蒙托夫，而是一个名叫塔拉斯·舍甫琴科的人写的诗。
舍甫琴科，一个出身农奴的乌克兰诗人、画家。
他的身世，就是整个乌"克兰民族苦难的缩影。
他的诗，是用最纯正、最地道的乌克兰语写成的。
诗句里没有帝国的宏大叙事，只有对故乡辽阔草原的深情眷恋，对哥萨克自由精神的热情赞颂，以及对沙皇专制统治最深沉、最痛苦的控诉。
“……在自己的家园，却没有自己的真理，没有力量，也没有自由……”
这些诗句，像一把把尖锐的锥子，刺破了官方历史那层华丽的谎言，唤醒了年轻人心中沉睡的民族情感。
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原来有着如此不同的一段记忆；
自己的母语，原来可以谱写出如此动人的篇章。
官方在课堂上用俄语构建着一个统一的帝国神话，而舍甫琴科的诗，则在地下用乌克兰语守护着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
一场关于语言、记忆和身份认同的文化战争，就这样在明暗两面激烈地进行着。
压制者与反抗者，在年轻一代的心灵战场上，展开了无声的较量。
如果说，之前的“俄罗斯化”政策，还多少带着一些“教化”和“引导”的温情面纱，那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这层面纱被彻底撕下，露出了狰狞而粗暴的本来面目。
1876年5月，德国的温泉度假胜地，厄姆斯。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位以解放农奴而闻名于世的“改革沙皇”，在这里签署了一道后来被称为《厄姆斯法令》的敕令。
这道法令，可以说是将沙俄帝国的文化专制主义推向了顶峰。
它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要从物理上、从公共领域里，彻底消灭“乌克兰语”这个存在。
法令严厉禁止：
在国内出版和发行任何乌克兰语的书籍、小册子和翻译作品。
从国外输入任何乌克兰语的印刷品。
用乌克兰语进行任何戏剧表演、公开演讲和歌曲演唱。
在学校里教授乌克兰语。
甚至，连乐谱上的乌克兰语歌词，都必须用俄语标注。
一夜之间，乌克兰语成了一种“非法语言”。
它被逐出了学校、剧院、出版社，只能退回到乡间农舍的厨房里，在母亲对孩子的低语中，艰难地延续着生命。
这已经不是文化压制了，这是一种文化的“种族灭绝”。
沙皇政府试图通过这种极端高压的手段，让乌克兰民族变成一个失语的民族，一个遗忘了自己是谁的民族。
然而，他们终究是低估了文化与记忆的韧性。
就在《厄姆斯法令》的墨迹尚未干透之时，反抗的火种，在另一个地方被点燃。
这个地方，叫利沃夫。
利沃夫，以及它所在的加利西亚地区，在历史上被波兰瓜分后，又辗转落入了奥匈帝国之手。
相比于沙俄帝国铁板一块的专制统治，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拼凑帝国”，其内部的统治相对宽松。
在这里，乌克兰语的使用和乌克兰文化的研究，并没有被严厉禁止。
于是，利沃夫成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境外根据地”。
在利沃夫那些狭窄古老街道的某个地下室里，印刷机在烛光下彻夜不息地轰鸣着。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在这里印刷被沙俄列为禁书的舍甫琴科诗集、乌克兰历史著作，以及用乌克兰语写成的小说和文章。
然后，这些“精神食粮”会被打包成不起眼的货物，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像涓涓细流一样，偷运回沙俄统治下的乌克兰地区。
每一个运送者，都可能面临被逮捕、被流放西伯利亚的命运。
有一个年轻的学者，就因为在基辅的家中私藏了从利沃夫运来的“禁书”而被捕。
在法庭上，面对俄国法官的审判，他放弃了用俄语为自己辩护。
他挺直了胸膛，用清澈而坚定的乌克兰语，高声朗诵起舍甫琴科的诗篇。
他的声音在庄严的法庭里回荡，每一个词语，都像是在控诉这个禁锢灵魂的时代。
最终，他被判处流放。
但在他被带走的那一刻，旁听席上许多乌克兰人的眼中，都燃起了同样的火焰。
沙皇的法令可以禁止书籍的出版，却无法禁止思想的传播。
越是禁锢，反抗的意志就越是顽强；
越是试图抹去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反而会变得越重。
沙俄的极端高压政策，非但没能消灭乌克兰的民族认同，反而像一个严苛的教官，把它锤炼得更加纯粹，更加坚定。
04 红色悲剧
沙皇的宝座最终在革命的烈火中化为灰烬，但对于乌克兰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而言，这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终结。
旧的帝国崩溃了，新的帝国正在废墟上崛起。
它的旗帜是红色的，它承诺给人民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天堂。
然而，通往天堂的道路，有时候，恰恰是由地狱的砖石铺就的。
在经历了德国、奥匈、白军、波兰等多方势力轮番登场的四年血腥混战后，乌克兰最终被撕裂成两半。
