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北京的政治圈子里出了个不大不小的“深水炸弹”。
一份申请书摆在了党组织的案头，递交人叫刘锡昌。
这名字现在的年轻人听着估计一脸懵，但在七十年代，那是能在北京城横着走的角儿。
申请书上没写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搞痛哭流涕那一套，核心意思就几个字：“我请求退党。”
这操作简直让人看不懂。
要知道，哪怕是犯了错的干部，为了保住那层身份，哪个不是写检查写到手软，只求个“留党察看”？
主动要走的，刘锡昌还真是独一份。
仅仅两个月，组织那边也没含糊，没挽留，没谈话，干脆利落敲了章：批准，除名。
这一年，刘锡昌56岁。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离开，更像是一个荒诞剧本的最后一场戏，演完了，灯灭了，观众散了。
说起刘锡昌这人，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
这哥们的起点，其实挺让人佩服的。
1934年出生在江苏睢宁，家里穷得叮当响。
那时候的穷孩子只有两条路，要么饿死，要么拼命。
刘锡昌属于后者。
12岁那年，鼻涕还没擦干呢，他就参军了。
那可是1946年，内战正打得凶，他在华东野战军里当看护员、卫生员。
别看岁数小，那也是在死人堆里滚过来的，见过血，拼过命。
建国后，这“红小鬼”脱了军装，分配到了后来的北京光华木材厂。
那一阵子，刘锡昌是真的一心扑在干活上。
毕竟是部队出来的，纪律性强，又能吃苦，锯木头都能锯出花来。
1958年入党的时候，他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先进模范。
要是没后来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他大概率会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劳模，拿着退休金，在公园里遛鸟下棋。
可是吧，1966年那阵风，刮得太邪乎了。
这风一吹，原本踏实肯干的木匠，心也跟着躁动了。
咱们现在看历史觉得不可思议，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越是大老粗，越显得“革命”，手上的老茧就是通往权力的通行证。
刘锡昌条件太好了：根正苗红的贫农，当过解放军，又是工人阶级。
再加上他嘴皮子利索，脑子活泛，很快就在厂里拉起了一支队伍，成了造反派的头头。
接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剧本了：夺权。
1967年4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这可是掌握首都生杀大权的班子。
在那份名单里，刘锡昌的名字赫然在列。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这是啥概念，这么说吧，当时讲究“老中青三结合”，刘锡昌就是那个被选中的“工人代表”，地位直逼当年的陈永贵、吴桂贤。
这人一旦坐上了火箭，想停都停不下来。
到了1973年，刘锡昌已经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了。
这级别，换算到现在，那就是北京市副市长。
不仅如此，从党的九大开始，他连续三届当选中央委员。
你想想，多少老将军、老革命，提着脑袋干了一辈子，都不一定有这待遇。
他一个木匠，几年时间就登顶了。
那时候的刘锡昌，风光无限。
出门有专车，张口就是“最高指示”，走到哪都是掌声雷动。
这种感觉，太容易让人迷失了。
他真以为自己懂政治、懂管理了。
其实呢？
他还是那个木匠，只不过手里的锯子变成了权杖，而且是瞎挥舞的那种。
在那个位置上，他干了什么？
说白了，就是跟着极“左”路线跑。
整人、批斗、搞武斗，他是推波助澜的。
在权力的漩涡里，他不但没保持清醒，反而成了那个时代疯狂逻辑的执行者。
但是，这世上哪有只涨不跌的股票？
政治这玩意儿，更是高风险期货。
1976年，“四人帮”倒台。
这一下，天亮了，那些靠造反起家的“直升机干部”，油箱也空了。
到了1978年，风向彻底变了。
实事求是回来了，清理“三种人”开始了。
刘锡昌这种靠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的人，自然是重点清理对象。
1983年，结局来了。
所有职务，撸个精光。
专车没了，秘书撤了，前呼后拥的人群散了。
49岁的刘锡昌，接到了最后的通知：回北京光华木材厂，继续当你的工人去。
这反差，比过山车还刺激。
前一天还在主席台上指点江山，后一天就得回车间闻木屑味儿。
这种从云端直接脸着地的摔法，搁谁身上都得散架，没疯都算是心理素质好的。
我们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曾经不可一世的“刘副主任”，穿着工装回到厂里。
那些曾经被他整过的老同事怎么看他？
那些曾经巴结他的小人怎么嘲笑他？
这种尴尬和煎熬，比坐牢还难受。
但他必须受着。
这就是代价。
接下来的七年，刘锡昌沉默了。
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在回味当年的风光，还是在忏悔自己的罪过？
档案里没写，咱也不敢瞎猜。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个政治舞台，早就把他抛弃了。
直到1990年，他递交了那份退党申请书。
有人说他是因为审查太久，心灰意冷；也有人说他是自知罪孽深重，没脸再待下去。
不管怎么说，这是他对自己政治生命做的最后一次了断。
组织上批准得很快。
对于这样一个已经没有任何政治价值、且背负着历史错误的人，离开或许是双方最好的解脱。
刘锡昌后来就在木材厂干到了退休，彻底消失在了茫茫人海里。
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名字，也渐渐被尘土掩盖，成了故纸堆里的一个符号。
回过头来看，刘锡昌这个人，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
他是被那个荒诞时代吹起来的泡沫，风一停，泡沫就碎了。
他的悲剧就在于，他误把时代的红利当成了自己的本事，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最后撞得头破血流。
当个人命运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土壤，任何看似辉煌的飞跃，最终都得连本带利地吐出来。
1990年的那次退党，与其说是抗争，不如说是一次迟到的认命。
2003年，刘锡昌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
走的时候很安静，没引起什么波澜，就像一片叶子落回了泥里。
参考资料：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党史资料》，北京出版社，2001年。
郭德宏，《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
《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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