西乌克兰沦为波兰的殖民地，而东乌克兰，则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成为了新生的苏维埃联盟最初的加盟国之一。
乌克兰人似乎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尽管这个国家的主权，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在莫斯科的手中。
起初，日子似乎还过得去。
列宁推行“本土化”政策，一度鼓励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发展，仿佛昔日沙皇的文化枷锁已经一去不复返。
但这一切，都随着一个人的上台而戛然而止。
这个人，就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我们更熟悉他另一个名字——斯大林。
斯大林是一个钢铁巨人，他的意志就是苏联的法律。
他有一个宏伟的梦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能够与整个西方世界抗衡的强大工业国。
工业化需要钱，需要机器，需要技术。
钱从哪里来？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苏联当时能拿得出手的硬通货，就是粮食。
于是，一个冰冷而残酷的逻辑链条形成了：
为了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出口大量的粮食；
为了出口大量的粮食，必须从农民手中征集到足够的粮食；
而为了最高效地征集粮食，必须将千百万分散的小农，整合进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的集体农庄里。
这个逻辑的终点，就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名为“农业集体化”的狂飙运动。
而乌克兰，这片以“欧洲粮仓”闻名的肥沃黑土地，不幸地，正处在这场风暴的最中心。
1932年的秋天，乌克兰的一个村庄。
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金色的麦浪本应预示着富足和希望。
然而，村民们的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喜悦，只有深深的恐惧和绝望。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
一队队由工人、党员和秘密警察组成的征粮队，开进了村庄。
他们不是来收购粮食的，他们是来“征集”的，或者说，是来没收的。
国家下达的粮食征购指标，高得离谱，完全超出了土地的产出和农民的承受能力。
但对于征粮队来说，指标就是命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完成。
他们闯入每一户农家，像一群饿狼。
他们用刺刀撬开地板，捅破墙壁，翻遍床底和阁楼，搜寻任何可能藏匿粮食的地方。
他们不仅拿走了谷仓里的粮食，还抢走了农民留作过冬口粮的面粉，甚至连准备来年春天播种的种子粮，都被搜刮一空。
一位老农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征粮队员，给他嗷嗷待哺的孙子留下最后一点麦麸。
回答他的，是冰冷的枪托和一句呵斥：“你在破坏苏维埃的工业化建设！”
任何形式的反抗，都会被立刻定性为“富农的破坏活动”。
“富农”这个词，在当时是一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标签。
你可能仅仅因为养了一头牛，或者雇过一个短工，就会被划为“富农阶级”，成为国家的敌人。
对付敌人，自然要用最残酷的手段。
财产被没收，人被流放，甚至被当场处决。
村庄里，哭喊声、咒骂声、枪声，此起彼伏。
曾经宁静的田园，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冷酷无情的国家机器，正以建设未来的名义，碾碎着眼前的现在。
那些绝望的乌克兰农民，成了这部宏大机器运转时，最先被消耗掉的燃料。
当乌克兰的村庄里，饥饿如同瘟疫一般开始蔓延时，关于饥荒的紧急报告，雪片般地飞向了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
时任哈尔科夫（当时乌克兰的首都）州委第一书记的捷列霍夫，鼓起勇气，当面向斯大林汇报了乌克兰饿殍遍野的惨状。
然而，在斯大林那间著名的办公室里，他得到的，不是领袖的同情与援助，而是近乎侮辱的嘲讽。
斯大林抽着烟斗，用他那特有的、平静而冷酷的格鲁吉亚口音说道：“有人告诉我，你，捷列霍夫同志，是个出色的演说家。看得出来，你真的很会讲故事，编造这样一个关于饥荒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这办不到。”
在斯大林看来，根本不存在什么天灾，所谓的“饥荒”，不过是乌克兰农民，尤其是那些心怀不满的“民族主义分子”，为了对抗集体化，故意怠工、藏匿粮食的结果。
这是对苏维埃政权的公然挑衅和破坏。
对于挑衅，他的回应从来只有一个——更加猛烈的打击。
很快，捷列霍夫被解除了职务。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由斯大林亲自签发的、更加严厉的密令。
其中最致命的一道，是1933年1月22日，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同签署的“关于禁止饥饿农民大规模迁移”的密令。
这道密令，彻底封死了乌克兰饥民的最后一条生路。
文件将农民的出逃行为，定性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波兰间谍机构组织的破坏行为”，目的就是“为了发动农民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和集体农庄”。
乌克兰的边境被军队和警察封锁，火车站、交通要道设立了无数关卡。
成千上万试图逃往俄罗斯或者其他地区求生的饥民，被拦截、逮捕，然后遣返回他们那早已空无一粒粮食的村庄，等待死亡。
乌克兰，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看不见的“饥饿集中营”。
与此同时，一个无比讽刺的画面正在上演：当乌克兰农民在饥饿中啃食树皮、挣扎死去时，一列列满载着从他们手中夺走的粮食的火车，正源源不断地驶向黑海的港口。这些粮食将被装上货船，运往西方，为斯大林的宏伟工业化蓝图，换取宝贵的外汇和机器。
国家工业化的宏大叙事，就这样建立在了数百万农民的尸骨之上。
宏伟的第聂伯河水电站的灯光，与乌克兰村庄里熄灭的生命之火，形成了那个时代最黑暗、最强烈的对比。
权力的冷血与傲慢，在这场人为制造的悲剧中，暴露无遗。
1933年的春天，本应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但在乌克兰的城市街头，死亡的气息却浓得化不开。
尽管城市里的粮食供应比农村要好一些，但饥饿的阴影同样无处不在。
每天清晨，都会有专门的车辆，沿街收集那些在前一天夜里饿死在街头的尸体。
人们对此已经麻木了。
街边的饿殍，和路边的石块一样，引不起行人一丝一毫的侧目。
一个孩子在路边，眼神空洞地啃着一块树皮，他的母亲，或许已经倒在了不远处的某个角落。
然而，官方的报纸和广播里，却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媒体上连篇累牍地报道着集体农庄的丰硕成果，赞美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关于饥荒，一个字都不能提，仿佛它从未发生过。
国际社会并非对此一无所知。
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得知乌克兰发生严重饥荒后，曾提出愿意提供粮食援助。
但这些善意的请求，都被苏联政府以“境内不存在饥荒”为由，断然拒绝。
对于斯大林来说，承认饥荒，就等于承认自己政策的失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国家的形象和领袖的权威，远比数百万人的生命更重要。
就在这片被谎言和死亡笼罩的土地上，一个孤独的声音，试图刺破这层厚重的铁幕。
他叫加雷斯·琼斯，一位年轻的英国记者。
他不相信苏联官方的宣传，凭借着自己曾担任过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顾问的身份，伪装成去参观拖拉机工厂，设法潜入了被严密封锁的乌克兰农村。
他亲眼目睹了那地狱般的惨状：村庄十室九空，田地荒芜，活着的人像幽灵一样在寻找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到处都是哭声：‘我们没有面包了，我们快要饿死了！’”
琼斯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第一手的见闻带回了西方，并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报道，揭露了乌克兰大饥荒的真相。
然而，他的声音，很快就被当时弥漫于西方知识界的亲苏浪潮所淹没。
许多著名的西方记者和作家，比如《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为了维护自己与苏联政府的良好关系，公开发文否认饥荒的存在，将琼斯的报道斥为“危言耸听的谣言”。
真相被掩盖，悲剧在沉默中继续。
这场后来被乌克兰人称为“Holodomor”（意为“饥饿灭绝”）的大饥荒，最终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
具体的数字，至今仍有争议，但它在乌克兰民族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深可见骨的伤口。
这道伤口，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和征服，都更加深刻，更加疼痛。
因为它不仅仅是关于死亡，更是关于被背叛、被牺牲、被蓄意抹杀的集体创伤。
这笔血债，成为了日后俄乌两个民族之间，最难以跨越的鸿沟。
05 撕裂的身份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有时候，一个民族最深重的灾难，也可能成为其寻求解放的契机。
乌克兰大饥荒的恐怖记忆，像烙铁一样，深深地烙印在乌克兰人的灵魂深处。
它让许多人彻底看清了一件事：无论是白色的沙皇，还是红色的苏维埃，只要权力的中心在莫斯科，乌克兰就永远摆脱不了被控制、被牺牲的命运。
独立的渴望，如同地下奔涌的岩浆，在沉默中积蓄着力量。
它只需要一个机会，一个让整个世界天翻地覆的机会，就能喷薄而出。
1939年，这个机会来了。
希特勒的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斯大林以“建立东方防线”为名，与希特勒背靠背地瓜分了波兰。
苏联红军兵不血刃地占据了波兰东部，包括历史上属于乌克兰的西部地区。
就这样，在两个独裁者的交易中，东西乌克兰“合二为一”，讽刺性地实现了“统一”。
但这种表面的统一之下，是更加汹涌的暗流。
对于许多饱受苏联压迫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来说，一个新的、看似可行的选项，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既然苏联是我们的头号敌人，那么，敌人的敌人，会不会就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敌人的敌人”，就是纳粹德国。
在当时许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看来，德国人似乎是解放的希望。
他们纪律严明，装备精良，而且与苏联势不两立。
借助德国的力量，赶走苏联人，实现乌克兰的独立建国，这似乎是一条逻辑上完全说得通的道路。
这个想法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名叫斯捷潘·班德拉的激进民族主义领袖。
班德拉是个狠角色，年轻、狂热、不择手段。
他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OUN）信奉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为了乌克兰的独立，可以与任何人合作，也可以对任何人拔刀，包括波兰人、犹太人，当然，还有他们最痛恨的俄罗斯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
德军以闪电般的速度，撕开了苏联的西部防线，长驱直入。
当德军的坦克开进西乌克兰重镇利沃夫时，班德拉的追随者们欣喜若狂。
他们认为，解放的时刻到了。
6月30日，就在德军占领利沃夫的当天，班德拉的副手雅罗斯拉夫·斯特茨科，在城中的广播电台里，单方面向全世界宣布：“乌克兰国，已宣告成立！”
这份仓促的“独立宣言”，充满了对未来的天真幻想。
他们热情洋溢地表示，新生的乌克兰国，“将与伟大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紧密合作，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在全世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的一腔热情，完全是自作多情。
希特勒对乌克兰的兴趣，不在于它的独立，而在于它的土地、粮食和资源。
在他的种族主义理论里，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只配为德意志的“优等民族”充当奴隶。
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根本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所谓的“解放者”，露出了比苏联人更加狰狞的面目。
纳粹的反应迅速而无情。仅仅几天之后，班德拉、斯特茨科等一众民族主义领袖，就被德国人逮捕，关进了集中营。
那份刚刚发表的“独立宣言”，成了一张废纸。
这场短暂而幼稚的“独立”闹剧，让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们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和悲剧的境地。
他们试图在两个魔鬼——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寻找出路，结果却被两个魔鬼轮番玩弄和抛弃。
更致命的是，这段与纳粹短暂的“合作”历史，成了一个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
在战后的苏联官方叙事中，班德拉和他的追随者被定性为“法西斯匪帮”、“纳粹的走狗”，成为了邪恶的代名词。
而在独立的乌克兰，尤其是在西部地区，班德拉却被许多人视为反抗苏联暴政、追求民族独立的英雄。
关于他的评价，成为了日后撕裂乌克兰社会、激化俄乌矛盾的一个重要引爆点。
英雄还是叛徒？
一个人的历史定位，取决于你站在谁的立场上。
这种身份认同的根本性分裂，预示着这个国家未来的坎坷命运。
战争结束了。
乌克兰全境再次回到了苏联的版图。
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俄乌关系在苏联这个“大家庭”的框架下，维持着一种表面的和平与“兄弟情谊”。
但历史的伤痕，从未真正愈合，只是被强大的国家机器暂时掩盖了而已。
就在这种平静之下，一个看似漫不经心的决定，却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
1954年，为了纪念《佩列亚斯拉夫尔协议》签订300周年，也为了彰显苏联各民族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主导做出了一个决定：将行政上一直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克里米亚半岛，划归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管辖。
赫鲁晓夫本人与乌克兰有着深厚的渊源，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在乌克兰起步的。
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或许有几分“衣锦还乡，回馈乡里”的意味。
在那个年代，这确实算不上什么大事。
反正都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把一个州的管辖权从一个加盟共和国，挪到另一个加盟共和国，就像把左口袋里的东西，放到右口袋里一样，不过是一次行政区划的调整。没
有人会想到，这个“大家庭”，有一天会分崩离析。
克里米亚，这个黑海上的战略要地，居民以俄罗斯族为主，又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所在，其归属问题，本身就极为敏感。
赫鲁晓夫这个看似象征“兄弟情谊”的政治姿态，在几十年后，当苏联帝国轰然倒塌时，瞬间变成了一枚引爆俄乌冲突的核弹。
1991年，苏联解体。乌克兰终于迎来了梦寐以求的独立。
然而，摆脱了莫斯科的控制，并不意味着找到了未来的方向。
独立的乌克兰，像一艘迷航的巨轮，在亲俄与亲西方两条航线之间，反复摇摆，痛苦挣扎。
历史的旧账，被一笔笔地翻了出来。
大饥荒的责任谁来负？
班德拉到底是英雄还是法西斯？
官方语言应该是乌克兰语还是俄乌双语？
应该加入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还是拥抱西方的北约和欧盟？
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刀，深深地割裂着乌克兰的社会。
东部和南部地区，那里的人们说俄语，信奉东正教，与俄罗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西部地区，则在历史上受波兰和奥匈帝国影响更深，民族认同感更强，对俄罗斯充满了警惕和怨恨。
这种撕裂，最终在21世纪的基辅独立广场上，以最激烈的方式爆发。
无论是2004年的“橙色革命”，还是2014年的“广场革命”，其本质，都是乌克兰内部亲俄与亲西方两种发展道路的生死对决。
而每一次对决的背后，都少不了俄罗斯那只巨大的、无形的手。
当乌克兰的民选总统，因为拒绝签署与欧盟的联系国协定，而被愤怒的民众赶下台时，俄罗斯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
在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普京看来，乌克兰倒向西方，是对俄罗斯核心战略利益的致命背叛。
他那句著名的论断“乌克兰甚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国家”深深地刺痛了每一个乌克兰人的民族自尊心。
于是，克里米亚的“赠礼”被强行收回，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燃起了战火。
历史的恩怨，终于在现实中兑现。
在一次纪念二战胜利的活动中，基辅街头发生过这样一幕：一位胸前挂满勋章、曾参加过苏联红军解放乌克兰的乌克兰老兵，与一位将“乌克兰起义军”（班德拉的武装力量）视为民族英雄的年轻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老兵指着年轻人的鼻子，怒斥他是“法西斯余孽”，是民族的叛徒。
而年轻人则毫不畏惧地反问他：“你为之战斗的那个国家，给我们带来了大饥荒！你所谓的解放，是解放了我们的土地，还是禁锢了我们的灵魂？”
这场对话，没有答案。
它浓缩了乌克兰内部，以及俄乌之间，对于历史记忆的根本性分裂。
最终，这种分裂，在2022年的春天，演变成了全面战争的炮火。
曾经的兄弟民族，如今兵戎相见。
历史的伤痕被再次撕开，鲜血淋漓。
无论这场战争的结果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承受代价的，终归是两国的普通百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碾压过无数无辜的生命，留下的，是一道漫长而黑暗的轨迹。未来的和解之路，必将铺满荆棘，遥远而艰难。
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或许，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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